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佩奇·米切尔/著

罗妍莉/译

爱德华·佩奇·米切尔是一名美国记者,也是一位早期科幻小说家。他的大部分小说均发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刊登在《斯克里布纳月刊》和《纽约太阳报》等报刊上,他最著名的一篇小说是1874年出版的《过速》。1881年刊载在《纽约太阳报》上的《时钟倒转》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穿越小说,比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还要早上数年。

一排箭杆杨矗立在我姨婆格特鲁德的房前,她的宅第坐落在希普斯考特河畔。就外表而言,我姨婆与这些树惊人的相似。她一副无可救药的贫血模样,与那些气血旺盛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她身材高挑,瘦得形销骨立,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我相信,如果诸神有机会把达芙妮的命运加之于她身上的话,她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在这排惨兮兮的树里轻松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其余那些杨树一样惹人愁思。

我有些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这位可敬的亲戚的。在我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她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相信,这些经历实属前无古人。

为了尽到晚辈的责任,我和表兄弟哈利定期要去缅因州看望格特鲁德姨婆,这时我们就会习惯性地对她的年龄猜测不休。她到底是六十岁,还是一百二十岁?我们不清楚确切的数字,这两个年龄似乎都有可能。这位老太太身边全是些老式东西,她整个人似乎完全生活在过去。她有时也会变得健谈,跟我们聊上半小时,每当这样闲聊的时候,或是趁着她喝第二杯茶的工夫,或是当白杨树把纤细的影子投到正东方时,在树影中的那条游廊上,她曾经给我们讲过她所谓的祖先的故事。我之所以说“所谓的”祖先,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曾完全相信她真的有祖先。

家谱是种很乏味的东西。以下便是格特鲁德姨婆的家谱,我把它简化成了最简洁的形式:

她的曾曾外祖母(1599——1642)是位荷兰女子,嫁给了一位清教徒难民,公元1632年,她乘坐轮船“安”号从莱顿驶向普利茅斯。这位清教徒母亲有个女儿,她便是格特鲁德姨婆的曾外祖母(1640——1718),18世纪初,她来到马萨诸塞州东部地区,在佩诺布斯科特的战争中被印第安人夺去了性命。

她的女儿(1680——1776)见证了这些殖民地获得自由和独立,为即将成立的合众国贡献了共计不少于十九个孩子,既有健壮的儿子,也有漂亮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1735——1802)嫁给了一位从事西印度贸易、来自缅因州威斯卡西特的船长,并与他一起远航。她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两次失事,一次是在今天的塞金岛,还有一次是在圣萨尔瓦多,而格特鲁德姨婆便是在圣萨尔瓦多出生的。

这段家族史我们早就听腻了。也许正是因为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毫不留情地硬生生把上述日期灌进了我们的小脑袋瓜儿里,才使得我们产生了怀疑。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对格特鲁德姨婆有祖先基本不怎么相信,她们似乎没什么可能真的存在过。按照我们俩的个人观点,那些曾外祖母和外祖母之类的人物纯粹就是神话传说,在据称是她们经历的所有冒险故事当中,格特鲁德姨婆本人才是主角,她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而同时期的一代又一代人则如同所有血肉之躯一般,早已香消玉殒。

这座宅子的楼梯方方正正,在楼梯的第一级平台上,赫然杵着一座高高的荷兰钟。钟箱足有八英尺高,是用暗红色的木料制成的——并非桃花心木——箱上还怪模怪样地镶了银。这可不是件普通的家具。大约一百年前,在布伦瑞克的一个小镇上,曾经活跃着一位名叫卡里的钟表匠,他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勤劳手艺人,在那一带的沿海地区,凡是富裕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出自卡里之手的钟表。可是,在布伦瑞克的这位工匠出生前的整整两个世纪,格特鲁德姨婆的这座钟就已经在计时了。当沉默者威廉掘开堤坝救莱顿脱困时,它就在走。制作此钟的匠人简·利伯丹的名字和1572年的制造日期仍然清晰可辨,以粗黑字母和数字标在表盘上。卡里的杰作与这么一位古代贵族放到一起,就显露出一股下里巴人式的近代味了。荷兰那怡人的月亮勾勒得很巧妙,借以在风车和圩田构成的荷兰风物图上呈现出不同的月相。技艺娴熟的工匠在钟箱顶部雕出了一个残忍的装饰:被一柄双刃剑刺穿的死神头颅。如同16世纪的所有钟表一样,这座钟也没有钟摆。一具简单的范·怀克擒纵装置控制着砝码落到钟箱底部。

