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尔在电话里对布斯基说：“我们去喝咖啡吧。”这是他们约定的新暗号，表示他想见面。西格尔现在坚持面谈，因为他担心布斯基的电话被人窃听。布斯基曾经向西格尔谈过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事情，而且最近他给西格尔送钱的方式，都让西格尔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他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走到几个街区外的水街，然后踱来踱去，等着布斯基的到来。他在想着如果遇到熟人该怎么办。这是1983年1月，天气寒冷，不是适合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
不久，布斯基就从位于水街55号的办公室里出来，急匆匆地朝着西格尔走去。他们一起沿大街走着，西格尔解释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已经被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聘用，这是一家大型的化工和自然资源公司，该公司打算收购另外一家石油公司。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但是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已经向西格尔展示了一串可能的收购对象，其中最有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的就是一家相对比较小的石油产品公司——纳托马斯公司（natomasco.）。
西格尔认为纳托马斯公司非常符合布斯基的需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如果布斯基现在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能比交易早好几个月，提前的时间很长，就不大可能被认为是内幕交易而受到监管；甚至西格尔现在还不能确定交易一定发生。当然，如果布斯基从现在开始买进，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获利的人。西格尔想让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出现购买的压力，因此，他要先说服纳托马斯公司，称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可能要对该公司进行友好收购，让它接受收购。要想做成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纳托马斯公司相信，它已经被人盯上了，很有可能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
两人离开了水街，朝着东河走去，那里是南街码头南部曼哈顿的一大片荒凉的地方。他们悄悄地谈着，还不时四处张望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跟踪。西格尔把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的计划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督促布斯基开始慢慢购买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同时提醒他这起交易也可能会黄了。
因此，不久之后，布斯基就开始买进。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直到3月，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决定放弃收购计划，因为它在筹集收购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布斯基惊慌失措，但是西格尔向他打保票，劝他继续持有。
最后，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通过出售一只股票筹集到了收购资金，这起交易在5月完成了。在此之前，布斯基已经囤积了纳托马斯公司的大量股票，不过，他从来没有向西格尔透露具体的数量和价格。
西格尔也不想让他在电话中谈论这些东西。后来，西格尔在查看相关的收购数据时才吃惊地发现，布斯基竟然购买了80万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中的总收益高达480万美元。西格尔认为，这笔钱有他的份儿，以后再向他要。
很快，西格尔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为布斯基和他自己的客户服务。9月，行为古怪的戈登・格蒂给西格尔打电话，他是j.保罗・格蒂遗产的继承人。他说，他对格蒂石油公司的运作方式非常不满。西格尔认为他可能有两个意思：要么是他自己想收购这家公司，可能同其他人合作；要么是他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可能收购该公司的人。
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的股票常常被低估，因为人们都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收购。因此，势力强大的家族出现分裂的消息都是套利人渴求的东西。西格尔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布斯基，布斯基立即买下了格蒂的股票，然后又卖掉，一举获利22万美元。后来，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获利更多，因为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先后出价收购格蒂石油公司。有人估计，布斯基在格蒂公司交易案的收益高达500万美元。
西格尔总是根据他所认为的客户的利益来确定他所泄露的消息。他掌握的秘密消息甚至比透露给布斯基的还要多许多。布斯基不断让他透露更多的消息，甚至提出要往西格尔的一个欧洲账户中存钱。西格尔回答说：“伊万，我对这不感兴趣。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没有想过要逃到国外去。”布斯基不断尝试，还提出为西格尔投资房地产，甚至还要为西格尔的父亲安排工作。
不过，西格尔为布斯基提供的消息也有失误的时候，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brown-formandistillerscorporation）收购雷诺克斯公司（lenox）一案。雷诺克斯是一家生产精细瓷器的公司。在这起收购中，雷诺克斯公司聘请西格尔组织应对。在应对时，西格尔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有效的反兼并策略之一——“毒丸法”。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马丁・利普顿始创的，但是西格尔对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这种方法在美国企业界应用十分广泛。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如果发生了恶意收购，被收购方就会授予股东极大的权力，来增加恶意收购的代价。例如，雷诺克斯公司就通过发行“毒丸”来拯救自己，如果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发动恶意收购，它就授予股东购买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股票的权力。
