从地理上看，美国曾经是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将是个孤立的国家。我们被一左一右两个大洋裹挟，我们也是唯一在战后不缺钱的国家。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太多交往：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是战胜国——为何美国的投资者甚至认为德国、法国、意大利或者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了呢？
源于对世界的好奇，我开始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答案。机会就在那儿，如果你能找到，就去投资。我们并不受历史、地理、传统或者类似荒谬因素的局限。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投资，在全世界各地投资。我们大量使用杠杆（即以手中投资组合资产反复抵押贷款，获得更多资金去投资），这也积累了巨额风险，好在我们方向做对了。当然，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对了。
1971年，我们遭受了创业初期以来的首次重大挫折。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窗口”，即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尼克松同时还宣布美国将征收10%的进口货物税，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在现有状况下统统冻结90天。sup/sup
我们正好在日本股市上做多，日本一直蓬勃发展，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市场却无人关注。日本股票很便宜，且正在慢慢上涨，日元也非常健全。我们做多日本市场，并将大量头寸做空美国股市。尼克松在周日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随后的一周，我们做多的日本股市暴跌了20%，而我们大量做空的美国股市却一飞冲天。那一周我们备受煎熬！好在我们手里还有北海石油股票，算是弥补了我们的损失。我们投资的这家欧洲石油公司正持续产油，增长强劲，源源不断地从北海“挖”出财富。
然而，作为最广泛的大宗商品交易，或许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作为一种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更为重要的资产），石油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作为大宗商品开始交易。几十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原油交易前，石油交易都是经纪人或者从事能源业务的人通过电话完成交易的。其他如纸、钢铁、铀等有广阔市场的大宗商品，也从未引起在交易所交易的圈内人的关注。煤已经存在数百年，但那些买卖煤的人仍然在研究他们的生意，而未从这个有组织的市场中获益。
早在1971年，在油价大幅飙升的前两年，量子基金已经投资了石油和天然气。我的研究表明，石油、天然气正面临严重短缺。我收到一家公司的招股书，该公司表示正准备发行30年期企业债券，所募资金将用于投资天然气管道业务。招股书中指出，该公司现有天然气储量可供应8年——如果真像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除非这一行业发生重大改变，不然这家公司的天然气管道里将空空如也。多年来这一行业惨淡经营，天然气储量逐年递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采石油无利可图。
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拥有天然气生产商向州际管道公司出售天然气的定价权，不过政府定价（直到1971年仍然）太低。那年我14岁，我对最高法院一无所知，但对美国西南地区的油田却非常熟悉。我始终记得父母开车带着我从亚拉巴马州到姥姥家所在地俄克拉何马州，一路要经过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钻井区域，到处可见石油和天然气燃烧的火焰。当石油工人用钻机抽出石油时，伴生而出的气体会被工人们烧掉。天然气价格太低，已令石油公司根本不愿意留存。同样，当时的油价非常便宜，以至于更为有利可图。
当然，那时我对此一窍不通。但在1971年，天然气燃烧的场景历历在目，尤其在我收到那份招股书后，我正好看了一家大型钻井承包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年报。这家有数十年钻探经验的公司指出，美国钻井平台的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自1956年以来，已有储备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需求开始呈现稳步增长。我由此推断，美国和世界正面临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
我拜访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董事长，他把29岁的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听着，这个行业没有前途。我只想提醒你，这是我的家族企业，我肯定不会离开这一行当，但你真的不该投资这一行业！”在他们的年报里，这位董事长解释了业务下滑缘于某些公司难以掌控的因素：长期以来钻探设备数量大幅下滑，因为石油天然气开采无利可图。仅这一点就令我无比兴奋。我去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石油天然气的供应正走向枯竭。
我们立刻飞回纽约，买了这一行业的所有股票。
