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基命令道：“重新再做一份。”
穆拉迪恩完全糊涂了，他抗议道：“伊万，我不可能再做出来了。”
“你必须做出来。”布斯基说道，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穆拉迪恩心中暗自骂道，把这也算作布斯基的一个不合理要求。他明白自己连那些股票的种类都记不得，更不要说确切的数量了。突然，他想起了玛利亚・特明，就是上次把文件送到佛罗里达的那个年轻女子，她帮他做过一些对账工作。她还有一些工作表。穆拉迪恩还找到了一些他用来计算数据的零碎的原始资料。他和玛利亚一起工作，竭尽全力按照原样做出账本来。
劳动节之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见了面。皮特把讲给林奇的话又给卡伯里讲了一遍。
皮特问道：“我们能达成协议吗？”卡伯里说他必须和朱利安尼商量一下，不过他也很感兴趣。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朱利安尼，朱利安尼给了他5分钟的时间。朱利安尼正在忙着处理斯坦利・弗里德曼的贪污腐败问题，此人原来是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这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朱利安尼决定亲自处理这起案子，并且必须成功，这样才有利于他施展政治抱负。
卡伯里告诉朱利安尼，他还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处理布斯基的案子，即使到了那时，他也不能担保一定会给布斯基定罪。相比而言，他认为布斯基的合作可能会引出“有趣的事情”。
在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朱利安尼告诉卡伯里可以协商认罪协议。他们一致认为豁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对他提起一项诉讼。他们还想对布斯基处以高额罚款，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预算是1.05亿美元，他认为应该对布斯基罚款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是估计的，一旦公布肯定会让人们瞠目。他认为这个数字和证券交易委会的预算比较接近，一对比就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表明同布斯基的协议还是很有价值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太宽大仁慈的话，会引起大爆发的。
他也知道，如果布斯基要做秘密线人，那就必须保密。卡伯里相信林奇和他的高级助手，但是，他不了解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以及他们是否可靠。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说他已经和朱利安尼协商好了，同时，他也强调一定要注意绝对保密。卡伯里警告说：“我会把任何泄密都看作妨碍司法公正，并且会严肃考虑提起诉讼的。”
林奇只把协商的事情告诉了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而卡伯里也只告诉了朱利安尼和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还把一些特别详细的秘密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他突然被害或者死亡，这个人就可以继续办理此案。所有的会谈都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的，而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因为这些律师的出现可能会引起关注。为了增加保密性，布斯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称他为“伊戈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称他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协商之中。他们的时间很紧张，因为布斯基的北景公司11月15日之前需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披露报表。到时候，案件任何重大的发展都必须披露。他们希望把布斯基做秘密线人的事情也披露出来，这将大大缩短他可以合作的时间。
在协商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最高刑期为5年的罪名。布斯基的律师没有太大的异议，只是要求把刑期缩短为最高3年。卡伯里坚决拒绝了，布斯基的律师只好屈服。但是，他们在讨论布斯基的罪名时颇费周折，讨论了很长时间。可供选择的5年刑期罪名很多。从战略上讲，卡伯里想找一个布斯基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罪名，而且他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个案子要比内幕交易更大。最后，他选择了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包含了所有方面。
钱的问题更复杂，卡伯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提出1亿美元的罚款，其中5,000万美元为布斯基大概的非法收益，另外的5,000万美元是额外的罚金，他们认为这个数目比较合适。他们还认为1亿美元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计。但是布斯基的律师认为这个数字太大了，他们自己的计算显示布斯基的收益只有3,000万美元，这是莱文交代的数字。既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了解莱文的交易情况，那布斯基就不应该自愿交代更多的违法行为而招致更多的罚款。然而，政府的律师们坚决不动摇，坚持必须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是布斯基所能容忍的一个数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布斯基通过非法活动获得了多少收益，只有罚款的金额确定了，他们才能发现布斯基的全部违法活动。同时，他们还不能随便收缴布斯基所拥有的一切。罚款要根据违法行为而定。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布斯基的资产账单，结果证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估计同实际情况相差不远。这份机密的资料披露，布斯基在1986年1月的资产净值大概是1.3亿美元，包括270万美元的现金、1.15亿美元的有价证券、690万美元的房产、两辆价值1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汽车和价值240万美元的艺术品。这份账单还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包括他作为自己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只有3.5万美元。另外，布斯基的个人年消费据估计大概为600万美元，看来他的生活还是很奢侈的。
