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特点，温州商人在生活方面不讲究，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很多人说，温州的发展跟它的地域闭塞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浙江东南，人口密集，资源匮乏，受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局限。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刚刚开始放松对商业经营的管控时，灵敏的温州人立刻闻风而动，开始了冒险经商、冒险创业。
按照当时的话说，叫作“把脸皮放在家里，人到外面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看不起商人，觉得经商是投机倒把。所以，有的温州人形容那个时候“像讨饭一样在经商”。直到1986年，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给温州的生意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说法——“以商代工”，偏见才逐渐消除。因为那时创业的温州人日子并不算好过，所以他们特别肯吃苦耐劳。
而且，当时的大多数人既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有文化知识，更没有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创业氛围，只能靠着不服输和敢闯敢拼的劲头，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钻。所以，一开始，他们都是从非常小的生意做起的。比如，当时有说法叫“五把刀子走天下”“挑着箩筐卖水果”“背着小件去贩卖”，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靠这样经商完成原始积累的。接着，温州商人选择了生产与国企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生活中所需的小物件，标牌、徽章、纽扣、打火机、皮带、皮鞋、皮具等，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后来演化出了大家熟知的“温州模式”。
温州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喜欢往国外跑，走得很远。有数据统计，目前有六七十万温州人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要知道，截至2019年，整个温州的人口也不到一千万。前几年有个新闻，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加蓬，加蓬总统大选的时候，其中一个候选人是华裔。他爹是温州人，当年闯荡非洲，娶了个酋长的闺女，生下了他。虽然在那次大选中落败了，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华裔候选人一直都是加蓬这个非洲国家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从这事儿可以看出，温州人确实是走得远。
又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全欧洲的皮包生产中心，其中，几乎所有的中低端皮包均产自温州人的企业。有人统计，佛罗伦萨的华人超过一万人，大部分为温州人。仅仅是在佛罗伦萨的奥斯曼诺罗地区，就集聚着超过一千家温州人经营的微型皮包生产企业，而意大利人的这类企业已经寥寥无几了。
距离佛罗伦萨不远有一个叫普拉托的城市。这个城市差不多有20万人，但温州人就超过了两万，也就是说，总人口的10%是温州人。普拉托的工业区里的纺织批发企业，大部分是温州人在经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人便通过各种渠道移民意大利。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们不仅在当地站住了脚，而且多数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成了老板。而几乎所有在意大利发家的温州商人，都是从小餐馆、小店铺做起的。他们的发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还清出国费用，然后依靠几年的辛苦积蓄，加上以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支持，自主创业做老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疯狂地工作，拼命地攒钱，极度劳累，有着超常的拼搏精神。
同时，由于温州商人老往国外跑，他们对本地的事似乎不感兴趣，因为本地的市场小，机会不多。这样一来，他们跟权力中心距离比较远，在政商关系上犯错误的情况也相对少很多，不会像广东人那样，老闹出一些纠缠不清的大案。
温州商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同乡之间很容易达成合作，特别抱团。比如别人是个拳头，温州人只是个指头，他们就合指头为拳头去竞争。我觉得这也许与他们的语言有关。他们的方言跟外部语言差异很大。像是瓯语、金乡语等，都特别小众，因为小众，反而造成了他们之间有极高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他们外出打拼时，互帮互助，形成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借贷网络。
这导致前些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组团炒楼、炒股。那时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个说法，叫“温州炒房团”。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温州全是炒房团，实际上他们都是散户。过去在上海，只要买一个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再办个蓝印户口，就能以三四百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名牌大学。所以很多温州人会为孩子花30万元去上海买房子。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房子升到了90万元，比自己辛苦一年赚的钱还多，于是干脆借钱多买两套。
