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债券大会之后不久，德崇公司就在整个公司发起了一个长达两周的垃圾债券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演讲和放映电影等，极力吹捧垃圾债券的光辉业绩和它们对美国的贡献。在大会上，该公司首次宣布了一项改变政策的决议。长期以来，德崇公司一直想用流行的“高收益”一词替代“垃圾”一词，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突出宣传。员工们收到了公司的徽章，上面印着：垃圾债券让美国健康成长。在一个片子中，约瑟夫和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林顿一同唱出了一句歌词：“艰难之路，唯德崇行。”
该公司还在报纸上登了整版的广告，展现了垃圾债券所谓的受益人。当然，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如卡尔或者斯皮格尔，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全家站在一座即将完工的新家面前。这个幸福家庭的场景和垃圾债券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该新家的建筑商霍范尼安公司（hovanian）是德崇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声称，在垃圾债券的支持下，该公司能够为“5万人提供住房，帮助2万人谋生”。此外，德崇公司还投入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展开广告攻势。广告设计得同样煽情，里面展示了一座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代利亚市的发电厂，该厂是由德崇公司的垃圾债券资助建造的。据说，该厂吸纳了贫困的维代利亚市的大量失业工人，降低了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则广告根本就不是在维代利亚市拍摄的，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劳动部门也对广告所声称的该厂降低了失业率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科恩的这篇文章见诸报端之后，德崇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愤怒不已。
电视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和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都开始对米尔肯在媒体中形象的各个方面实施控制。他们对报道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他们对米尔肯的支持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程度对他们“评级”。米尔肯的阵营把记者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理论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理论主义者可以指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类似的政治观念；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无法独自获得新闻。
米尔肯的团队最喜欢的理论主义记者就是爱德华・j.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manhattaninc.）的专栏作家，也是第一批撰文支持米尔肯的记者之一，他曾经报道说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所表现的主题激发了里根执政时期放宽管制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派支持者们的强烈共鸣。在经过威廉斯的面试之后，爱泼斯坦成为第一个获准采访米尔肯的记者。但是，米尔肯不允许爱泼斯坦对调查提出任何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作者成了支持米尔肯路线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他们似乎支持反正统流派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相信其中有米尔肯的功劳，并且对证券法表现出了几乎毫无掩饰的蔑视，认为这是政府对革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不必要的限制。
随着1987年盛夏的逐渐退去，一种不安的平静降临华尔街。合作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这种合作以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为高潮。现在，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新起诉似乎更为遥远。除了在继续调查中直接牵涉到的事情外，这个丑闻似乎已经隐退到了历史之中。
