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小时的紧急磋商，他们最终草拟了一个解决方案。穆赫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期权交易，把城市股票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转移给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这样一来，布斯基就不用再抛售剩下的股票，从而减少了市场进一步抛售的压力；作为回报，布斯基以后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获得的任何收益，一半以上归穆赫伦所有。证券交易所的官员认为，这种安排可以避免布斯基被迫抛售股票以变现，并且也符合资金要求。
穆赫伦和布斯基对城市服务公司股票的价值一直很有信心，这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海湾公司退出了，但是皮肯斯却在“继续玩”。正如华尔街的业内人士常说的，哪个公司一旦被盯上了，除了投降或者寻找救世主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出路了。仅仅在两个星期后，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petroleum）就宣布插手收购，并开出了每股58美元的价格，引发了股价的猛涨。最终，穆赫伦和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在拯救布斯基的计划中获益近1,000万美元，穆赫伦在公司被称为英雄。据估计，这场危机使布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大概为其公司资产的1/3。
这场失败似乎使布斯基老实了点儿。当月月底，他和穆赫伦在查看账目时说：“你知道，这样的月份会教你学得谦逊。”他让穆拉迪恩把该项交易的相关记录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并贴上标签“查特酒”。他告诉穆拉迪恩不要同其他人说起这个文件夹，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事，到最后，穆拉迪恩把它给扔了。
然而，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溃败对布斯基确实影响很大。他对穆赫伦深怀感激之情，认为这种帮助才是最真诚的友谊。事后，他给穆赫伦打电话说：“我不敢相信你真能帮我。”不久之后，布斯基就问穆赫伦，是否可以出任他孩子的信托基金的共同受托人。穆赫伦同意了，很显然，这种提议表达了一种敬意。穆赫伦感觉很好，很自豪，正如他所说的，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布斯基濒临失败的边缘并不是仅此一次。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数该尽了，甚至他的岳父岳母也不能容忍他再出现这样的崩溃，尤其是拿着他们的钱玩火。使布斯基快要抓狂的是，这并不是他的错，谁也没有预料到海湾石油公司会突然变卦。布斯基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几乎被超出他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给摧毁。
在城市服务公司股票暴跌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8月6日），布斯基在克斯科山上的家中举行了一次晚宴，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来宾包括穆赫伦以及他所在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和他们的妻子。大家在喝完鸡尾酒之后，开始纷纷议论市场的危机。穆赫伦说：“我希望这只股票不会崩溃，否则我们都要玩完。”西玛插话说：“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她还以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永远不再发生。”
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是西玛的，因此感觉她可能不会让布斯基继续冒险，把这么多钱全都投入一只股票上。
但是布斯基有其他的想法。“永远不再发生，”好啊，还是有办法去控制甚至消除风险的。套利与摔跤不同，不会有裁判在他旁边跑来跑去督促他执行规定。他会再次站起来的，并且会永远站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周，甚至在西方石油公司出价收购城市服务公司解救套利人之前，布斯基就给马丁・西格尔打了电话。
布斯基说：“你好，马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随意，完全没有显露出他刚刚经历过大风大浪，把公司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你该考虑加入哈佛俱乐部了。我们到那里喝杯酒，行吗？”
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到他的家中打网球。西格尔的家位于一个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社区，这是他和妻子简设计建造的，刚刚完工。房子很有现代感，墙壁用灰色木板装饰，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十分气派，隔着窗户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能隔音。最近，西格尔喜欢上了水上摩托，常常在池塘上玩。院子的另一边是西格尔常用的一些娱乐设施以及他的网球场，就在池塘边上，掩映在一些松树之中。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汽车拐进了车道之中，在停车场停下，布斯基面带微笑地从车上下来，背上还背着网球拍。西格尔奇怪地注意到，布斯基还带着一个皮包，就是欧洲男人常常带的那种，这个皮包与布斯基的气质一点儿也不相符。西格尔对布斯基的新车赞不绝口，布斯基说：“这是西玛送给我的。”