在认罪协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叫“价值估计”，也就是被告人正式向政府预先估计自己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华盛顿第一次见面时，皮特向政府提供了口头的价值估计，大概讲了一下布斯基做证人的价值，比他上次讲述的要详细多了。但是，他没有提到布斯基要供述的人名。然而，在最后一次协商时，协议的其他方面已经谈好了，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的价值估计，林奇需要这份资料，因为他要用这些资料来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最后的协商也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最后，已经接近凌晨4点了，皮特取出了那份大家一直期盼着的文件，林奇、卡伯里和其他律师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卡伯里感到非常失望，里面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含糊，没有写名字，只用甲、乙等指代。而且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很模糊，没有明确说明。卡伯里放下资料，抬起头来，十分忧虑。
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是在找替身，还是在找真正的主角。”
皮特坚持说：“在没有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他声称不能透露太多的东西。林奇和卡伯里走出了房间，考虑到布斯基的身份，他们相信拿这些材料来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有麻烦。他们必须得到更多的证据证明布斯基所提供的东西很有价值，他们必须有更大的鱼。
在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他所入住的旅馆，这是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甚至连前台接待人员都没有。但是，政府提供的补贴只够他住这样的旅馆。他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兴奋地说：“他们想再透露一些东西，皮特刚才打电话说的。”但是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他说：“我不管他们想要透露什么东西，上午10点之前我什么也不干了。”说完，他翻了个身，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皮特决定冒险一搏。他决定口头揭露价值估计中提到的每个人的身份，不过不会提供书面材料。接着，皮特说出了一些金融领域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德崇公司的明星投资银行家马丁・西格尔、西海岸著名的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企业狙击手卡尔・伊坎，听到这些人，政府的律师们目瞪口呆。皮特可以透露更多，但是他希望有所保留，以免将来无法完全兑现时，遭到政府的指责。因此，他没有提到其他人，比如穆赫伦等。
突然之间任何疑问都没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协议。布斯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仅仅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莱文被捕的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以为这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破获的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达成的协议带给了朱利安尼，当时朱利安尼仍然在忙着处理弗里德曼的案子，不过他迅速同意了这个协议，他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9月10日，林奇把协议带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自从当年夏天立案调查正式批准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收到任何新情况，甚至约翰・沙德主席对此也一无所知。听了林奇的汇报后，他们似乎对披露的情况及其将引发的反应非常震惊。
根据莱文一案上德崇公司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都很肯定，只要问题被揭露，该公司就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并同意合作的。他们感到，布斯基揭露的问题非常严重，像德崇这样的公司肯定无法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中安全脱身。如果德崇公司想保护米尔肯的话，合法商人怎么还敢和它合作呢？他们认识到，如果布斯基和米尔肯被驱逐出市场的话，经济就会发生深远的变化，对此他们必须慎重应对。并购推动股市达到一次次的高峰，布斯基和米尔肯则是并购领域的两大中坚人物。
即使沙德已经批准了协议，他似乎还不太相信他们已经掌控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林奇打电话，似乎在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沙德认为：“我肯定伊万会外逃的，他随时都可能逃走。怎样阻止他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让他交罚款，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量压制着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得到钱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对他采取措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我们要坚持保密，直到调查完全结束为止。”