套利人们又一次开始庆祝。布斯基的认罪导致股市下跌，给套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弥补回来了。他们所拥有的资金甚至比以前更多，他们纷纷把这些资金投入实际的或者是预期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股市上涨得更高，在8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2,700点。小道消息称，到年底道指将会达到3,000点。
约瑟夫竭力提醒德崇公司的员工们要警惕不断高涨的市场热潮，尤其是小心股东们在公司兼并和杠杆收购中得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那年秋天，他同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其他员工见了面，告诉他们德崇公司必须准备接受垃圾债券市场巨大份额的萎缩。约瑟夫督促说：“让其他人做这些交易吧。你们必须让订单和客户到其他地方去。”大家似乎都点头表示了同意，包括米尔肯，尽管“放走”客户的想法让他痛恨不已。
美国股市不久之后就施行了自我制约。第一次震荡是在10月14日出现的，当天从华盛顿传来谣言说，国会即将立法，准备限制恶意收购融资中利息的扣除。许多股票的价格原来在人们对收购的期望下被推到了过高的水平，现在这些股票似乎都陷入了危险之中。有人开始低价抛售，最初是慢慢地，因为有些套利人介入进来以低价收购股票。但是，紧接着，抛售就更为迅速起来，因为一些投资机构为了锁定未实现的利润开始迅速清仓。10月15日和16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股市每天都下跌100多点。
那两天，米尔肯都坐在交易桌前，他向德崇公司的客户保证，现存的垃圾债券不会受到被提议的立法的直接影响，并继续做市。然而，他要为市场的震荡承担间接的责任，因为是他表示并购可以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得到融资。股市震荡之前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上升到了2,700点以上，这是由股价的大幅上升而造成的，而米尔肯正是幕后的推手，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接着，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跌幅超过了500点，创有史以来单日损失的纪录。投资者们开始疯狂地抛售，几乎每只股票都在猛跌，收购目标公司和最为安全的蓝筹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市场接近崩溃，尤其是在10月20日星期二，股市进一步下跌，只是下午有所止跌回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许多做市商都缺乏资金来收购遭抛售的股票。美联储不得不拿出大笔现金来救市。
同1929年的大崩溃不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经济萧条。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崩溃，而不是经济崩溃。公司收益仍然非常可观，美国公众继续消费，甚至股市自身也从低谷中开始反弹。垃圾债券在经历了最初的暴跌之后，却成了更为安全的国债，恢复的速度更快，部分是因为米尔肯不辞辛劳地宣传垃圾债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资。确实，他告诉他的大客户们介入进来，并购买更多的垃圾债券，而他们也按照他的话做了。米尔肯对他巨大客户网的影响力使他在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市场的暴跌却造成了实际的破坏。小投资者们损失惨重，许多人都对这次经历痛不欲生，决定永远退出股市。这些投资者已经对市场的公正充满了怀疑，现在他们也相信股市是受到专业人士操纵的游戏。投资者的这种态度最终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的融资体系——正如证券法起草者所担心的那样。
华尔街上到处都是受害者。从深远的程度上来说，人们的心态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挣大钱了，他们也不再那样期望了，工作也失去了乐趣。
套利人是借贷投资时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在模仿布斯基时，没有任何群体能够这样疯狂地信奉借贷的理念，也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过这样沉重的代价。在大批套利人垮台的惨痛经历中，股市暴跌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教训：高回报并不一定是市场异象，而是更高风险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对垃圾债券购买者本来应该是很明显的，他们的回报远远高于风险，似乎已经不成比例。然而，大部分人仍然对比弗利山他们心中的“太阳王”顶礼膜拜。
也有个别人发出了警告。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就不断警告垃圾债券的危险。沃伦・巴菲特被认为是美国最为精明的投资家之一，他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当你给不合格的司机做保险时，你赚到的保费要比给合格的司机做保险时高。有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则命丧黄泉。”
