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即早期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倾向于把症结归咎于民意的整合机制，尤其是民主选举和官员任免机制。他们指出了这个机制的诸多毛病，尤其是它歪曲民意的缺陷。这些经济学家总结说，不是人民愚蠢，而是汇总民意的机器有问题，所以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
就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例。根据经济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广大消费者受损，高效率的进口厂商受损，以及国内低效厂商得益，而净社会效果是亏的，因为国内低效厂商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转到更有益的其他生产用途上去。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是挥之不去？
早期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真正影响公共政策的，是那些能从公共政策中获取巨大好处的利益集团。由于广大消费者不仅非常分散，他们往往互不认识，而且其单独受到的损害并不够大，所以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影响经济政策。至于国外的厂商，也因为不容易联合和缺乏国内的行政资源，不容易在别国造成政策影响。相反，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得益的国内厂商，则不仅数目少，易沟通，而且获益巨大，所以有很大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游说的办法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
b四、“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b
然而，早期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却遭到一些把芝加哥学派市场理论贯彻到底的经济学家的有力批评，为首的是威特曼（donaldwittman）教授。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的。
威特曼指出，即使民意汇总机制和官僚机制存在缺陷，选民也仍然有充分的办法纠正这一缺陷，从而保证政府机构能产生优良的经济政策。以学生考试作弊为例。我们当然无法全程监察每个学生是否作弊。必须承认这是监督机制的缺陷。但这绝不意味着监察者就因此束手无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经发现就加倍惩罚。越难发现，惩罚倍数就越大。
这恰恰就是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超市，人们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可他们谁也不是化学家和牙医学家，根本就不知道药膏的确切成分和生产过程，而且都是互不认识，即使因为牙膏质量偏差，其受损也往往是轻微的。但市场恰恰通过厂商的商誉，以及他们的商誉受损将招致的巨额损失，迫使厂商自觉地维护了牙膏的质量。
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机制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就说明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加倍的惩罚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这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即民意是理性的，汇总民意的机制也是好的，产生的政策也是好的。
b五、“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b
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无法接受那些他们一直视为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把他们说成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而他们也无法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时隔不久，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决策》中，布伦南（geoffreybrennan）和罗马斯基（lorenlo-masky）另辟蹊径，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的动机的理解。
过去，公共选择学者们把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即人们之所以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是想以自己的言论来改变公共政策，从而使自己将来得到某种好处。现在，布伦南和罗马斯基反其道而行，认为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是“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人们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以后在实物或金钱上能有多少实惠，那不在斤斤计较的范围内。
进一步，卡普兰（bryancaplan）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通过实证数据证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距。无论这些人具备哪一种特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组别的贫富、性别、种族或党派，他们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思维保持显著的距离。只有教育程度的提高，能让人们的想法与经济学家的想法比较接近。但尽管如此，差别仍然是显著的。这是说，经济学家是一群独特的人，而只有接受经济学训练，才能使一个人具有经济学家的思维特点。
以此为基础，卡普兰认为大部分人对公共政策所发表的意见，是与其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也就是说，人们会说一套为了标榜，做一套为了实惠。有些人赞成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去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有些人积极参与节水公益活动，但自己坐飞机旅行则从来没有迟疑过；有人爱跑去非洲关心那里素不相识的穷人，但跟自己的邻居甚至是配偶却相处不来。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公共选择理论家们便为其三难境地找到了出路，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什么不良公共经济政策挥之不去”的难题了。也就是说，人首先是理性的，这个经典假设不需要改动；但要补充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由于必须自己付出全部代价，也必须自己承受全部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和克制。然而，人们在公共领域作选择，则由于既不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也完全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所以会理性地把“放纵情绪和标榜自我”作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这里，“理性人假定”丝毫未改，而只是被深化了——如果无需负责，人们会理性地去随心所欲一番。人人如此，公共舆论就会偏向那些效果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为什么说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不良？因为它们带来结果，是若由市场来处理则不会出现的。这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了。
由此推断，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作个人选择，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