林奇意识到，一旦协议被批准，保密问题就会越来越难，随着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西玛的妹妹穆里尔・斯莱特金，也就是比弗利山酒店的共同所有人，已经听说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接着，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布斯基受到传讯的短消息，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的焦虑。接着，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今日美国》的一个栏目上也刊登了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情。每天，政府的律师都在密切关注媒体，查找可能泄密的线索，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新情况，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正式成为政府的秘密线人。第二天，他和司法部签署了认罪协议。9月15日晚上，当布斯基和古特曼同其他客人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上聚会时，他的律师们正在不分昼夜地同政府的工作人员协商最后的协议。皮特在星期日的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认罪协议除了一项罪名和同政府合作外，还包含严格的规定，要求布斯基必须讲实情：
你的当事人必须一直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必须保证不能再犯其他任何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公室认为你的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没有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该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就会受到本办公室的起诉。本办公室将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依据联邦刑法提起诉讼，罪名包括但是不仅仅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会以你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来起诉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政府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尽管在过去的四个多月里，布斯基在许多方面都主宰了政府律师们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位套利人。林奇和斯图克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也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的韦斯特伯里酒店同他们见了面，布斯基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那是个星期天，包括卡伯里在内的多数律师都身穿便装，但是布斯基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装。他似乎很累。在整个会见期间，他手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小金属球。他非常拘谨，甚至还有些呆滞。
在每个人都做过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开会，他说：“布斯基先生，你唯一的义务就是讲实话，否则我们就会给你判重刑的。”卡伯里鼓励布斯基向律师们讲述一下他的犯罪活动，从莱文开始讲起，他想知道布斯基讲述的同莱文的有多少一致性。卡伯里很高兴，因为布斯基没有企图淡化自己的罪行。除了几处细节之外，布斯基讲述的大致和莱文的相一致。
卡伯里引导着布斯基开始讲述西格尔、杰弗里斯、伊坎等人的情况，最后还有米尔肯的情况。在布斯基讲述时，卡伯里没有打断他，也没有探问细节问题。最后，布斯基还用自己的话总结了一下，卡伯里对此非常满意。接着，布斯基又陈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杜南一边记录，一边注意着安排布斯基进行秘密调查的机会。
接着，林奇和斯图克开始问话。由于证券法的范围较宽泛，而且民事案件要求的举证标准比较低，因此他们讯问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们采用了分项提问的办法，把布斯基非法交易中的重大问题（如菲施巴赫公司的交易）一一讲了出来，总计大概持续了三个小时。
布斯基的讲述没有仅仅限于“价值估计”中所涉及的人物，他不仅讲了他和伊坎一起去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事，这可能违反13d表披露的规定，而且，他还说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操纵股价也涉及穆赫伦。他说穆赫伦替他处理了许多其他交易。此外，布斯基还讲述了“价值估计”中没有提到的交易。另外，他还说他怀疑高盛公司的鲍勃・弗里曼也卷入了内幕交易。
卡伯里重新开始钦佩证券法的智慧，尤其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些规定。布斯基的讲述使卡伯里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秘密权益结合和操纵股价的丑闻，但是布斯基的揭露比这更深入，甚至涉及制造虚假兼并从而威胁和逼迫公司接受兼并的问题。卡伯里从来都没想到证券市场的违规活动是如此猖獗和变化多端。
律师们还对布斯基世界的权力等级和影响力感到震惊，他们总是认为布斯基已经是华尔街上的大人物，然而现在，他们也和布斯基的律师一样，得出了一个新结论：布斯基也只是第二级别的人物，他还要依赖米尔肯和德崇公司。
布斯基一次次地告诉卡伯里和其他的律师，米尔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对米尔肯言听计从，因为米尔肯既可以让他变富有，也可以毁了他。
政府的传讯工作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为了保守秘密，他们从一个酒店转移到另外一个酒店，大部分都不是在曼哈顿，而是在韦斯特切斯特县，离布斯基的家不远。在讯问期间，布斯基像往常一样，继续到曼哈顿的办公室上班，小心谨慎，以免让他手下的员工发现什么问题。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布斯基的通信系统中安装了精密的监听设备，使得他们可以了解并记录每次通话的内容。
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布斯基给和他有牵连的每一个人都打了一个电话。卡伯里等人告诉布斯基不要太急迫，不要逼着目标回话，要尽可能地表现自然。卡伯里告诉布斯基，他做秘密线人越成功，他出庭作为证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布斯基打了两个电话，但是都徒劳无获。接着，他又给西海岸经纪公司的博伊德・杰弗里斯打了个电话，这次成功了，诱使他说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然而，西格尔尤其谨慎，甚至都不愿意接布斯基的电话。同米尔肯的谈话非常令人沮丧，米尔肯只要一接到布斯基的电话，就迫不及待地想挂掉，谈话内容也只是直接关切的事情。另外，米尔肯说话总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尽管他身边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其他人困惑不已，不得要领。最后，政府的工作人员决定让布斯基和米尔肯当面谈一谈。