西格尔同时邀请过来和布斯基打球的还有企业狙击手塞缪尔・海曼和另外一位商人。海曼原来是个检察官，后来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留意并购方面的业务。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是西格尔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巨大的乔治风格的石材别墅。他还有一架直升机，用院中的草坪作为停机坪，常常搭载着西格尔到曼哈顿去。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循环比赛，最后海曼赢了。尽管布斯基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是个很有风度的输家。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热切渴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甚至还专门给他聘请了一个教练。
饭后，其他人先走了，西格尔陪着布斯基走到他的车上，两人还有事情要谈。西格尔非常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财务状况，更确切地说，是担心他的兼并业务。华尔街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公司，而现在，它们似乎有点落后了。1981年，西格尔听说联合技术公司（unitedtechnologies）打算收购开利公司（carriercorporation），但是当他去为开利公司提供应对计划时，该公司却转向了摩根士丹利公司，他们认为摩根士丹利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更有实力。
更糟糕的是，西格尔感觉自己正在被律师马丁・利普顿和约瑟夫・弗洛姆所领导的并购俱乐部边缘化。利普顿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客户，他把客户送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交易。西格尔还害怕弗洛姆和例如第一波士顿银行或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合作不好而把自己挤出去。西格尔问弗洛姆问题是什么，弗洛姆说：“他们想和他们的传统投资银行家合作。”西格尔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布斯基。
布斯基问道：“来给我工作怎么样？可以考虑考虑。”
尽管西格尔不断向布斯基诉苦，但是他仍然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争议的年轻明星，他也成了该公司招募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标杆。每年暑期，商学院的实习生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都要到西格尔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新房玩一天，这已经成了年度盛会，他们在那里游泳、冲浪、打网球，最后是一顿丰盛的晚宴。
那年的春天，西格尔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年仅34岁的西格尔拥着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这里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乡村俱乐部。因此，这很明显传递了一个信息：“快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吧，你也能过上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是公司金融部的职员，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直接向德农西奥回报，已经使其他人黯然失色。德农西奥似乎更喜欢这种安排，不过其他人却感觉很不平衡。
1981年年底，德农西奥叫西格尔核算奖金。西格尔的薪水只有8万美元，因此，大部分都要靠奖金来弥补。德农西奥问道：“你想要什么？你认为你应该得到什么？”
西格尔实际上在想，自己应该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但是他没有告诉德农西奥他的想法。德农西奥拥有该公司7%的股份，是除阿尔・戈登之外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西奥决定公司的股票买卖，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控制是他权力的最终来源。但是德农西奥在给西格尔奖励股权方面却很吝啬，宁愿把股权分配给能力较差，但是资历更深、更忠诚的员工。因此，为了计算出自己应得的合理补偿，西格尔看了看公司的业绩和自己的贡献，然后算出了德农西奥的股份收益，自己提出了同样的数量。
在1981年，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西奥全部给了他，连问都没有问。这使西格尔成了公司薪水最高的员工，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要，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然而，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不断增加。除了担心并购业务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业绩的下滑，他的个人开支似乎也在猛增。康涅狄格州的土地和房产几乎花了他75万美元。现在，简又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而且他们还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更大的公寓。西格尔和简要找一套三居室或者四居室的公寓，并且要遵照德农西奥的要求，小区的环境要符合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身份，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者萨顿广场（suttonplace）。很显然，符合条件的公寓至少要100万美元。突然之间，西格尔觉得一年挣50万美元还是不够花，自己的收支很难保持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堪称丰厚了。
他也感到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一场激烈、高风险的恶意收购常常使他高度紧张，他常常要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突然之间，他会突然感觉意志消沉，一到晚上九点、十点钟就想睡觉。他也有点儿轻度过敏，开始吃一种叫奈奎尔（nyquil）的药物，而且药量还在日益增加。每期交易结束时，他都会变得更加紧张，担心这是否是最后一个。