这起交易对套利人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因为雷诺克斯公司奋起反抗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在经历了最初的猛涨之后，开始一路猛跌。形势错综复杂，甚至进入了诉讼程序，使得结果更加变幻莫测。许多套利人都惊慌失措，卖掉了手中的股票，但是布斯基却继续吃进。到了雷诺克斯公司决定投降，接受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更高收购价的最后一刻，布斯基还购买了雷诺克斯公司的6.2万股股票。最后，他的股份达到了9%，卖出后共赚到了400万美元。
其他的套利人都既惊奇又忌妒。华尔街上还谣传，说布斯基有内幕消息。按照常理，没有人能够一直未卜先知，尤其是在像布朗・福尔曼公司收购雷诺克斯公司这样变幻莫测的交易中。然而，西格尔在这起交易中给布斯基泄露的消息没有发挥作用。甚至直到最后一刻，雷诺克斯公司仍然想反击，因此西格尔认为“毒丸”计划确实会成功。他建议布斯基不要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当雷诺克斯公司的董事会突然投降时，西格尔确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另有内幕消息源。
还有一次，布斯基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得到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公司的机密消息，这是西格尔的一个客户。西格尔怀疑布斯基的消息是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波士顿的一个经纪人手里获得的，此人名叫唐纳德・利特尔。利特尔为布斯基处理过许多交易，也是一名狂热的马球爱好者，通过玩马球和古德尔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伊尔维萨克结为好友。布斯基让西格尔确认这些消息，但是西格尔撒谎了，说他不知道。
1983年12月底，西格尔和布斯基见面讨论他的“奖金”。西格尔提醒布斯基，在纳托马斯公司和格蒂公司的收购案中，他所提供的消息非常宝贵。他们还讨论西格尔提供的其他一些建议类的消息，例如他对犹他州管道公司的评估等，虽然这些消息的价值无法同内幕消息相提并论，但是西格尔认为，他也应该得到补偿，这样才算公平。他认为，他同布斯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类似“顾问”的性质。最后，西格尔向布斯基提出了25万美元的要求。他没有仔细计算，不过他知道布斯基在纳托马斯一案中收益颇丰，而且，尽管格蒂公司的收购案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他认为布斯基肯定也会赚一大笔的。西格尔只是根据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奖金计算，认为25万美元是一个相当“公平”的数目。
这个数目也是西格尔认为他所需要的。他当年的薪水和奖金是73.3万美元，比前一年要少一些。他刚刚在格雷西广场（graciesquare）购买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花费了97.5万美元，修理和装修工作刚刚开始。
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这个数字，他认为这只代表西格尔提供消息的收益的一小部分。交钱方式也谈妥了，还是跟上次一样。西格尔又来到了广场饭店的大厅里，等待那个皮肤黝黑的送钱人。还是同样的暗号，“红灯”和“绿灯”，然后就是交接手提箱。
当西格尔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他数了数钱，还是用恺撒宫的彩带扎着。数完后，他发现只有21万美元，他估计是布斯基的送钱人私吞了。而且，还有一捆钞票不是他所要求的百元纸钞，而是1美元的。西格尔感觉被欺骗了。
西格尔又安排同布斯基见了一面，当面质问他是怎么回事，说送钱人偷了钱。布斯基十分愤怒，他发誓说送钱人绝对值得信赖，不会动一分钱的。西格尔只好耸了耸肩，感觉再争辩也没有什么意思。然而，交易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他暗自发誓，下一年要提高数目，因为15%~20%会进入别人的口袋。
在几个月内，布斯基就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多数都来自一项交易，而这与西格尔的消息毫无关系，就是海湾石油公司的交易。该公司是布斯基的死对头，它曾经突然宣布从城市服务公司的交易中退出，差点儿毁了布斯基。得克萨斯石油大王、著名的企业狙击手t.布恩・皮肯斯也是德崇公司的客户，他在9月公开披露自己持有海湾石油公司的大量股票，这也是布斯基最初获悉格蒂公司消息的时候。最后，在德崇公司的支持下，皮肯斯对这家大型石油公司发起了收购攻势。海湾石油公司惊慌失措，立即请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充当白衣骑士来拯救它。这起交易震动了华尔街，成为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收购，也展现了在德崇公司支持下企业狙击手的实力。
这起交易极大地增加了布斯基的财富。他开始追踪皮肯斯的购买情况，定期从穆赫伦那里了解大宗交易的消息。随着这起交易的继续进行，他还不断稳步增仓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一直持续到1984年。和以前的做法一样，布斯基愿意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冒险，最终购买了海湾石油公司的500万股股票。这次，海湾石油公司的收购案产生了巨大的回报，至少对布斯基是如此。一场收购大战爆发了，在西格尔的建议下，kkr公司也参与了收购。西格尔没有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尽管他了解该公司计划的详细内容。这起收购大战还引发了国会的关注，甚至打算以反托拉斯法来阻止这起收购，导致交易拖延了一段时间。不过，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最终成功实现了对海湾石油公司的收购。据估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中获利高达6,500万美元。
穆赫伦也在这起交易中也获益颇丰。为了表示庆祝，他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25名套利人朋友出席。穆赫伦用海湾石油公司熟悉的橙色商标图案装饰餐桌中央。当名贵的白葡萄酒、鸡尾酒和白兰地斟满酒杯时，穆赫伦站起来致辞，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詹姆斯・e.李（海湾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做出退出收购城市服务公司的决定曾经使许多套利人暴跳如雷）已经决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要尽释前嫌，同我们言归于好。”说着，穆赫伦做出一个手势，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进来了，它身穿天蓝色的工作服，上面印着海湾石油公司的标志。布斯基立即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1984年3月结束的那个财年对布斯基是个很好的年份。上个财年，由于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失败，他损失了大约1,370万美元；而这个财年，他赚到了惊人的7,650万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他以前在底特律卖冰激凌时从未想过的，当时，他多次濒临破产的边缘。布斯基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第五大道650号曼哈顿中城的豪华办公楼里。