当年夏天，布斯基到丹佛参加一个为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jewishappeal）筹款的会议。他到拉里・米泽尔家里待了一会儿，拉里是mdc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德崇的客户。在布斯基离开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立即就出现了，质问米泽尔到他家的人是谁。当米泽尔确认是布斯基之后，那个特工就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米泽尔给米尔肯的销售明星吉姆・达尔打了个电话。
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简直都不敢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刚刚从我家离开。”他解释说这位特工要了解布斯基的情况。
达尔把这件事告诉了洛厄尔・米尔肯，洛厄尔把他的哥哥迈克尔・米尔肯从交易桌边拉出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把达尔的话重复了一遍。迈克尔・米尔肯突然之间吓得脸都白了，就好像见了鬼一样。从那以后，米尔肯就指示手下人和布斯基打交道时要加倍小心，可能和他通话都被监听了。但是，当布斯基给米尔肯打电话约他在10月中旬见面时，米尔肯还是同意了。
不久之后，卡里・穆尔塔什接到了查尔斯・瑟恩纳的电话。卡里・穆尔塔什原来是比弗利山分部的雇员，后来转到了纽约，但是仍然负责处理米尔肯的交易。瑟恩纳负责记录布斯基和米尔肯的交易，他自己把记录都销毁了，而且他打电话告诉穆尔塔什，要求穆尔塔什也把有关的资料销毁。后来，穆尔塔什给瑟恩纳打电话，询问布斯基的“最新情况”，瑟恩纳让他确保记录都已经被销毁了。穆尔塔什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瑟恩纳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他，提到了米尔肯打算在比弗利酒店和布斯基见面。
第二天，米尔肯给穆尔塔什打电话，说到了他打算和布斯基见面的安排。穆尔塔什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米尔肯告诉他不用担心，他说他会小心的，会把这次会面看成是“有录音的”。
10月中旬，布斯基和汤姆・杜南在比弗利山酒店皮特的小房间里见到了皮特。杜南现在负责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他们三个人是分别飞到洛杉矶的，目的是不引人注意。
杜南让布斯基脱下衬衫，以便把小电池和微型麦克风装上去。但是，他发现布斯基昂贵的白色礼服衬衫里面却没有穿背心。杜南不想直接把麦克风绑在布斯基的皮肤上，因此，他脱下自己的背心，让布斯基穿上。布斯基有点儿犹豫，杜南命令他立即穿上。
皮特风趣地说：“伊万的皮肤一接触低于250美元以下的背心就会出荨麻疹。”
布斯基只好穿上杜南的背心，然后，杜南把麦克风装到了他的身上。在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钟，布斯基将在一层的套间和米尔肯见面，到时候，麦克风就会把他们的谈话传到皮特房间的录音机中。
布斯基紧张地问道：“如果他发现我在录音怎么办呢？”他仍然非常惧怕米尔肯，米尔肯在赌博业有很多密友。布斯基害怕有人会暗杀他，皮特建议道：“如果出什么事了，你就赶紧跑。”
布斯基回到了自己的套间，而皮特等人都在等米尔肯，皮特问杜南是否想订饭，服务员可以给送到房间里。当杜南听说比弗利山酒店的一个汉堡都要16美元时，他大吃一惊。根据政府的规定，他不能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但是他每天的津贴根本就买不起菜单上的菜。因此，尽管他早就饥饿难耐，但还是拒绝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皮特吃汉堡。
布斯基焦虑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这时，服务员送来一桌子的食物。过了一会儿，米尔肯来了，布斯基起身相迎。身穿黑夹克的服务员仍在摆弄盘子、银器和冰块，布斯基紧张地踱来踱去，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布斯基最后对服务员说：“行了，就这样吧，请你离开这里，行吗？”
布斯基和米尔肯简单谈了谈市场，布斯基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他平常都很紧张和局促，现在，由于监听米尔肯而产生的紧张反而成了一种自然。接着，布斯基把谈话引向了真正的目的。
他向米尔肯坦白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查我的交易记录，他们已经盯上我了。”他说自己很担心，因此要和米尔肯对一对交易的收益和损失，想确保两人讲的都一致。
米尔肯说：“我的人什么也记不清了，你的人呢？”很显然，他是指瑟恩纳。布斯基认为这样说就是一个含蓄的建议，让穆拉迪恩把记录也销毁。米尔肯和布斯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布斯基竭力想让米尔肯更为明确地承认他们之间的交易。
布斯基问：“如果问到了那530万美元的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米尔肯回答：“我们可以说是投资银行服务费。”
布斯基接着问：“我们能说都有什么服务呢？”
米尔肯开始提到了德崇公司为布斯基所做的一些交易，但是布斯基说他没有任何文件可以支持这种说法。米尔肯说他会给布斯基一些文件，让他存档的。接着，布斯基又把谈话更深入了一步，他说虽然已经还给米尔肯530万美元了，但是他还没有把欠的钱全还清。布斯基说：“你知道，我还欠你不少钱。”
米尔肯谨慎地回答：“别说了。”
在布斯基打算继续深入下去时，米尔肯说出了一句让布斯基大吃一惊的话。米尔肯提醒布斯基说：“你必须小心，窃听器已经非常精密。”布斯基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难道是米尔肯发现问题了？他迅速结束了会谈。
布斯基非常高兴，整个会谈过程还算顺利，没有被米尔肯发现蛛丝马迹。米尔肯所说的话在将来的审判中虽然不是确凿的证据，但是还是很有用的。米尔肯从来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计划，也从来没有否认布斯基欠他的钱。关于还钱的讨论，以及如何把它当成一笔投资银行服务费，清楚地表明了这是在掩盖事实。整个讨论几乎没有太大意义，除非布斯基所讲的阴谋确实是真实的。杜南和检察官们对布斯基的策略非常满意，他们感觉这次会面所得到的东西比他们预期的要多。
当然，米尔肯早先已经被米泽尔提醒过，这次会谈只是增加了他的怀疑。从比弗利山酒店出来后，米尔肯给纽约的约瑟夫打电话，他说：“布斯基的行为有点儿怪，要当心他。”
让布斯基做政府的秘密线人进行调查的时间不多了。11月15日，北景公司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报表，披露布斯基正在接受调查的事情。在那之后，就不会有人愿意和布斯基说话了。