当布斯基打电话邀请西格尔时，他的感觉正是这样的。
纽约城的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号大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由麦金・米德・怀特公司（mckimmead&white）设计。该俱乐部只接受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教职员工或者是受聘人员，但却是一个独立于哈佛大学的组织。布斯基通过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获得了入会的资格：他向哈佛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赠了大笔钱，被任命为学院的监事会成员，成了受聘人员。
布斯基对能够和哈佛扯上关系感觉非常自豪。哈佛俱乐部的墙上镶嵌着黑色的饰板，悬挂着庄严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风情的地毯，窗户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整个都透出一种尊贵之气，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望的。然而，西格尔对此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推开大门，走进了最受欢迎的烧烤室。
布斯基坐在角落一张昏暗的桌子旁，西格尔几乎没有看到他。坐下后，西格尔要了一杯啤酒，他的酒量并不大。布斯基东拉西扯地聊着，谈论他喜欢的壁球，鼓励西格尔也学学壁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哈佛俱乐部一起打球。接着，布斯基开始谈起西格尔的经济压力。他像以前一样，鼓励西格尔敞开心扉，谈谈自己的焦虑、并购业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不足以及自己的巨大开支。布斯基又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西格尔仍然婉辞了。布斯基接着说：“我可以给你做些投资，也许可以帮帮你的父亲。”
西格尔回答说：“我一直以来几乎都是你的顾问，客户要为这种服务支付很多钱的。”他觉得他可以在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的同时，做布斯基某种形式的编外顾问，赚点儿外快贴补家庭开支。这很简单。实际上，他以前也为布斯基提供过各种各样关于并购交易很有见地的战略，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都有。布斯基同意了，西格尔的见地很有价值，布斯基愿意向西格尔支付酬金。接着，布斯基把谈话引向了最为致命的一步。
他说：“如果你提前给出某项交易的有关信息，使我有大量时间主动应对，我也付钱。”
在某种程度上，西格尔知道这个建议可不太妥当。以他的经验和专业技能，他能识别出可能的收购目标，他知道哪种公司容易受到袭击。另外，毫无疑问，他们在越线操作。坦率地说，布斯基就是在要求得到内幕消息。他们甚至讨论布斯基按照西格尔提前透露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同实际报价太接近的话，可能会引起怀疑。西格尔说：“我想，年底再讨论报酬问题。”布斯基点了点头。
事情到此为止，他们没有再谈钱或者布斯基给西格尔的支付方式，而是将谈话转向了其他的方面。他们喝完杯中的酒，然后在44街外面握手告别。
西格尔越想布斯基的安排，就越觉得这很有意义。他的建议真的值许多钱，而布斯基的信息和帮助对他的客户也很重要。他常常需要布斯基摆摆姿态，对某只股票制造一些购买的压力，引起价格变动，甚至锁定某个公司，软化其立场，从而为西格尔的某个客户发动突袭制造时机。如果他打算同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银行这样的巨头竞争，就需要一个优势。
而且这种冒险似乎也毫无风险。西格尔不做任何交易，也没有交易记录可以查到他。布斯基也不会被抓住，他是城里最大、最成功的套利人。他什么交易都做，无论西格尔给他什么消息，他都能把它掺杂到其他消息中。政府永远也不能证明一个专业的套利人在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当然也难以证实布斯基是这样做的。布斯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不会冒任何风险。
西格尔没有立即接受布斯基的邀请。1982年8月26日，就是他们在哈佛俱乐部见面之后几天，本迪克斯公司在狡猾奸诈的威廉・艾吉的率领下，对最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发起了恶意收购，出价为15亿美元。
西格尔受到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聘请，组织应对措施。
本迪克斯公司的出击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艾吉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情和婚姻被公开，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迅速变成了最不受约束、最为艰苦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主要是因为西格尔对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拯救战略非常大胆。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兼并圈内人士奉为天才。他的地位在并购俱乐部中不再下跌，反而开始回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突然之间上升到利普顿・弗洛姆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首位。
西格尔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应对技巧，现在被称为最大胆的应对战略——“帕克曼式防御”（pacmandefense），因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游戏（pacman，吃豆人）而得名。在“帕克曼式防御”中，被收购目标以守为攻，试图把袭击者吞掉。这种方法实际上并不是西格尔发明的，但是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么大规模的交易中使用过。