但这些砝码从未移动过。年复一年,当哈利和我回到缅因州时,我们总是看见那座旧钟的指针指向三点一刻,跟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模一样。胖嘟嘟的月亮永远挂在下弦月位置,与上方的死神头颅一样纹丝不动。这座钟无声的静止和失灵的指针令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格特鲁德姨婆告诉我们,自从被一记闪电击中以后,这钟就再也没走过,她还给我们看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在钟箱侧面靠近顶部的位置,有一道巨大的裂痕,向下方延伸了足有好几英尺。这种说辞并未使我们感到信服,这既解释不了为什么当我们提议从村里把钟表匠请来时,她会那般坚决地一口回绝;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一次,当她发现哈利踩在四脚梯上,手拿一把借来的钥匙,正准备亲自测试一下那座休止的钟是否还能动时,她会表现得异常激动。

等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一个8月的夜晚,我被走廊里的声音惊醒。我摇醒了哈利,悄声对他说:“房子里有人。”

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来到楼梯上。一道昏暗的光从下方射来。我们屏住呼吸,无声无息地下到第二级楼梯平台。哈利攥住我的胳膊,从栏杆上方往下一指,同时把我拉回到阴影里。

我们看到了一件怪事。

格特鲁德姨婆站在那座旧钟前面的一把椅子上,活像个幽灵似的,穿着白睡衣,戴着白睡帽,又如同一棵被积雪覆盖的白杨树。碰巧我们脚下的地板发出轻微的一声“嘎吱”。她突然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黑暗,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高高举起一根蜡烛,这样一来,烛光便完全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看上去比我向她道晚安时老了许多岁。她纹丝不动地站了好几分钟,全身只有举着蜡烛的那只颤抖的手臂在动。然后显然是放了心,她把蜡烛搁在架子上,又重新转向那座钟。

这时,我们看到老太太从钟面的背后取出一把钥匙,开始给砝码上弦。我们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急促而轻浅。她双手放在钟箱两侧,把脸凑近表盘,仿佛急切地要把它仔细端详一番。她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到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有那么片刻工夫,她半转过身来,朝着我们的方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那种狂喜的表情,令她显得容光焕发。

钟的指针在转——在倒着转。

格特鲁德姨婆双臂抱住钟,干瘪的面颊贴在钟上。她不停亲吻着它,百般爱抚着它,仿佛那钟是个什么备受钟爱的活生生的宝贝。她抚摩着它,用我们听得见却听不懂的语言跟它说话。钟的指针继续倒转着。

她大叫一声,突然一缩。钟停了。我们看见她高挑的身体在椅子上摇晃了一会儿,她以一种惊恐而绝望的痉挛姿势伸出双臂,把钟上的指针重新扳回三点一刻的位置,接着重重摔落在地板上。

格特鲁德姨婆的遗嘱把她的银行及天然气股票、房产、铁路债券之类都留给了我,那座钟则给了哈利。我们当时认为,这样的遗产划分未免太不公允,何况姨婆似乎始终最钟爱的是我的表兄弟,这就更令我们感到惊讶了。我们半是认真地对这座古老的钟作了一番彻底检查,看木质钟箱里有无暗格,甚至还用一根编织针探查过这件并不复杂的装置,以确定我们那位异想天开的亲戚是否在里面留下了什么遗嘱附录,或是其他能令这件事为之改观的文件。我们什么也没发现。

按照遗嘱中规定的条款,我们应当在莱顿大学接受教育。我们离开了就读的那所军事学校——在这所学校,战争理论我们只学到了一点皮毛,鼻子贴着脚踝站立的技巧倒是钻研得颇为精深——毫不迟疑地上了船。我们带上了那座钟,没过几个月,它就立在了我们位于布里德街的房间的角落里。