证券交易委员尤其担心，布斯基接受调查的传闻被证实之后，股票市场会如何反应。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部分就是由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制造出来的。他们是通过兼并价值来估计股票的价值，而不是通过更为保守的收益或账面价值进行估计。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措，它在11月14日周五下午股市闭市后宣布了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这样可以给投资人一个周末的时间，让他们充分考虑，以免仓促决策。
沙德主席尤其担心1亿美元罚款的问题，这笔钱要取决于布斯基投资组合的价值。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很担心布斯基可能突然之间抛售手中的股票，造成股市混乱。因此，证券交易委员会指示布斯基在公开宣布之前两个星期就开始陆续将一些股票变现，并允许他继续管理剩下的股票18个月。林奇感到，这些措施可以稳定市场，保护政府的金融利益。
政府的律师还必须考虑将来的调查方式。他们知道，布斯基的认罪协议一公布，可能和他有牵连的人都会开始销赃灭迹。政府的律师们不希望证据被销毁，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向潜在的目标和目击证人发送突击传票。一旦传票被送达，毁灭证据的行为就会受到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于是，在11月14日下午4点股市闭市之前，送达传票的人就已经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必要的地方做好准备随时待命，一旦消息公布，他们就立即向西格尔、米尔肯、德崇公司、杰弗里斯、伊坎和其他许多人送达传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按照计划，纽约的朱利安尼和华盛顿的沙德在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半，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林奇和卡伯里认为，一切都准备好了，20世纪80年代的执法大战拉开了胜利的帷幕。
当天下午，穆拉迪恩正在查看公司净资本状况，他发现了异常情况。布斯基出售股票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收购成功之后变现获利（或者减少损失），二是满足净资本管理规定。但是布斯基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减持，并且在过去两周内速度明显加快了。3月21日后，也就是哈得孙基金成功结束之后不久，公司的持股量达到了顶峰，大概价值31亿美元，现在减少到了不足16亿美元。剩下的股票大多是一些大盘股，如柯达和时代生活（time-life），而不是布斯基通常喜欢收购的那些股票。穆拉迪恩心想，这可一点儿也不像布斯基的手笔。
布斯基的秘书艾安西・彼得斯给穆拉迪恩和后勤办公室的其他几个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下午3点15分到第五大道650号的公司总部开会。穆拉迪恩断定布斯基打算关闭合伙公司，就像他关闭先前的伊万・f.布斯基公司一样。“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倒闭了。”他沮丧地对同事们说，同时，他也希望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当穆拉迪恩、里德・内格尔和在公司总部上班的其他人抵达布斯基那位于34层的大会议室时，里面已经挤满了布斯基手下的其他员工。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末日即将来临，相反，公司的交易主管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达维多夫还在开玩笑，并且自信地预言：“我们都会得到额外的奖金，我知道的，我们今年的收益很不错，而且我们还从德崇公司得到了一笔新融资。”
穆拉迪恩突然插了一句：“你小子是不是疯了？”几个人笑了起来。
3点20分，门开了，布斯基出现了，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和憔悴。他的身后跟着10名律师：皮特、西奥多・莱文，来自法朗克律师事务所和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辩护律师。此外，还有几位是布斯基合伙人投资商的律师，来自波士顿的两家律师事务所。同布斯基关系最密切的维基利和弗雷丁却没有来，他们已经知道了布斯基的事情。布斯基的妻子西玛和孩子们也都已经知道了，全家人都非常震惊。
布斯基手下的员工一看到律师们，就知道会有大问题。接着布斯基开始宣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布斯基说过去几周对他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当时，他不能给大家说任何事情，而且总是回避大家。他提醒说，他现在说的话在4点之前不能外传，在4点15分之前也不能向外面打电话。接着，他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读。他说，他已经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了认罪协议，同意缴纳1亿美元的罚款，而且他要接受证券欺诈的罪名，这个消息将在下午4点以后宣布。
布斯基继续读道，政府“完全有理由拘捕我，但是我的合伙人或者业务实体不用对我的行为负责”。最后，他总结道：“对过去的错误，我深表遗憾，并且我知道自己必须为这些行为的后果负责。我的人生将永远改变，但是我希望这最终能换来一些积极的东西。我知道在今天的事件之后，将会有许多的改革。如果我的错误能够引发对我们金融市场的规则和惯例的重新审视，那么也许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那些目瞪口呆的员工，让大家提问。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人们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提问。最后，有人问公司是否会关闭，以及何时关闭。布斯基向他们保证，他有18个月的时间来处理公司关闭的事情，因此不会立即解散。他说会尽力帮助大家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最后，布斯基长期以来的专职司机约翰尼・雷站了起来，他说：“让我们都随着这艘船沉下去吧。”
一句话打破了会场的紧张气氛。有人笑了起来，还有几个人哭了。每个人都排着队和布斯基握手，有人还和他拥抱，或者只是祝愿他好运。许多人常常认为布斯基是一个暴君，经常破坏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脆弱，要依赖这么多的律师。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残暴的交易商，大部分员工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情。