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我和朋友在温州拍到一块地，没想到因此动了别人的奶酪。过了两天，来了一伙人，认为我们的价格比他们有竞争性，得把钱补给他们，不然他们就去闹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么霸道的事。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他们自己没钱，到处炒钱、借钱、借高利贷才拿到了项目。如果他们不赚钱，就要赔款甚至跳楼。所以说，他们的这种炒房团，只有在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才能赚到钱，但这样其实风险极大。如果一个市场全是“炒”字当头，不管你炒煤、炒矿、炒房、炒地，还是炒钱，甚至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短期图利、一夜暴富的思维，那么这个市场就难以建立好的产业基础。
另外，由于温州人有这种“炒”的文化，就导致他们的企业难以建立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温州人都愿意在外面打拼，这就导致了温州有钱的小企业、个人特别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在本地有竞争性的企业发展得很慢。这样的空心化，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就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是温州商人们和其他商帮相比，很不一样的一点。
不过，也有一些温州企业在努力建立现代企业，成为典范。比如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他在公司治理和家族传承方面都做得很好。现代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股东权利和经理人的权利，讲究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配合。正泰通过三次资本变革，已经变成了一个规范有序、责任清楚的股份制集团。而南总本身的愿景和价值观，以及他对事业的长远追求都贯穿在了这三次变革当中。
另外一个在温州本土发展得很好的企业就是奥康。它通过规范治理，加上集中精力做主业，在a股上了市。奥康的治理完全不同于温州的传统老企业，它一反温州企业依靠经验去冒险的炒作传统，专注于主业，同时很好地利用了资本社会化、治理现代化的一些方法，成了行业龙头。它们都是温州经济的希望。
崇拜关公的山陕商人
山陕商人是囊括山西、陕西两省商人的大商帮。山西商人，也就是晋商，大家都很熟悉。前些年由于一些文学作品的渲染、影视剧的热播，比如《乔家大院》《走西口》《白银谷》，晋商的知名度很高。
相比较而言，陕西商人，或者叫秦商，大家就讲得比较少。其实在过去，陕西商人也曾经辉煌过。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特别是在秦朝的时候，陕西商业就非常发达。如果按gdp来算，那时候陕西的gdp能占到全国的一半，所以陕西的商人也是很有故事的。最近几年，通过影视剧里边的一些企业家，大家也都慢慢了解了。
在历史上，由于在地理上是挨着的，陕西和山西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和晋国长期联姻，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就是用来形容这种关系。而且陕西人与山西人生活习俗相近，口音也相似，再加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两地人民联系很多，两省的商人在去其他地方做生意的时候，也时常抱团。尤其是到了明朝初年，明朝政府设置了“九边”。“九边”中的大同、辽东、延绥、宣府、宁夏、固原等长城关塞，离山西、陕西两省比较近，明朝政府为了给这些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开中制”，也就是由商人向边镇军队提供粮食、布匹、茶叶、铁器等物资，来换取盐引，再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食盐。由于有地利，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大量地向边镇军队运送物资，换取盐引，山陕商人因此兴起，并且赚取了大量财富。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明朝政府对盐引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山陕商人手中的盐引快速地转移到了徽州商人手中，于是徽商崛起了。可以说在明朝的盐业专卖制度下，山陕商人享受了第一波政策红利，而徽商享受的是第二波政策红利。
虽然贩盐生意变小了，但是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山陕商人找到了别的做生意的方法。在明朝，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山陕商人从南方购茶，贩至蒙古、新疆等地。那时候的山陕商人，一手贩盐，一手卖茶，赚得钵满盆满。由明入清之后，山陕商人继续在甘肃、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四川等地从事边茶、边盐、边布生意。比如明清时期，兰州、西宁地区的茶叶、布匹、盐，以及药材、皮货生意，长期被山陕商人垄断，而康定正是由于山陕商人的到来，才从一个小山村变成了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康定最繁华的街道就叫作“陕西街”。
很长的时间里，陕西、山西的商人不仅结伴而行，抱团做生意，而且连在外地修建供行会、同乡联谊使用的公用场所也都建在一起，比如很多地方都有山陕会馆。什么是会馆？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叫作驻某地办事处。
和其他商帮修建的会馆不同，山陕会馆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山陕会馆里都会隆重祭祀关公，甚至往往与关帝庙合二为一。比如河南周口的山陕会馆就是庙馆合一，后来索性改为关帝庙。由于和关帝庙合二为一，一些山陕会馆的建筑物大量使用了绿色、黄色的琉璃瓦。我们知道在古代，琉璃瓦只能用于宫殿建筑，其中黄色的琉璃瓦更是只能用于皇家建筑，普通的民房是禁止使用琉璃瓦的，但是由于山陕会馆里供奉的是被封为关帝的关羽，因此也就提高了等级，一些山陕会馆的大殿就使用了黄色或者绿色的琉璃瓦。