12月20日，满脸憔悴、面色极其苍白的伊万・布斯基出现在了曼哈顿的联邦法庭，此时，他所熟悉的那个套利世界仍然处在股市暴跌的混乱之中。警方不得不竖起路障维持秩序，数百名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和好奇的旁观者挤满了法庭的台阶。法庭外面也挤满了记者和律师，但要进入法庭必须经过法警的同意。当布斯基站起来向联邦法官莫里斯・拉斯克陈述时，人群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布斯基的话。
布斯基轻声地说道：“我深感惭愧，对自己的行为很不理解。去年，我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我是怎样偏离正道误入歧途的。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救赎，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一个好名声。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在这一天宣判是布斯基自己请求的。一般来说，同政府合作的证人，为了保证他们继续合作，要到作证结束时才能进行宣判。布斯基是米尔肯一案的主要证人，在结案前也不能宣判。但是，检察官们却允许对布斯基进行宣判，因为审判米尔肯似乎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布斯基必须蹲监狱的话，他想尽早进去。他也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他厌倦了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他到圣约翰大教堂从事慈善工作，并在犹太神学院学习。这些努力对公众舆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允许布斯基接受宣判是检察官们将会后悔的一个决定，但是在当时，布斯基给检察官们提供的资料已经很多了，让他接受宣判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在判决之前的一个听证会上，检察官约翰・卡罗尔声称布斯基的合作是“证券法历史上最为不同寻常的”。他补充说：“在我们看来，更大的犯罪是布斯基先生主要在他人的指示下参与的犯罪。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问题，一个在根基处损害金融世界的系统性腐败，不幸的是，这样说并不是夸大其词。”考虑到华尔街上后来其他人向政府的挑战，布斯基的忠诚似乎更为不同寻常。
法官拉斯克称赞布斯基的合作。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样，他称这种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了一些同情，并说：“毫无疑问，布斯基已经受到了羞辱，遭到了污蔑，身份也被贬低了。以前，他是一个知名人士，现在却生活在这样一种闻所未闻的处境之中。”
布斯基仅仅承认了一项重罪，结果，他要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马上就要宣判了，法庭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最后，拉斯克法官宣判布斯基入狱3年。尽管这个判决立即遭到了米尔肯阵营的攻击，声称判决太宽容，不过这个判决比布斯基可以接受的最高刑期的一半要多。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这起仍然在继续的丑闻中最为严厉的判决。
“必须传递出去一个信号，”拉斯克法官总结说，很显然他对所获悉的华尔街上非法活动的规模感到极为不安，“这一刻已经来临，法庭完全不能接受监狱对白领被告是不可想象的想法……为了保护金融市场的实际公正，以及表面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为都不会无人监管、放任自流，布斯基先生的结果就是证明。”
布斯基想通过后门离开法院，从而躲避媒体的围追堵截。但是，当他走到人行道上时，等待在那里的记者蜂拥而上。他们爬上停在路边的汽车上，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停地拍着。第二天的报纸上全都是布斯基的特写镜头，他一脸恐惧地钻进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中。
1988年2月18日星期四，天气阴沉寒冷，新泽西州北部地区即将面临大雪的威胁。当约翰・穆赫伦从他那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的前门出现时，他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糟糕。他把一个运动包放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在包中，穆赫伦放了一把0.233英寸口径的以色列加利尔突击步枪和一套军装，这把枪是他两周前刚刚买的。他还有一箱子弹，共计300发。另外，他的车里已经有一把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一把0.357英寸口径的马格南手枪和一把12口径的手握式猎枪——他的汽车都快要成为一个武器库了。
政府调查的压力不断增加，穆赫伦已经快要崩溃了。他极其沮丧。前一天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电视里连续不停地播放着电影，但是他甚至连电影的名字都没有记住。他已经不再服用那种含锂的药物。昨天，他的律师告诉他，他可能也要被起诉。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的律师还告诉了他一个事实，他应该认罪。