同布斯基原来简朴的办公室相比，这里简直有天壤之别。新办公室的装修非常豪华，这都是在西玛的帮助下完成的。走廊里铺着大理石，蚀刻玻璃面板上摆放着各种雕塑。布斯基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大，里面铺着雪白的地毯，墙壁也白得耀眼，窗外能够俯瞰中央公园和市中心一座座闪亮的办公楼。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电子设备非常先进，布斯基先前办公室的麦克风系统与他现在所拥有的相比显得相形见绌，原始简陋。除了有话筒外，每个研究员和交易员的桌子上还有一个台式显示器，上面可以显示布斯基的头像。在布斯基自己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被分成两部分：上面的部分可以显示头像，包括他自己的；下面的部分被分成了16个部分，可以同时显示16名工作人员的图像，这些图像是由对着他们的摄像头拍摄的。布斯基随时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每一个员工，他们一消失，哪怕是到洗手间去，也会立即被发现的。还有其他的设备：布斯基的电话交换机可以容纳160条直拨电话线路，可以直通穆赫伦、米尔肯，以及其他公司的套利人、股票经纪人和研究员等。电子股票行情接收机还能把股市行情投射到他办公室的墙上，墙上还挂着钟表，显示着全球不同地区的时间。
布斯基将办公室迁到中城对他和西格尔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西格尔有消息透露时，他仍然会给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去喝咖啡。不过，现在他们确实是去喝咖啡，是在52街一个名叫帕斯特拉明・森斯（pastrami’nthings）的咖啡厅。这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桌上铺着富米加塑料布，放着敞瓶的番茄酱和调味料，地上摆着假的绿色植物。是布斯基把见面的地点选到这里的，他认为没有理由花大价钱喝咖啡。而西格尔也认为在这种地方很安全，不可能会被人认出来。
1984年春天，康乃馨公司打算出售公司的一大批股票，因此他们聘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处理此事，并且公司管理层同意西格尔尽量获得最高的价格。西格尔推断该公司可能打算出售，因此他和布斯基见面，讨论了这一事情。当年夏天，布斯基开始大量囤积该公司的股票。可想而知，该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涨。
到了8月，布斯基已经购买了康乃馨公司大量的股票，吸引了许多人跟风购买，招致纽约证券交易所插手调查。交易所询问康乃馨公司如何解释其股价和交易量的猛增。该公司当然知道关于大量抛售股票计划的秘密谈话，但是它也确实对股市的变化感到迷惑不解。在公开声明中，康乃馨公司称“公司对股票交易的波动无从解释”。几周后，它又发布声明称“最近股价的上涨没有任何公司方面的理由”，同时它也断然表示，它没有同“任何人讨论过公司股票的事宜”。这些公开声明违反了交易所和证交会对股票披露的要求，是典型的掩盖真相的活动。
这些公开声明使华尔街上的许多套利人惊慌失措，但是布斯基不为所动。西格尔鼓励他不要理会这些声明，继续买进。无论怎么说，布斯基从其他消息源也获悉，该公司可能被收购。他借康乃馨公司股票下跌之际，又进行了增仓操作。西格尔向布斯基保证说：“这简直就是另一个格蒂收购案。”
实际上，这比格蒂收购案还要好：更干净、时间更短，并且收益更多。康乃馨是美国一家老牌公司，是美国国内知名度最高、备受信赖的品牌之一，最终被瑞士的食品集团雀巢公司收购。在这起交易中，布斯基根据西格尔的消息获利2,830万美元，是他从西格尔的消息中获益最多的一次。
这次巨大的成功又激发了其他套利人的忌妒和怀疑。华尔街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套利人像布斯基这样在纳托马斯公司、雷诺克斯公司、格蒂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还有现在的康乃馨公司上都大赚一笔。布斯基购买的股票数量十分庞大，被人冠以“猪崽子”的绰号。穆赫伦不断发现，自己经常要为布斯基的声誉作辩护，遇到其他人抱怨或者暗示说布斯基在从事内幕交易时，他总是会说：“算了吧，难道你就不能承认有人比你更聪明、更能干吗？”
一天下午，布斯基给穆赫伦打电话，让他主持一场捐款晚宴。这个晚宴是以布斯基的名义举行的，受益人是犹太教的神学院。该神学院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术机构。穆赫伦从来没有发现布斯基对犹太教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但是他知道布斯基经常向该神学院捐款，可能是为了给那些富有的犹太投资人留下好印象。穆赫伦问道：“伊万，你知道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的，我给你一张支票行不行啊？”无论什么慈善捐款，只要朋友提出来，他就会慷慨解囊。布斯基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像一个小孩一样沮丧地说：“问题是别人都搞不定这个事啊！”
穆赫伦叹了口气，然后同意了。他缠着卡尔・伊坎，让他一起去当主持人，而且他们俩要设法让嘉宾慷慨解囊。考虑到大家对布斯基的普遍敌意和忌妒，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不过，当晚他们还是筹集到了近50万美元。晚宴要求大家都身穿礼服，系黑领结，甚至穆赫伦也穿得十分正式。布斯基的母亲专程从底特律赶来参加宴会。她给穆赫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贵而又温柔，处处显示了一个犹太母亲对儿子的自豪和关心。在穆赫伦把她介绍给来宾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了，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布斯基真的有一位母亲。”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布斯基不断取得成功，甚至他自己的员工也都心怀疑虑。研究部的主管莱斯曼知道布斯基并不是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操作的。然而，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交易模式，也没有注意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被牵涉进了这些交易之中。就在他老板的运气正佳的那一年，他获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在一起收购交易中代表目标公司，而布斯基的公司也参与了这起交易。他知道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电话联系，因此他向布斯基报告了这个消息。莱斯曼说：“我刚刚获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参与了这起交易，你为什么不给马丁・西格尔打个电话，看能否得到一些帮助呢？”他似乎对自己的情报还很自豪。