下午4点28分，惊人的消息开始在股票行情接收机上传播，标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伊万・布斯基从事内幕交易。接着，记录纸上开始出现正文：“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华尔街的套利人伊万・布斯基利用丹尼斯・莱文提供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很快，上面又出现了令华尔街最为震撼的消息：“证券交易委会的官员说，他们将扩大华尔街上内幕交易的调查范围，布斯基同意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此外，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布斯基接受了刑事认罪协议，他将承认一项罪名。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透露具体的罪名，该办公室的发言人还说他们正在继续调查丹尼斯・b.莱文内幕交易案所引发的犯罪活动，而布斯基也同意和他们合作。”
金融界几乎每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和布斯基有过联系，恐惧笼罩着整个华尔街。
比弗利山，米尔肯的交易员和销售员在忙活了一周后，正要放松，不过米尔肯仍然坐在交易桌上工作。突然，泰伦・佩泽尔大喊起来：“哦，天哪！”每个人都抬起头来，看见佩泽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情接收机，他们也全都匆忙跑过去看看上面是什么。
米尔肯从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他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接着电话。他的同事们仔细注视着他，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米尔肯似乎正在沉思，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大家都对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非常惊讶。
在接了三四个电话之后，米尔肯跳了起来，迅速走进他弟弟洛厄尔的办公室。他关上门，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出来。
后来，弗雷德・约瑟夫打来了电话，他当天下午从德崇公司的总法律顾问那里获悉，给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传票送到了。这些是司法部签署的传票，这就意味着刑事调查正在进行。
米尔肯坚定地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的话听起来没有一点儿担忧，约瑟夫放心了。他心想，米尔肯是不可能做什么错事的，他拥有全国最好的垃圾债券业务。之前，他也接受过一些调查，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次也会这样的。然后，约瑟夫就赶去参加一个晚宴，是为公司的高管和他们的妻子举行的。
那个周末，米尔肯给在家中的吉姆・达尔打了个电话，让他到办公室去一趟。达尔开车过来了，在他的办公桌前坐好，焦虑地等着米尔肯解释原因。米尔肯正在办公室和其他人谈话。最后，达尔终于和他说上了话。
达尔说：“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呢？”
米尔肯悄悄地走向男洗手间，示意达尔也跟过去。走进洗手间后，米尔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然后开始洗手。伴随着流水声，米尔肯向达尔靠了靠，然后压低声音说：“没有什么传票的事，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他知道传票已经到了。达尔甚至还不明白传票是什么，但是他知道米尔肯的意思：如果他手里有什么不利证据，就立即销毁。
米尔肯也开始着手销毁其他可能的证据。星期一，泰伦・佩泽尔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突然米尔肯问他那个蓝皮本，就是他记录和大卫・所罗门之间交易的那个本子。米尔肯问道：“你还有那个和所罗门交易的本子吗？”佩泽尔点了点头。米尔肯接着问道：“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洛兰・斯珀奇呢？”
第二天上午，佩泽尔示意斯珀奇到交易厅外的小厨房谈谈。他注意到好像每个人都是开着水龙头谈话，可能是害怕办公室里有窃听器，因此，他也打开了厨房的水龙头。然后，他把那个蓝皮本交给了斯珀奇。
他说：“迈克尔让我把这个本子给你。”当佩泽尔回到办公桌前时，米尔肯问道：“那个本子里的东西都是和芬斯伯里基金有关，对吗？”佩泽尔点头称是。
后来，谁也没有再见过那个蓝皮本，很有可能是被销毁了。
星期五，在布斯基认罪的消息被公布之后，卡里・穆尔塔什预订了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并直接坐车朝肯尼迪国际机场驶去。第二天，他和米尔肯见了一面。
米尔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不知道那530万美元的事情。”穆尔塔什不知道该说什么，米尔肯的话是一句陈述，而不是问题。但是实际上他是知道这笔钱的。穆尔塔什问米尔肯十月份和布斯基在比弗利山酒店见面时是否小心谨慎。米尔肯看起来忧心忡忡。他说他认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回想起来，他不敢肯定自己做得“足够谨慎”。
米尔肯安排第二天凌晨4点和穆尔塔什见面。当穆尔塔什来到办公室时，他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里面只有米尔肯和他两个人。在整个会谈期间，门口一直站着一个保安。米尔肯拿着一摞文件，穆尔塔什注意到，上面有些通过布斯基交易的股票的名字，这都和那530万美元的付款有关。米尔肯一直都是低声说着，常常把他的问题写在一张黄色的小便笺纸上，而不是说出来，等穆尔塔什回答完后他就擦掉。整个过程都是米尔肯在问穆尔塔什，问他对布斯基所交易的各种股票都知道些什么。当穆尔塔什想谈论具体的某只股票时，他用笔指指清单上的股票名字，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来。
半个小时后，当穆尔塔什离开时，他把出入证交给了公司门口的保安。保安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说：“别担心，你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
约翰・穆赫伦的一个朋友从加拿大给他打电话，向他透露说布斯基就要接受认罪协议，约翰・穆赫伦根本不敢相信。但是，紧接着，消息就从记录纸上传出来了。穆赫伦愣住了。甚至记录纸上的消息还没有接收完，他就给那个加拿大朋友回了电话。他说：“真见鬼！你竟然说对了。不过，我还是不敢相信。”他给妻子南希打电话，南希带着孩子们去迪士尼乐园了。他说：“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伊万・布斯基竟然是个骗子。”
南希说：“我不觉得奇怪。”