穆赫伦坐上车，发动起来，将车倒出来，然后沿着长长的、弯曲的车道驶向北区大道。他的使命是去杀死一个人，这个人导致了他所有的痛苦，然而，这个人还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个人就是伊万・布斯基。接着，“猎头行动”就会结束，他后来就是这样称呼的。
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白领丑闻中，暴力也会发生。涉及的金钱和权力都是巨大的，许多人都为了小事去杀人和被杀。西格尔害怕布斯基会杀了他，而布斯基害怕米尔肯会杀了他，现在，穆赫伦却要真的去杀布斯基。
自从布斯基的认罪协议击碎了穆赫伦的人性观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几乎在不断地恶化。在获悉布斯基这个他仍然认为是朋友的人可能会把他牵连进去（穆赫伦称这是“背叛”他）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更为糟糕。
在去年的1月，穆赫伦收到了和布斯基有关的传票，上面清楚地罗列了被指控的寄存交易安排，最开始的就是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这是穆赫伦在1985年替布斯基做的。穆赫伦的反应是：“那又如何呢？”他认为这是在帮布斯基的忙，谁会在乎这呢？当然，这也不是犯罪。
穆赫伦只是不能相信布斯基或者达维多夫竟然会说他的坏话。但是，他听说穆拉迪恩正在和政府合作。穆赫伦用来向布斯基支付被指控的寄存股票的收益时所使用的发票在传票中显得非常突出。穆赫伦猜想可能是穆拉迪恩向政府透露的这些情况。
1987年2月，穆赫伦又收到了一张传票，上面问到了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被操纵的问题，当时，布斯基和伊坎曾经联合威胁过该公司。这也没有困扰穆赫伦。当他的律师肯尼思・比亚尔金拒绝让他作证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尔亚金提醒他说：“这是一种政治迫害。”比尔亚金坚持让穆赫伦再咨询一下刑事律师，并向他推荐了奥托・奥伯迈尔。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穆赫伦一样满不在乎。他的一些投资人都很担心，并问了一些烦人的问题，如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情况“被曝光”。律师们不断来找他，而穆赫伦对律师们并不怎么有好感。但是，这一年即将结束，而政府的调查活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
从经济上来说，穆赫伦在10月之前都很不错，收益很多。布斯基脱离套利界增加了他的获利机会，因为竞争减少了。1987年的前9个月，穆赫伦的账面收益为1.2亿美元。他做得比布斯基给他提供内幕消息时还要好。
接着就是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同其他的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仅现金损失就高达8,000万美元。和他的许多同事不同，他似乎对身边的动荡、混乱和恐慌非常激动。当股市暴跌时，他在交易大厅跳来跳去，大喊道：“我们要把损失弥补回来。”他之所以非常激动，是因为这种暴跌给了他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机会，使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击败更多的对手。穆赫伦经常喜怒无常，即使对他这一点早已习惯的人看来，他这种反应似乎也有点儿不太合适，毕竟一下子损失了8,000万美元啊。然而，穆赫伦却以全新的激情重新投入工作当中，大胆出手，将剩余的资金投到股市，而他的对手们正在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当年结束时，他的回报率高达18%，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益。
然而，即使在十二月份穆赫伦的业务恢复得很顺利，他也仍然表现得非常怪异。在此期间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穆赫伦和他的朋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吃晚饭。斯普林斯廷刚刚完成一张新唱片，为了配合唱片的发行，他计划举行巡回演出，他兴奋地和穆赫伦谈论着。接着，穆赫伦提到，他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看到过巴拿马铁腕总统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noriega）的照片。穆赫伦说：“诺列加是美国压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廷似乎非常困惑。接着，穆赫伦提到了美国犹他州的辛格案，在该案中，州政府的警察包围了摩门教堂爆炸案一个嫌疑人的家。穆赫伦说：“这个州是专制统治。”斯普林斯廷没有理会这些煽动性的话。
不久，穆赫伦就开始带着一把装了子弹的武器外出，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现在得出结论，警察和政府的检察官是一伙的，都在试图把他牵涉到布斯基的丑闻之中。穆赫伦感到他应该武装起来，以便警察杀他时可以自卫。他现在深信所有的警察都企图杀他，以至于当他看到警察朝他走来时，都会迅速跑到旁边去。