布斯基严厉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马丁・西格尔干吗要帮我呢？”他看起来有点儿生气了。
莱斯曼说：“我是说，你和他关系很不错，是吧？你可以……”
布斯基打断了他，大声喊道：“你要搞清楚，公司和马丁・西格尔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现在出去。”
很快，一起对布斯基造成沉重打击的事情就发生了，也让西格尔恐惧不已。尽管布斯基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功，但是他却没有引起国内金融媒体的关注。
然而在1984年的夏天，《财富》杂志的记者格温・金基德打算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专访。布斯基很少和记者通电话，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金基德的采访，不过他拒绝谈论关于交易和生活琐事的话题。
西格尔知道这篇报道正在准备中，记者也找过他，并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让西格尔给他回电话。当西格尔给金基德回电话时，她出去了，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西格尔认为记者只是想知道他对布斯基的评价，也就没有在意。然而，到了7月的最后一周，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提醒他注意这篇报道，因为报道中有关于布斯基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关系的不利“方面”。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这可太糟糕了。这对你、对我都不好啊。”
布斯基似乎毫不在意，他对西格尔说：“你太夸张了。”然后他告诉西格尔，这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照搬”《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布斯基同两大投资银行的关系。这句话使得西格尔更加坐卧不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会不会激发大量不利报道的发生？他知道媒体对自己的业务是非常敏感的。
西格尔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德农西奥。德农西奥表示了关心，但是没有过分地担忧。他当然没有问西格尔文章说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把并购部名义上的主管彼得・古德森叫了过来，一起研究这篇报道对公司兼并业务潜在的不利影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种影响很小。华尔街上一直都在流传各种谣言，并且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第一波士顿银行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到了。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西格尔一早就冲到报刊亭购买了8月6日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就刊登在这一期上。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无伤大雅，其中重点介绍了布斯基的伟大金融成就和雄心壮志，也直言不讳地详细记述了他早期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西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两段让他惊恐不已的话：“布斯基的竞争对手对他交易时机的准确选择颇有微词。有许多谣言称，他参与的交易都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关。布斯基断然否认了使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
接着，文章提到了一件更为敏感的事情。“去年，当马里兰州液化气经销商柏尔加斯公司（pargas）被加拿大富有的贝尔兹伯格家族（belzberg）收购时，布斯基以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举动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这起事件牵涉到了几个同布斯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西格尔、泰迪・福斯特曼和穆赫伦。西格尔曾经和布斯基谈过此事，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透露内幕消息。泰迪・福斯特曼是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和布斯基交谈。贝尔兹伯格家族是穆赫伦的主要客户和支持者。西格尔知道，关于贝尔兹伯格家族举动的消息一般都是穆赫伦告诉布斯基的。
文章继续写道：“在贝尔兹伯格家族告诉柏尔加斯公司他们的收购决定但是还没有公开宣布前的某一天，布斯基购买了柏尔加斯公司的3.5万股股票。”尽管这些完全属于细节的描述，但是它很明显是在暗示，布斯基在贝尔兹伯格家族一案上有内幕消息——很可能是通过柏尔加斯公司获悉的，这就把矛头指向了西格尔。
文章接着写道，在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宣布减持柏尔加斯公司股票引发股价大跌之前，布斯基大量抛售了柏尔加斯公司的股票。这一点暗示，福斯特曼可能提前向布斯基透露了他的计划，而西格尔也遇到了类似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金基德在文中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对交易没有任何评论，我们每天都要买卖证券，一直都做得很不错。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西格尔非常恐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最为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会被发现，现在，这已经是白纸黑字，印在了全国性的杂志上面。这些说法不会在华尔街上销声匿迹的。莱斯曼的朋友开始开玩笑地把西格尔称为布斯基的“专门负责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了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高盛公司负责套利业务的主管，也是套利领域一个实力强大的人物，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与布斯基打电话。弗里曼和西格尔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最开始他们谈论公司的交易，后来话题转向了体育、哲学、薪水和志向。弗里曼已经把家从新泽西搬到了纽约的拉伊地区，他告诉西格尔，他在那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别墅，紧邻著名的阿帕瓦米思乡村俱乐部（apawamiscountryclub）。