我曾告诉一个在一家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正在做的事情，但这个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并到处自我标榜的小伙子对我的分析置若罔闻。几年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此后欧佩克成员发起了石油禁运。再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正好碰见他。
“哥儿们，你们可真走运，不是吗？”他说。
“你说啥呢？”我答，“我之前告诉过你这事，也告诉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事。事情真的发生了，现在你倒说我们是撞大运。”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坚称，“油价不会上涨。”
于是，我又试着教导了他一番。我向他指出，石油禁运已结束了5个月，油价却还在持续攀升。我提醒他注意，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每年的欧佩克成员国部长会议上，他们都提出要涨价，可市场却笑看油价一路走低。但在1973年，当欧佩克涨价时，却有什么被卡住了，为什么？因为石油开采少，产量严重不足。没人开采石油，石油储备几乎耗光。人们开始投资这一领域，市场对此快速反应，油价自然就上去了。
基本面可以告诉你一切。除非基本面是对的，你可以一整天都用来投资，否则做什么都是白搭。基本面正确，好消息就会接踵而来。幸运吗？如果你想成为幸运的人，最好先做足功课。正如露易丝·巴斯德所说：“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就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前几天，我注意到埃及空军成功地击落了以色列战机（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空军要远远强于埃及空军），于是我想方设法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埃及空军装备了从苏联进口的先进智能电子武器装备。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我立刻跳上了飞机，逐一走访国内各大国防军工企业。当时正面临破产的洛克希德公司（因其过度扩张并在与波音的角逐中败北）以其先进的核心研发部门著称（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如雷贯耳的“臭鼬工厂”），这里的工程师们为五角大楼研发出最尖端的秘密武器。
在调研了洛克希德和其他国防军工企业（如诺斯洛普公司）之后，我飞到华盛顿先后拜会了五角大楼的官员及参议员们，发现即便是国会里的鸽派，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拉克希麦尔等，也倾向于五角大楼应加大在研发尖端电子战争上的军费开支。
越战后，基于国防开支压力（美国对一些新型尖端电子对抗的研发力不从心），当时的国防军工类股票要死不活，每股仅有一两美元——我的研究表明，这些股票便宜得令人心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于是量子基金开始大量买入这类国防军工股票。
那时在纽约有个聚会，一群年轻的投资高手相约每月聚一次吃晚餐，推荐股票并分享他们在各地的投资经验。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所耳闻，能和他们一起聊聊真是求之不得。席间，我开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洛克希德差不多每股2美元时买入。尽管很嘈杂，我依然能听见有个坐在桌子尽头的家伙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我的想法非常荒谬，那种对此投资策略不以为然的轻慢态度溢于言表。这个家伙有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当时为数不多幸存的一家（理论上讲，这令他看上去高人一等），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我投资策略的否定令我在第一次与这些投资精英聚餐时感到非常尴尬。
他叫布鲁斯·沃特福尔，和我年纪相仿，他的公司是摩根斯·沃特福尔（他死于2008年）。在聚会之后的几年，洛克希德股票飙升了100倍。我将永远铭记沃特福尔的反应，正是这次聚会，让我今后能继续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投资策略。
量子基金的操作手法完全反常规。索罗斯和我做空那些大盘股，买入和持有稳健型成长股。那些被称为“漂亮50”的股票——市盈率动辄在100倍、200倍的，所有的银行、共同基金是它们的最大买家……我们却做空英镑……1980年，金价飞涨，我们却做空黄金。那是个光荣与梦想燃烧的激情岁月，我们的基金每年都大幅增长。而那些在熊市中度日如年的人，却认为华尔街是个可怕的地方。到1980年，我们的基金成立10年后，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47%（相当于我母亲银行存折上的收益），量子基金投资组合却上涨了4200%。
当时华尔街盛传将要调整固定佣金制度。1975年5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彻底废除固定佣金比率制度。这一变革后来被称为“五月花革命”。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8章。——译者注
量子基金前身为“索罗斯基金”，后更名为量子基金。——译者注
简称琼斯，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与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