简·利伯丹的匠心之作就这样恢复了它原有的风韵,继续发扬那老一套的忠诚风范,始终指向三点一刻。钟的制作者入土近三百年了。他这门手艺在莱顿的后继者们既不能让它朝前走,也不能令它倒转。

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够用的荷兰语,在交流的时候,镇上的人、教授和我们的八百多名同学都能听懂我们的话。这种语言乍看起来奇难无比,其实只不过是分化出的一种英语而已。只要花点时间琢磨一下,你便会恍然大悟,就像那些简单的密码一样,只是把一个句子里的词统统搁到一起,故意在不该断句的地方断句。

学会的这门语言和周围环境的新奇感逐渐消失,于是我们开始了相当规律的求学生涯。哈利刻苦地专心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研究莱顿那些为人并不刻薄的圆脸小姑娘;我则钻研起了层次更高的形而上学。

除了各自的学业,我们俩还有着经久不衰的共同爱好。令我们感到诧异的发现是,在全体师生当中,二十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对本城的光辉历史有一丁点儿了解或关注的人,甚至就连对大学本身在奥伦治亲王治下创建之时的情况也是一样。而范·斯托普教授的满腔热情则与大家普遍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斯托普教授是我选择的导师,他带领我穿透哲学思辨的迷雾。

这位杰出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是位烟不离手的干瘪小老头儿,脑袋上扣着一顶无边便帽,说来也怪,他的面容让我联想起了格特鲁德姨婆。他们俩即便是兄妹,也不可能比现在更相像了。我曾经这么跟他说过一回,当时我们正在市政厅一起观看那位守城英雄——范·德·沃夫市长的画像。教授闻言道:“我要给你看一件更离奇的巧合。”他领着我穿过大厅,来到出自万纳斯之手的一幅巨大的围城图前,指了指画中一名参与抗敌的市民的身影。确实离奇。范·斯托普教授看着就像这位市民的儿子,他说不定也是格特鲁德姨婆的父亲呢。

教授似乎很喜欢我们。我们经常去他家做客,那是位于拉蓬博格街的一所老房子,是硕果仅存的建于1574年之前的老宅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步行穿过美丽的市郊,走过笔直的道路,道路两旁种着白杨树,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些树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希普斯考特河岸。他带着我们来到市中心那座惨遭破坏的罗马塔顶上,三个世纪之前,正是在这同一处城垛上,人们焦急的目光曾经越过被水淹没的圩田,望着博伊索特上将的舰队缓缓靠近,他指给我们看兰德谢登的那道大堤,那处堤坝曾被人为截断,好让海水涌入,送来博伊索特的西兰岛盟军,也为忍饥挨饿的人带来食物。他指给我们看西班牙的巴尔德斯将军驻扎在莱德多普的大本营,又给我们讲起了当时的情形。天公作美,在10月1日当晚刮了一场猛烈的西北风,将原本的浅水变成了深水,吹动着舰队从祖特尔乌德和茨威顿之间驶过,直抵拉芒堡的墙下,那既是围城者的最后一处据点,也是救援饥肠辘辘的居民的最后一道障碍。接着他又指给我们看莱顿城墙上的一道大裂口,这是围攻军队撤退的前一天晚上,从拉芒过来的瓦隆人在靠近牛门的地方凿出来的。

“哎呀!”哈利叫道,教授滔滔不绝的叙述令他激动不已,“那可是围城的决定性时刻。”

教授什么也没说。他站在原地,双臂交叉,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表兄弟的眼睛。

“因为,”哈利继续说,“万一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或者万一失守了、被来自拉芒方向的夜袭占据了缺口的话,这座城市就会被付之一炬,市民会在博伊索特上将和救援舰队的眼皮底下遭到杀戮。是谁守住了这道缺口呢?”