穆赫伦的情绪很快就发生了改变。以前，有许多次，当人们批评布斯基时，他都会为他辩护，而现在，布斯基却让他出了丑，成了个傻子。他感到布斯基是在利用他，而他憎恨被人利用。他很难过，因为竟然有像布斯基这样的人。他对人性的认识一下子被击碎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他永远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
几天后，穆赫伦的律师给他电话说：“布斯基的律师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你应该辞去布斯基子女受托人的身份。”穆赫伦断然拒绝了，他说：“除非布斯基亲自给我打电话，否则我是不会辞掉的。”
但是穆赫伦决定不能再等布斯基给他打电话了，他给布斯基打了过去。他说：“我听到你的律师所说的事，不过，如果你的孩子们需要受托人，那就是现在，我很乐意提供帮助。”
布斯基说：“你是不会想和诉讼扯上关系的，这很烦人。”他的话听起来很冷淡，还有点儿超然，“你应该退出。”
穆赫伦感觉被欺骗了，但是他仍然愿意提供帮助。他说：“这时候是你最艰难的时刻，你需要精神上的帮助，你需要支持。”
“谢谢，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布斯基说，听起来他急于结束通话。最后穆赫伦生气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穆赫伦说着，而且渐渐提高了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对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里的每个人所犯的错误。这永远也无法补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怎么能呢？”
布斯基无动于衷地说：“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而且里面还有许多灰色地带。”
穆赫伦愤怒地回答说：“一派胡言！”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后的那个星期引起了媒体的巨大轰动，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对此有所准备。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查尔斯・卡伯里被记者们缠住了。两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试图冲过门卫的阻拦闯进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当卡伯里拒绝回答《纽约邮报》记者的提问时，这位记者甚至威胁说“要把你搞臭”。卡伯里回答说：“那你就搞呗。”
那个星期六的午夜时分，卡伯里仍然在看电视，近来，他一直受到失眠的困扰。他看到林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谈论布斯基的案子。最近，到处都是布斯基的面孔，《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各大报纸的版面上、电视里，甚至在午夜新闻里也能看到，就好像蓬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的阴暗面最终被“布斯基化”了。
但是，让政府律师们沮丧的是，媒体对他们抓捕布斯基的报道几乎没有称赞的，而是抨击他们对布斯基的处罚力度不够。由于要求采访的电话太多，而且又缺乏公关人员，卡伯里和林奇决定只接受少数记者的采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声音不能得到广泛的报道。
事情继续升级。11月17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德崇公司、米尔肯、伊坎、波斯纳和杰弗里斯收到了传票。第二天，该报又刊登了一篇震动华尔街的新闻，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下令对德崇公司进行调查，报道中还指出了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定为调查目标的12家公司的名字。一天后，该报又报道说德崇公司还是联邦大陪审团刑事调查的目标。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也就是星期一，股市立即下跌了13个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则是另一回事。交易商们都知道，同布斯基被逐出证券业相比，更大的威胁来自对米尔肯造钱机器的任何威胁。星期二，当《华尔街日报》披露德崇公司成为被调查目标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3个点。那些传言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更是猛跌，垃圾债券的价格也开始跳水。德崇公司的一些客户从一些悬而未决的交易中退出。罗纳德・佩雷尔曼突然放弃了由德崇公司支持的对吉列公司的恶意收购，激发了市场的进一步骚动和焦虑。谣言四起，最为流行的一个就是“米尔肯已经辞职”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证券交易所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引起一阵骚动。
套利人，尤其是负债率很高、大量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人，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全都谴责政府，理由是政府允许布斯基在消息公布之前抛售股票变现，这是在帮助布斯基进行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内幕交易。这种观点像野火一样，迅速在联系密切的套利人圈子中流传开来。
他们开始四处打电话，向记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宣传这个理论。这些散播消息的人包括套利人桑迪・路易斯和罗伯特・弗里曼。桑迪・路易斯曾经一直渴望看到布斯基垮台。罗伯特・弗里曼是高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布斯基告诉检察官他怀疑弗里曼也在从事内幕交易之后，弗里曼也收到了传票。