弗里曼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稳重，英俊潇洒。他在达特茅斯学院主修西班牙语，然后到哥伦比亚商学院深造，毕业后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公司的联席ceo。高盛公司具有传奇色彩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列维曾经也是一位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该领域的泰斗。弗里曼在1978年被晋升为合伙人。随着套利行业对并购、资本重组和其他主要业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都日益看重他的意见。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高盛有明确规定：各个部门之间严禁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了一份“限制名单”，里面都是参与投资银行悬而未决活动的客户，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严禁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因此，弗里曼常常向西格尔抱怨，说他有许多交易都无法进行。
与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息源，因为他身边也有许多关于市场的情报和交易信息。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都怀疑这些“圈子”的成员在共享信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牵涉到了某项交易而被禁止，但是这个圈子的其他人则不受限制。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同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就行。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能以某种方式在公司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任何人都能看到交易量和股价的增长，也不难追踪到购买者的身份。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是跟踪套利人圈子内成员的交易模式，盲目地跟风买进和卖出。
当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时，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正在全速进行之中，这增加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中说，他知道布斯基持有康乃馨公司的100万股股票。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既对布斯基的持有量吃惊，也对弗里曼对此非常清楚感到吃惊。连他都不知道布斯基的交易量，而弗里曼却这么清楚。很显然，布斯基的公司保密工作不是很严格，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很有实力的套利人来说是如此。毫无疑问，谣传会在媒体上出现。弗里曼不断说着，西格尔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然后，他又听到了一些更让他担心的话。弗里曼说：“你要小心了，有传言说你和布斯基的关系太密切了。”
西格尔脱口说道：“我不会再和他电话了，到此为止。”
弗里曼的话使西格尔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发誓，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是他最后一次透露消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尽快，否则他就会永远被谣言纠缠着，脱不开身。
然而，正当他认为《财富》杂志报道的影响销声匿迹时，又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鲁克的电话，她也要为布斯基写一篇报道。她已经看过《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准备在自己的报道中也提到西格尔的名字。西格尔请求她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又去找德农西奥，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说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行。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鲁克把文章交到杂志社时，社里的律师告诉她，必须删去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能刊登。她开始表示抗议，但是最后被迫屈服了。这篇文章刊登在了12月出版的那一期上，没有提到关于西格尔的谣言。西格尔只是在后来才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插手了，他们威胁杂志社，声称如果不将对该公司不利的材料删除的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会提起诉讼。
当年的剩余时间里，西格尔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没有和布斯基联系。他以前几乎每天都和布斯基通电话，现在却突然中断了。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然而随着年底即将到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西格尔还是开始考虑他的年终“奖金”。1984年对西格尔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合法薪水和奖金超过了100万美元，获得的现金和股份高达110万美元。然而，他那套公寓的装修费用接近50万美元，比他预想的还要高。最后，他还有一笔“奖金”收入，布斯基用这些无价的消息和建议赚到了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自己不分一杯羹呢?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在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见面。西格尔按照他所发誓的，把预计的要求提高了一些。他提出40万美元，除了送钱人拿走的钱以外，他期望能够得到35万美元。用这些现金，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全部付清。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关于康乃馨公司消息的价值甚至都还没有讨论呢。但是这次，布斯基打算采用一种新的送钱计划。他不想再用广场酒店大厅交接的方式了。