范·斯托普教授回答得很慢很慢,仿佛是在字斟句酌:

“历史记载了围困期间的最后一夜城墙下的地雷爆炸,而并没有记载守城的始末,也没有记下守城者的姓名。然而,没有哪个人承担的责任大过命运赋予那位无名英雄的责任。他之所以遇到那意想不到的危险是出于偶然吗?想想看,假设他当时失败的话,会带来哪些后果吧。莱顿的陷落将摧毁奥伦治亲王和自由州仅存的希望,这样一来,菲利普的暴政就会重新得到巩固。宗教自由和人民自治的诞生将会推迟,谁知道会耽搁多少个世纪呢?我们这所大学为世界贡献了格劳秀斯、斯卡利杰、阿民念和笛卡尔,而其前提便是这位英雄成功地保卫了这道缺口。多亏了他,我们今天才能站在这里。不对,你们的存在都要完全归功于他,你们的祖先来自莱顿。那天夜里,他们的生命与城墙外的屠夫之间就隔着一个他。”

身材矮小的教授挺立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热忱的巨人。哈利双眼闪闪发亮,两颊通红。

“回家去吧,孩子们,”范·斯托普教授说,“要感谢上帝,当莱顿的市民纷纷把目光投向祖特尔乌德和舰队的时候,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和一颗坚强的心正守卫着牛门那一边的城墙!”

在莱顿读大三那年的一天晚上,雨水哗哗地浇在窗户上,我们有幸在位于布里德街的家中接待了范·斯托普教授这位贵客。我从未见过老先生如此兴高采烈。他不停地说话,从城里的八卦、欧洲的新闻到科学、诗歌和哲学,他都依次谈及,且始终带着同样令人愉悦的幽默态度加以探讨。我试图将他的话题引向黑格尔,当时我正为黑格尔关于事物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那一章而冥思苦想。

“难道你没有领悟事物如何通过他我来回归其自身吗?”他笑着说,“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哈利默不作声,心事重重,渐渐连教授都被他的沉默影响了。谈话中断了,我们一言不发地枯坐了好久。不时有一道闪电划过,接着远处便响起雷声。

“你们的钟没走啊。”教授突然说道,“它走过吗?”

“从我们记事开始,就没见它走过。”我答道,“我是说,只走过一回,而且那时候它还是倒着走的。当时格特鲁德姨婆——”

说到这里时,哈利警告似的瞥了我一眼。我笑了笑,结结巴巴地说:“这钟又旧又没用,没办法让它走。”

“只能倒着走吗?”教授平静地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尴尬的神色,“好吧,钟为什么就不该倒着走呢?时间本身为什么就不该掉头,重新按原路返回呢?”

他似乎在等待着我给出一个答案,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你是个十足的黑格尔主义者,”他接着说,“承认每种条件都包含着自身的矛盾。时间就是一种条件,而非本质。从绝对的角度来看,过去之后是现在,现在之后是未来,这样的顺序纯粹就是随意制定的。昨天,今天,明天。而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明天,今天,昨天这样的顺序没有理由就不行。”

一阵更加猛烈的雷声打断了教授的思索。

“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形成了一天。我想,你不妨设想一下,假设在地球由东向西自转的条件下,似乎可以说,这就会使得过去的时代重新展开。想象一下绕紧的时间反过来解开,时间犹如潮水,在退潮而非涨潮。未来向后退去,过去随之展开,千百年的光阴逆转而行。事件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开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朝着结尾。这样的想象难道就困难得多吗?”

“可是,”我插嘴说,“就我们而言,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范·斯托普教授嚷道,声音里流露出越发明显的轻蔑之意,“你的智慧没有插上翅膀,你所步的是孔特和他那窝黏糊糊的爬行动物的后尘。你描述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时带着惊人的狂妄,似乎认为你这渺小可怜的个体在绝对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然而,今晚你上床睡觉,梦见了存在于过去或未来的男人、女人、孩子和野兽。你怎么知道,尽管你抱着这些自以为是的19世纪的思想,但此时此刻,你本人是否也只是诸如某位16世纪的哲学家所做的未来之梦的梦中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只是某个26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所做的过去之梦的梦中人呢?孩子,你又怎么知道,在做梦的人醒过来的那一刻,你不会就此消失在16世纪或2060年呢?”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合理的形而上学范畴。哈利打了个哈欠,我起身走到窗前。范·斯托普教授走近了那座钟。

“啊,我的孩子们,”他说,“人类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谁又能说这只旧钟倒着走是错的呢?”

一记霹雳令整座房子为之震动,暴风雨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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