西格尔警告艾吉，除非本迪克斯公司放弃收购，否则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将以牙还牙，反过来收购本迪克斯公司。
西格尔知道，为了让这个计谋发挥效用，他必须向艾吉和整个业界展示这种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的谈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布斯基的帮助。一般来说，在收购交易中，因为预期的成本增加和收益流失，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而被收购方的股价会上升。因此，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只要一出现上升迹象，就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有异常情况发生。西格尔希望出现一些购买行动，将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推高。要使艾吉确实感到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套利者，尤其是像布斯基这样的，去恶意地大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同时，西格尔还可以为布斯基做一些事情。
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他清了一下嗓子，然后用神秘的口气说：“我的意见是，我们要玩次‘吃豆人’”。他们要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也担心了片刻，他不应该冒险在电话中透露这种敏感信息，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了怎么办？但是，他很快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战斗之中。当他看行情记录单时，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出现了瞬时大量购买的迹象，股价也正如他所期望的开始上涨。很快，华尔街和媒体就开始纷纷猜测，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即将发动反击。
每个人都已经相信时，艾吉仍然不为所动，他拒绝退却，并且迫使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用它15亿美元的出价对发出的威胁进行弥补，这也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涨得更高。这次竞争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本迪克斯公司更是千疮百孔，诱发了联合公司（alliedcorporation）和联合技术公司的收购大战，最后，联合公司胜出。如果说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它虽然在财务上被严重削弱，但是最终摆脱了被收购的威胁，维护了独立性，成为胜利者。因此，西格尔得到了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扬。
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布斯基赚到了12万美元。以他的交易规模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收益。但是，这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交易已经证明是毫无风险的。
当西格尔在年底给布斯基打电话，要求支付15万美元的“分红”时，布斯基立即同意了。西格尔计算了一下，他每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大概为8.5万美元。在本迪克斯公司一案之后，西格尔没有再给布斯基任何内幕消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认为他当年的贡献，包括他给布斯基的合法建议，大概价值15万美元。他感觉这好像是在同德农西奥商量自己的奖金一样。
布斯基问道：“你想以什么方式给你？”
西格尔回答说：“现金。”
布斯基说：“这可有点儿麻烦，用别的方法行吗？我给你投资吧，比如投资房地产。”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再麻烦了，也不希望被追查到。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一些时间，我来想办法。”
几周后，圣诞假期已经过了。西格尔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广场饭店。下车后，他通过东边的旋转门进入饭店。这是1983年的一个下午，按照布斯基的指示，西格尔在酒店装饰华丽的休息厅中等着，他们没有敢到隔壁的棕榈厅见面，过一会儿，弦乐四重奏乐队要在那里演奏乐曲，为女士们喝茶助兴。西格尔四处张望一下，发现了那个“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个冷战。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皮肤黝黑，身强体壮。布斯基说他在伊朗见识过特工，还说他自己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相信他吗？
大厅里没有太多的人，送钱的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当他靠近西格尔时，压低声音说：“红灯。”
西格尔按照布斯基的指示回答：“绿灯。”然后，那个人就把手提箱交给了西格尔。
西格尔直接回到他位于东72街的公寓，关上门，放下手提箱，匆忙打开。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百元美钞，用恺撒宫酒店赌场的彩带捆着。
西格尔盯着这些钞票。一切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麻烦。这些钱现在都是他的了，全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很棒啊！但是，他却很难受，坐了下来，双手支头，等着这种感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