布斯基告诉西格尔，让他在约定的日期上午9点整准时到达第55街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电话亭。然后，西格尔拿起话筒，假装要打电话，而此时送钱人会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在等着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到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认为这个计划比酒店大堂的方式更加可笑，就像是拙劣的间谍小说中的情形一样，但是布斯基却坚持采用这种方式。
在约定的日期，西格尔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为了消磨时间，他到街道对面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他坐在靠近窗户的一个桌子旁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搜寻着可能的送钱人。突然，他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提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附近的一栋小楼旁边来回走动，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粗呢短外衣。
接着，西格尔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在半个街区的地方，也是皮肤黝黑。他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西格尔开始感到惊恐。怎么了？怎么还有一个人呢？突然之间，西格尔想到了布斯基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情，心中的恐惧一下子涌了上来。西格尔心想：“他们是来杀我的。”布斯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异的计划，让送钱人站在他的身后，原来是打算谋杀他。西格尔立即喝完咖啡，付了账单，迅速逃走了，撇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手提箱在那里不断走动。
西格尔回到办公室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问道：“怎么样了？”
西格尔回答说：“没有拿到。”
布斯基烦躁地问道：“为什么没拿到呢？”
西格尔解释说：“那里多了一个人，有人在监视。”
布斯基大喊说：“当然了，一直都有人啊，是我想确保交接成功的。”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布斯基连自己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布斯基坚持让西格尔再到电话亭去收钱。他说：“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些现金搞到手，你最好还是拿走。”西格尔非常警惕，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取钱，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在拖延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再次来到电话亭，一切进展顺利。同上次一样，手提箱里的钱又少了一些，但是西格尔甚至懒得和布斯基说这事。西格尔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不想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西格尔的头脑中，和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一次付款也完成了。西格尔彻底停止了和布斯基的电话联系。当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躲避，借口繁忙，或者匆匆挂断电话。没过多久，布斯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快点儿挂断时，他听到布斯基轻声地问道：“怎么了，马蒂？你不想再和我说话了吗？你不想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声音婉转，透露出一种真心的忧伤，“难道你不再喜欢我了吗？”
当《财富》杂志的文章刊出时，西格尔与布斯基的关系并不是他感到恐慌的唯一原因。甚至当他在和布斯基保持距离时，他仍在同其他的朋友——弗里曼通电话进行内幕交易，虽然弗里曼也提醒西格尔注意有关他和布斯基的关系的不利谣言。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不是受现金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利益的驱动。
尽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却问题重重，已经陷入了危机，公司的收益严重依赖西格尔的业务。尽管它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佣金和承销佣金已经干涸了，但是公司却仍然鄙视新兴的盈利机会。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门。同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都不同，它没有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阿尔・戈登以及之后的德农西奥都认为公司自己开户进行交易会玷污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忌的公司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如高盛公司，一直都在大规模地从事套利业务，甚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也开始利用这种市场机会。
德农西奥被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年轻投资银行家起了一个“鸵鸟”的绰号。当人们提到开创新业务时，他都要问一问这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了给客户服务而“需要”的。回答很少是肯定的。同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资金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而其对手的资金却在飞速增长，使得它们可以资助大规模的项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要依赖它传统的零售经纪网络和承销能力积累资金，这是一种烦琐、过时的筹资方式，利润也越来越少。实际上，零售经纪网络每年要损失3,000万美元。