最后，这些套利人得到了复仇的机会。11月21日，星期五，也就是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后一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华尔街谴责证交会的行为——据说证交会让布斯基事先抛售股票。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来说，这篇报道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篇报道开篇写道：“华尔街昨天愤怒地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股票投机者伊万・f.布斯基在它宣布引发股价猛跌的布斯基受到内幕交易指控的消息之前，抛售4亿多美元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报道继续写道：“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首席股票交易员戴维・诺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意之中帮助布斯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内幕交易。’”但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知道，诺兰也在从事内幕交易，并且不久也被调查。报道继续写道：“证券交易委员会意识到布斯基的交易在华尔街引发了骚动，但是它表示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这篇报道迅速被全美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转载，林奇、斯图克和他们的同事都很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现在，根据事后的情况，他们意识到当时应该想到。他们允许布斯基提前出售股票只是为了促进市场的稳定，并确保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得到1亿美元的罚款。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会被解释为帮助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而这又正是他打算认罪，接受证券交易委员指控的罪名。
同时，德崇公司和它的同情者也在传播一种观点：布斯基是华尔街的叛徒，他充当政府的线人，设计陷害同人。他们聘请了一位名叫朱尔斯・克罗尔的私家侦探，到处搜集对布斯基不利的信息。他们把布斯基描述成一个不能相信的骗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比政府认为的还要坏。
11月24日，星期一，正当政府的律师们还在为上星期五《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报道而烦恼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普里西拉・安・史密斯和比阿特丽斯・加西亚写的文章。他们计算得出，布斯基的实际非法收入高达2.03亿美元，这还是仅仅根据丹尼斯・莱文所提供的内幕消息而得出的，这意味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的处罚不够。文章写道：“这次披露似乎可能激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进一步批评。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前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因为它允许布斯基在11月14日认罪的消息公布之前秘密出售4.4亿美元的股票，从而筹集1亿美元的罚款。”
这个数字是不公平的，因为布斯基的大部分利润都分给了投资人。作为布斯基非法收益的无意受益人，这些投资人是不会被逼迫交出这些钱的。布斯基在这些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当时，他的总资产不到2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把这个情况指出来。然而，这篇文章继续写道：“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女发言人在上周末的电话采访中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因此，布斯基的实际非法收益远远多于罚款的观点被其他许多媒体转载了，并逐渐流行起来。而且，公众对布斯基非法收益的估计也越来越高，很快就攀升到了3亿美元。
为了继续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自身转到政府身上，德崇公司不断制造舆论，声称政府的律师不当地向媒体，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泄露不利的消息。但是，它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连续不断的负面报道很快就引发了一片更加严厉的批评之声，多数都是直接针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纽约的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也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大加斥责。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做出解释，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甚至要求布赖恩・坎贝尔作证，此人曾经是美林公司负责罗伊银行交易的经纪人。丁格尔称誉坎贝尔是一个“26岁的天才人物”，竟然能够“破译莱文先生的内幕交易密码，并且搭顺风车做了20多起交易”，而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尽管拥有各种最先进的技术……竟然毫无察觉”。林奇非常恼火，坎贝尔自己也是一个嫌疑犯，竟然会受到称赞，并且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遭到指责的前提下。政府工作人员宝贵的时间没有用到调查活动上，却被用在应对国会的质询上。
更为糟糕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也失去了信心。沙德曾经把宣布布斯基认罪协议的新闻发布会看作他职业生涯的顶峰，现在却被负面的报道搞得心力交瘁。他似乎想责怪林奇。林奇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拖延批准他进行额外传讯的要求，而额外传讯对继续调查至关重要。他感到他有权力被削弱的危险。
11月24日，也就是《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称布斯基的非法收益远远高于罚款的那一天，林奇召集士气低落的下属到会议室开会，试图给他们打打气。这并不容易。他把这种状况比作发现“沙克（salk）”疫苗。当时，沙克也受到了种种批评，因为他在试验中杀死了许多猴子。林奇自己的情绪也很低落，晚上睡不好觉，他甚至还考虑过辞职的问题。
但是，他也担心辞职后，没有人能继续把案子接过去，调查会半途而废。他知道，犯罪分子罪行严重，非法收益惊人，而且大部分活动都还在继续，他不能坐视不管，任其猖獗。因此，他下定决心，振作起来。他提醒手下的人，很有可能还会有许多负面的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而现在才刚刚拉开帷幕。
他对他们说：“我们正在从事的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一直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