12月的一个星期五，穆赫伦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他的同事们得知，他按时乘直升机来上班了，然后在曼哈顿南部的炮台公园停机坪降落，接着就不知所终了。
穆赫伦身穿平常穿的卡其布裤子和t恤衫，没有穿外套，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公园徒步走到了北端的哈莱姆和华盛顿高地。穆赫伦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服用以前定期服用的含锂药物了，因为这种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比较大。他感到想自杀。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四年一个周期的“黑色情绪”又开始困扰他了。
然而，穆赫伦似乎已经从这些异常行为中恢复过来了。然后，在1988年1月，有消息传来，达维多夫同意合作，并承认一项重罪。现在，穆赫伦可能也会被达维多夫牵涉进去。他从律师那里获悉，是布斯基把达维多夫牵涉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布斯基可能也把他牵涉进去了。更为糟糕的是，达维多夫所承认的那项罪名就是通过寄存计划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而这正是穆赫伦坚持认为不能算作犯罪活动的指控。
穆赫伦再次陷入了绝望之中，郁闷地沉思着他以前这些朋友最近对他的这种严重的背叛。实际上，他是顶着压力在作证时没有出卖朋友、以前在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同事，以及贝尔兹伯格家族。他什么也没有说。
2月15日星期一，穆赫伦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甚至没去上班。星期二，他的情绪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极其兴奋，过于活跃。他一早就去找牙医，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去办公室。他告诉同事们说，大家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值得放松一下。穆赫伦租赁了下周一的5架直升机，然后他对大家说，下周一股市一闭市，他就会带着大家飞到大西洋城，尽情赌博和狂欢，想玩多久都行，第二天早上股市开盘前飞回来，所有的费用都由穆赫伦承担。即使按照穆赫伦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慷慨。
2月17日星期三，穆赫伦的情绪又低沉下来。他尖叫着向牙医说他牙疼得厉害，医生只好给他开了可待因（codeine）。然而穆赫伦还不知道，他的最大厄运即将来临。
贝尔德在接任卡伯里的职务之后，就把穆赫伦的案子分派给了罗伯特・盖奇。盖奇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去年才加入反欺诈处，就是为了加强该处的力量。穆赫伦一案同弗里曼或者米尔肯的案子不同，这是布斯基的认罪协议衍生出来的最为一目了然的案子，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容易审理的。在这个案子上，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合作证人——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在一月份，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做了不利于穆赫伦的陈述，讲述了他和穆赫伦之间的交易，包括股票寄存、操纵股价和透露股票的内幕消息。例如，布斯基作证说他曾经告诉穆赫伦说“推高”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而穆赫伦回答说：“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布斯基在陪审团面前的大部分供述都和穆赫伦被调查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因素非常接近。在1月13日，盖奇追问布斯基的动机，问他为什么要和穆赫伦从事这些非法活动。布斯基的回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全盛时期所特有的心态，当时，犯罪活动似乎已经内化到了人际关系的组织结构中。
布斯基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儿吃惊，他回答时说话的速度也比以往慢了许多。布斯基说起了他和穆赫伦，他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互相支持，互相帮衬，一起致富，需要时互相救助，并且两家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我们都对慈善事业很感兴趣。”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片刻，然后简单地做了个总结：“我们是朋友。”在布斯基的世界里，金钱和帮助——尤其是消息的交换——就是友谊的实质。他同西格尔和米尔肯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同穆赫伦的关系尤其如此。