如果这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1984年3月的打击就是不可估量的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精心打造的声誉遭到了严重的伤害。该公司一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彼得・布兰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从事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出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宣传广告中，是一个油嘴滑舌、野心勃勃的人。在当时最为耸人听闻的内幕交易案中，他是官方的主要目击证人。这就是r.福斯特・维南斯一案。此人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主持该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华尔街传闻》（heardonthestreet）专栏，曾经多次向布兰特提前泄露内幕消息。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揭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了酒鬼律师、同性恋，以及在豪华饭店和马球俱乐部举行的秘密会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牵涉进去，因此公司竭力低调处理此事，但是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却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似乎被架空了。
这起事件之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寻求新收入来源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早些时候，德农西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名叫蒂莫西・l.泰伯尔。他英俊潇洒，高个子，多少有点儿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一见面，他们俩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的背景吸引了他们俩，公司就聘请他为顾问，直接向德农西奥负责，他的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在审查了公司的业务、盈亏状况之后，泰伯尔得出结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开拓新的赢利业务。他认为公司别无选择，必须开设账户进行交易，并且组建自己的套利部门。泰伯尔自愿加入该部门，他声称自己做过一些股权交易，但是对套利却没有什么经验，交易知识也不是很多。
德农西奥仍然很不情愿，不过还是接受了泰伯尔的建议，但是要求避免公开此事。他把这位年轻的顾问分派给资深的交易员、机构销售部名义上的主管理查德・威格顿。威格顿原来是一位信贷分析师，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度过的，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既没有耀眼的成就，也没有尴尬的失利。他身材肥胖，和蔼可亲，有点儿迟钝。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叫他“威吉”。
当交易员时，威格顿就已经开始在公司一些精明的客户后面从事“跟风”交易，看他们购买或者卖出什么，他也购买和卖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赚到了一些利润。但是，就凭这些勉强说得过去的交易记录，德农西奥就让他筹办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业务部门。除了泰伯尔，还有一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被派到这里做职员，此外别无他人。
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向他解释了这种安排，同时提醒西格尔，他不想让公司外面的人知道套利部门的存在。他说，他很担心这会引发客户的不良反应。
西格尔熟悉并且也很喜欢威格顿，但是认为他没有什么套利能力。而对泰伯尔，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知道他似乎没有什么经验，而且也是刚刚加入公司。然后，德农西奥又做出了一项意外的决定，他想让西格尔担当他们的“顾问”，负责指导他们，而且不让公司里的其他任何人知道。西格尔只好暗自叫苦。
那时，也就是1984年3月，西格尔正在代表kkr公司对海湾石油公司进行收购。当国会以反托拉斯法为由介入此案时，套利人和其他投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纷纷抛售股票，引发股价大幅下跌。此时，西格尔决定试试自己这个新套利顾问的身份，因此他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告诉他们开始购买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他说：“这只股票的价值还是有的。这家公司正要被其他公司收购，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作为kkr公司的代表，他对海湾石油公司的收益和资产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国会反托拉斯法的威胁毫不在意。威格顿和泰伯尔购买了20万股，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标准来看，这已经非常多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斯基，他的购买量是400多万股。）当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最终完成收购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赚到了270万美元，西格尔被称赞为天才的套利人。德农西奥十分激动，对西格尔的远见卓识大加赞赏。西格尔感觉棒极了。原来套利这么容易啊！他猜想他会做得很好的。他感到自己又为公司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
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西格尔已经多么接近危险的边缘，他几乎违反了投资银行一项通常的规定：套利业务要和其他的业务相互分离。在kkr公司收购海湾石油公司的交易中，西格尔是kkr公司的金融顾问，接触到了许多机密，但是在指导公司套利业务时，他并没有利用这些机密，不过他已经非常接近悬崖的边缘了。