山陕商人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聚会、办公场所里供奉关帝呢？就像闽粤一带的商人会拜妈祖一样，山陕商人对关羽推崇备至。这就是山陕商人相较于其他商帮而言的一个独特的地方。
关公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首先，关羽是山西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运城。根据一些传说，关羽本不姓关，因为在家乡杀死了一个欺压乡里的恶霸，为了不连累家人就逃了。走到陕西潼关的时候，守在城门的士兵盘问，于是灵机一动自称姓关，叫关羽。所以按照传说的说法，陕西是关羽的改姓之地。从地域上讲，关羽和山陕商人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此外，到了明清时代，关羽已经被民间视为武财神了。在中国传统社会所信奉的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之分。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武财神有赵公明、关羽等。那么山陕商人供奉关羽，也是祈求关公保佑自己发大财。
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羽身上的一些特质也是山陕商人所推崇的。我们知道，在“三国”里有一个叫“三绝”的说法。那就是诸葛亮的“智绝”，说他特别聪明，特别智慧；曹操的“奸绝”，也就是奸诈到了极点；还有一个就是关羽的“义绝”，忠心耿耿、义薄云天。
关公的忠义，成为明清山陕商人共同学习、遵守、推崇的商业伦理。由于推崇关公的忠义，商人之间也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如果有谁不遵守契约，背信弃义，就会被其他商人联合反对和抵制，在圈子里面就混不下去。山陕商人在招收学徒时，除了技术培训外，也特别注重职业道德的传授。在培训结束之后，学徒们要经过复杂的考核程序，测试合格后才能进入店铺工作。当时的山陕商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壮大，除了勇于开拓进取、经营有方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普遍拥有崇高的追求，重信守义。
所以，山陕商人有很多共同点，都以贩盐起家，继而从事边盐、边茶、边布和皮货生意，共同建设山陕会馆，有共同的信仰，信奉关羽；做生意时又都重信守义，不奸诈。
当然，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还是有点区别的。相比于山西商人对金融的敏感——比如晋商的钱庄票号使他们富可敌国——《史记》里就讲，陕西人不怎么会算账。相对而言，陕西商人的个性有“抱朴守拙”一说。质朴中道是陕西商人的个性，陕西的商人第一是实在，做的都是比较“重”的生意，而不是轻资产，这就叫“朴”。第二个就是“中道”。中道实际就是不得罪人，要使赚钱和做人两件事保持平衡。中道在很多时候当然是优点，但在商帮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导致保守思想的出现，比如说小富即安。
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在完成资本积累、发家致富以后，大体分成了三拨人：第一拨也是最早的一拨人，就是通过贩盐赚钱之后，跟之后的徽商一样，到扬州繁华之地安家，修园林、养戏班去了。还有一拨人，赚到钱之后就回到家乡，也是买土地、修大院、赏古玩、捧名角，当上了安逸的土财主。另外还有一拨则“跑到四川去发财”。按照一些历史资料的说法，清朝初年的百余年间，“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
总的来说，明清时代的陕西商人是缺乏进取精神的。小富即安的心态导致他们在赚了足够花的银子之后，就过起了土财主的好日子，不愿再做大了。相比较而言，山西商人在小富之后，还想要奔大富。他们在小买卖做成之后，还要做大生意。
所以在清代，陕西商人去四川这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发财的时候，山西商人则大举开发内蒙古、东北、新疆以及俄罗斯的市场，并在晚清时随着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白银流通加快，数量激增，不失时机地发明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不仅雄霸商场，而且几度充当了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完全操控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业。因此，清代的山西商人在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布局、前景预测等方面，比陕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于现代商人。
当然，到了清代末期，山陕商人都衰败了。相比于晋商在清王朝覆灭之后才彻底衰落，陕西商人的衰落还要早几十年。主要原因在于，1862年，陕西爆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乱。陕西关中39个州县均陷入战乱的烽火之中。数十座县城被攻破，遭到劫掠，使得陕西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财富付之东流。为镇压叛乱，清政府又加重了对陕西的赋税，再加上欧洲机器化生产产品的进入，陕西商人的手工艺产品迅速地落了下风。所以19世纪中后期，陕西商帮迅速地衰落了。
当然历史已经远去。山陕商人当年气壮山河的光芒虽已褪去，但也正是因为500年的沉淀和那些传奇商人的熏陶，才酝酿了今日山陕依旧雄浑的气势。前些年，有一些人因为煤炭价格的涨跌与挥金如土的做派而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内。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断进取，创业致富，靠着超人的眼光和执着的毅力，成为新陕商、新晋商，在不同的行业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