2月17日下午晚些时候，当穆赫伦仍然在忍受牙疼的折磨时，他的刑事律师奥伯迈尔直接到他那豪华的办公室里来了。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盖奇给奥伯迈尔打电话，告诉了他一个不祥的消息：他打算要求大陪审团起诉穆赫伦，罪名是寄存交易和操纵股市。盖奇说，政府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起诉。除了布斯基的证词之外，政府还有书面的佐证，包括虚开的对穆赫伦极其不利的发票。盖奇强调说，如果穆赫伦希望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就必须在诉讼被公开之前认罪，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但是盖奇还明确表示，穆赫伦至少要接受一项罪名，豁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奥伯迈尔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为了穆赫伦自己的利益，他必须说服穆赫伦认真考虑认罪的问题。政府所指控的事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交易记录印证了所有股票的交易。穆赫伦可以证明他自己的心态——他相信他为布斯基声称“寄存”的股票承担了风险，而且他对布斯基操纵海湾西方石油公司股价所获得的利益一无所知——但是，大陪审团必须相信穆赫伦，还必须超过对布斯基和达维多夫的信任，而且旁证也非常重要。
奥伯迈尔向穆赫伦讲了他和盖奇之间通话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了政府在该案上的优势和薄弱之处，然后他提出了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这正是穆赫伦长期以来一直顽固拒绝的。奥伯迈尔问道：“为什么不了结此事呢？”他竭力让语气轻松一些，就好像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去认罪吧。如果你不去的话，他们就会毁掉你的生活。”穆赫伦满怀疑虑地听着。
穆赫伦生气地大喊道：“我什么事也没做。”他一直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帮了布斯基几个忙。
奥伯迈尔建议道：“收起你的这套理论吧！”这句话把穆赫伦给逼急了。
穆赫伦差一点儿就要咆哮起来：“我不去认罪，我才不管他们怎么对我。”向政府压力低头的想法激起了穆赫伦对当局的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他的反应也因为躁狂状态而更加激烈。
奥伯迈尔继续说道：“坐牢也不是太糟糕的。”很显然，他没有注意穆赫伦不断积聚的愤怒，“你可以辞职不干了。”
穆赫伦忍耐不住了。他一跃而起，大声尖叫，咆哮着。他告诉奥伯迈尔要辞退他，并且对他破口大骂。最后，他说：“奥托，我怎么会需要你这种浑蛋律师？”穆赫伦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在奥伯迈尔离开之后不久，焦躁不安的穆赫伦给肯尼斯・比亚尔金打了个电话，这是他原来的律师，就是肯尼思建议他聘请的刑事律师，现在他仍然参与这个案子。比亚尔金竭力劝说穆赫伦平静下来，这却让穆赫伦更生气了。穆赫伦大喊道：“你们这群律师全都他妈的一个德行！”并且说他也要炒掉比亚尔金。说完，穆赫伦就摔掉了电话。比亚尔金和奥伯迈尔对穆赫伦的行为和脾气毫无办法，当晚，他们想找穆赫伦的心理医生谈一谈。但是，这位医生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无法联系上。
当天夜里，穆赫伦一夜未睡，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上的电影。他感到自己正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他的生活正在被摧毁，他是一个受害者。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穆赫伦的精神状态继续恶化。他也越来越焦虑和好斗，颠来倒去地说着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对他的背叛。他说他想杀掉他们。最后，他的妻子南希给当地的警察打了个电话，说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情绪状态和行为举止，因为他手里有武器，并且说他似乎被布斯基搞得非常焦躁不安和苦恼。警方派出一辆巡逻车，停在了北区大道穆赫伦家的院子大门口附近。
不一会儿，穆赫伦从房子里出来了。他上了汽车，朝着大门口开来。警察把车往前开了开，在大门口处挡住了穆赫伦的路。然后，警察从车里下来，来到穆赫伦的车旁，立即就看到了后座上的手枪。警察把枪拿走了，但是没有逮捕穆赫伦，因为穆赫伦有持枪证，并且他也没有将武器带出自己的家。穆赫伦似乎极为愤怒焦躁，但是他开车回去了。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穆赫伦又从家里出来，匆匆上了汽车，带着他的运动包，里面装着突击步枪和军装。这次，他猛踩油门，直接冲到了大街上，警车没有来得及堵住他。当穆赫伦加速前进时，又来了一辆警车。追了没多远，警车就把穆赫伦给逼停了。
警察朝着穆赫伦的车走过来，大喊道：“你想让我开车直接撞你吗？”
穆赫伦认识这两个警察，他们负责这片地区的治安。他们过来之后，穆赫伦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谴责布斯基和达维多夫，他说“如果没有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就不会有猎头行动”。他咆哮着说，他对司法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声称前几天已经到达维多夫家里探过路，希望找机会干掉他。现在，他要去找布斯基。当警察询问他的精神状态时，穆赫伦说他“足够聪明”，可以假装精神错乱，一旦被释放出来，他还会去杀布斯基和达维多夫。警察逮捕了他，指控他没有带持枪证就把步枪带出家门。