罗伯特・弗里曼几乎每天都向西格尔打电话。一天下午，在电话中，弗里曼提到了他喜欢的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股票，还说他也用自己的交易账户购买了一些。企业狙击手索尔・斯坦伯格已经持有了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大量的股票，在套利人圈子里，大家都预测斯坦伯格可能会对该公司发起收购攻势。以精明投资而闻名的得克萨斯州的巴斯家族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弗里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已经强烈地暗示，他同理查德・雷恩沃特有直接的联系。雷恩沃特是一位金融家，巴斯家族的许多成就都离不开他的努力。
西格尔心想，这就是套利“俱乐部”运转的方式——大家互相提醒、暗示、提示、相互联系、建立互惠的关系，然后就开始进行实际的内幕消息的传送了。当任何人都能确定消息的可信性，而不用去问消息的来源时，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告诉他们购买沃特尔・迪士尼公司的股票。此后不久，1984年6月，市场上流传着“绿票讹诈”的谣言，声称斯坦伯格不仅无法收购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反而要被该公司反戈一击。西格尔立即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向他保证说没有问题。弗里曼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继续持有沃特尔・迪士尼公司的股票，西格尔也匆忙地赶到机场，飞往克利夫兰了。按照日程安排，他要到那里会见一个客户。
他一到达克利夫兰机场，就给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斯坦伯格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绿票讹诈，他的收购威胁也到此结束。迪士尼公司的股价开始猛跌。更糟糕的是，威格顿和泰伯尔还毫不知情。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迪士尼公司的股票上损失巨大，超过了上次在海湾石油公司股票上赚到的270万美元。西格尔惊呆了，他这个套利“天才”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二天早上，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他非常气愤。当弗里曼告诉西格尔自己在消息公开之前就把手中的股票抛售时，西格尔更加愤怒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让我买的那只股票，你知道了消息，为什么却不告诉我呢？”西格尔不相信弗里曼会这样戏弄他。
弗里曼似乎真的很遗憾。他说他没有想到西格尔会购买这么多股票，此外，他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但是西格尔当时正在飞往克利夫兰的飞机上。听到这句话，西格尔的愤怒稍稍平息了一些，但是巨大的损失仍然让他心疼不已。他不知道怎么向德农西奥解释，尤其是之前已有许多关于绿票讹诈的谣言在流传，但是他却还建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继续持有，没有抛售。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五，西格尔在自己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给弗里曼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完全从迪士尼公司股票的事件中走了出来，两个人又像以前一样讨论市场和并购业务的发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西格尔不假思索就把话题转到了高盛公司的一个大客户——大陆集团（continentalgroup）上面，这是一家包装公司，当时已经成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的收购目标。西格尔问弗里曼，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詹姆斯爵士的收购会不会被阻止。
由于高盛公司是大陆集团的投资银行，正在积极参与大陆集团的战略策划工作，西格尔希望从弗里曼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但是不太详细的消息。也许弗里曼对大陆集团一无所知，因为高盛公司严禁套利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进行交流，然而弗里曼却说：“没关系的，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公司卖掉的。”
西格尔惊呆了。这句话从代表大陆集团的合伙人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就像是内幕消息一样。他挂断电话，凝视着窗外康涅狄格海岸晚春的风景。他知道，在同弗里曼的谈话中，他们已经越过了一条不言而喻的界线。他也知道，如果他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能轻而易举地避免违反内幕交易的规定。但是，他也想到，在令人尴尬的迪士尼公司股票的损失上，弗里曼还欠他一个人情。套利网络难道不就是这样运转的吗？
西格尔拿起电话，打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建议他们购买大陆集团的股票。但是让他气愤的是，他们拒绝了。他们还对迪士尼公司股票损失一事耿耿于怀。西格尔提高声音，告诉他们自己刚刚同弗里曼通过电话，并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弗里曼刚刚对他说过该公司打算出售的消息。他问道：“现在你们听明白了吗？”他们明白了，并且开始尽职地购买。
大约一周后，西格尔又问弗里曼关于大陆集团的事情。弗里曼兴高采烈地说：“我也开始做企业融资了，我也要做你做的工作了，马蒂。”然后，弗里曼明目张胆地越过了内幕消息的界线。他解释说，高盛公司要充当“白衣骑士”去拯救大陆集团，他的一位好朋友负责此事，这个人叫戴维・默多克，曾经是一个企业狙击手。弗里曼把默多克的详细计划向西格尔和盘托出，并且说自己也是默多克的顾问。现在，西格尔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大陆集团的内幕消息，一方面是大陆集团，另一方面是默多克。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督促他们再多买进一些大陆集团的股票。
詹姆斯爵士提高了出价，引发了股价的大幅上涨，西格尔再次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让西格尔放心，他说：“别担心，我们还要再多买些。”最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共囤积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股票，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购买活动。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内，除了西格尔、威格顿和泰伯尔之外，只有两个人可以看到套利部的交易单据，这就是德农西奥和公司的总裁约翰・t.“杰克”・罗奇。在迪士尼股票的损失之后，德农西奥对公司在大陆集团压上大量赌注日益担心，最后，他让西格尔到他的办公室解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