穆赫伦被指控谋杀未遂。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警察很难弄清楚他真正想干什么。也有可能是他想被抓起来，也许他希望待在监狱里，这样相对安全些。穆赫伦没有把步枪藏起来，他承认把枪带到外面是违法的。实际上，当警察考虑以什么理由逮捕他时，是穆赫伦自己建议警察这样指控他的。尽管穆赫伦说他前几天到达维多夫的家中探过路，但后来他说他没有去过。他只是吹牛，说说气话，他说他在躁狂抑郁症发作时经常这样。然而，穆赫伦的行为不能完全用精神问题而导致的结果来开脱。他已经被布斯基和达维多夫牵连进去了，他们很可能成为对他不利的证人。他打算杀死他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很多这样的犯罪先例。
当天晚上，警方把穆赫伦关到了蒙莫斯县的监狱。他们还通知了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布斯基正在那里接受传讯。布斯基听到事情的奇怪发展之后，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原来就对自己的安全非常担心，现在他甚至更加恐惧了。他问道他是否可以立即开始服刑，他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更安全些。
第二天早上，穆赫伦被带到了新泽西州的一个临时法庭，他的左手腕和其他十几个嫌疑犯被铐在一起。南希和他的父母都来旁听，穆赫伦被指控两项和武器有关的罪名，保释金为1.75万美元，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同一天，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也拿到了逮捕穆赫伦的逮捕证，指控他威胁和企图威胁一个联邦案件的证人。穆赫伦在新泽西提出了保释申请，并被带到了纽约大都会拘禁中心。在他被捕之后数日，他的杰米证券公司开始进入正式解散程序。该公司曾经让华尔街无比敬畏，它的客户包括显赫的蒂施家族（tisch）和贝尔兹伯格家族。无论穆赫伦一案的法律诉讼结果如何，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似乎就要像流星一样陨落了。
与莱文和泰伯尔不同，穆赫伦在大都会拘禁中心不是待了一天就被释放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极力反对批准穆赫伦的保释申请，他们声称穆赫伦对布斯基和达维多夫仍然是个危险人物，应该被继续拘禁起来。在保释穆赫伦的听证会上，检察官告诉法官：“这是一起最严重的企图妨碍司法的案子。”听证会一连持续了好几天，穆赫伦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被带到了法庭，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们把法庭挤得满满的，他不时向他们挥挥手，勉强微笑一下。
在大都会拘禁中心，穆赫伦非常高兴，因为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而且他很庆幸曾和斯普林斯廷在一起健身。他的身边都是一些顽固的要犯，包括纽约西帮（westies）和孟山都帮（monsanto）的成员。拘禁中心没有牢房给他了，他只好睡在过道的一个简易小床上，他感到在这里尤其容易受到攻击。除星期天外，每天早上他都在5点半被叫醒，先洗漱，然后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到囚车上，在上面等着出庭受审，通常要一直等到9点半或者10点。由于穆赫伦重新开始服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缓解。他成了囚车中最受欢迎的人，常常和其他的囚犯一起打牌、聊天，消磨时间。很快，他就成了安东尼・萨莱诺面前的红人。安东尼・萨莱诺绰号“胖托尼”，据说是黑手党的大佬。穆赫伦还和姆舒卢・沙库尔建立起了一种关系。沙库尔自称是一个革命者，也是布林克斯抢劫案的被告。穆赫伦仔细地聆听他讲述激进的左翼政治理论，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沙库尔声称，自己过去常常用抢来的钱救济穷人。穆赫伦对他说，自己非常敬佩他的这种奉献精神。
穆赫伦每被关押一天，他认罪的压力就增加一分。奥伯迈尔不断向他建议，劝他屈服和认罪，这让穆赫伦非常烦恼。政府表示，如果穆赫伦愿意承认寄存股票的罪名，并同政府合作的话，就会被撤销关于武器和证人的罪名。穆赫伦拒绝了。现在，他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这使得他更为坚定地反对承认一项他认为没有犯的罪。最后，穆赫伦在监狱中被关了近两个星期之后，奥伯迈尔同政府达成了协议，政府同意释放穆赫伦，让他到监管最严的卡里尔中心（carrierfacility）接受治疗。这是新泽西州一个私人精神病院，声誉很高。
在穆赫伦离开大都会拘禁中心时，萨莱诺走到他的身边，祝他万事如意。萨莱诺说：“你不会有事的。”说着，他亲切地拍着穆赫伦的后背，“你是华尔街上唯一的正人君子，不是告密者。”
穆赫伦坚决声明：“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坏事要告诉他们。”
“哦，是的。”萨莱诺一边带着夸张的讽刺意味咯咯笑着，一边转动着眼睛，“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