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讨厌这条路。我心想：我会不会在大十联盟中磕碎膝盖？我能进入大十联盟吗？我是否会接受那种昂贵的纳米手术，以维持职业生命？我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而被淘汰吗？
梦想总是难以把握。
不仅难以把握，而且很脆弱，容易破碎。
此刻，我站在讲台边缘，身边就有三个梦想破碎的学生。
“去我办公室。”我对他们三人说。
他们处于震惊之中，只能乖乖遵从。
我试图回忆那两个男生的情况。埃斯特万·雷里厄和j.j.费尼曼。j.j是……杰森·雅各布的缩写。我能记得，是因为这名字非常古老，而j.j是摩登酷男的典范。
若是不考虑红信和机遇，仅凭个性与魅力来判断哪个学生能获得成功，那你会选j.j。
你也可以选埃斯特万，不过要加个限制条件。他得自己努力才行。
如果要在班里选一个不会给自己写信的人，那应该是卡拉。她太孤僻，太多刺，太难相处。她需要我辅导，我并不该感到惊讶。
但我还是很惊讶。
因为通常没有收到信的人，都出乎你的意料。
他们都是那些让你充满信心与希望的人。
而如今我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让希望延续。
我已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我并非互动科技的爱好者——视网膜滚动信息、手掌扫描之类的——但在红信日那天我所动用的比平常都多。
当我们沿着行政楼区宽阔的走廊前行时，我查阅了学校对这三名学生所了解的一切，老实说，并不太多。
有自小学以来的心理评估——包括修正的智商测试，还有居住地址、父母的收入和职业、课外活动、成绩、犯过的错误（如有报告）、禁闭记录，以及表彰与奖项。
关于j.j，我已经很了解。他是返校节之王、四分卫，要不是自己拒绝，他也会当上班长。他非常英俊，甚至有个执着的追求者，那是一名叫莉兹蓓·柯林的女孩，我曾两次被迫处罚她，送她去特殊心理治疗部门进行评估。
埃斯特万我得查一查。他在平均水准以上，但仅限于感兴趣的科目。新旧两种智商测试中，他的得分都很高。他有未实现的潜力，却从未真正面对挑战，部分原因或许是他并非学术型人物。
卡拉仍然是个谜，智商比两个男生都高，成绩却更低。没有禁闭，没有表彰，也没有学业奖项，只有一连串越野跑记录——全国比赛连续三年夺冠，如能提高学习成绩，或许有机会被高校录取，但她的成绩止步不前。没有父母的信息。地址则在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街区。
在三分钟的行程中，我无论如何都猜不透她。
我招呼他们走进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宽敞舒适：大办公桌、软垫椅、真实的植物，还可以看得见跑道——此刻也许不是件好事，尤其对卡拉来说。
我备有一段演讲，并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的感觉。
“你们的活页夹是空的，对不对？”我说。
出乎我的意料，卡拉的下嘴唇在颤抖。我以为她能挺住，但她的眼泪眼看就要夺眶而出。埃斯特万低着脑袋，鼻子红红的。卡拉的沮丧使得他也难以自制。
j.j斜倚着墙，双臂交叉抱着。他英俊的脸庞就像是一副面具。我意识到，自己常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算不上淡漠——有一点点愉悦——但超脱而遥远。他一只脚抵在墙上，那里将留下污痕，但我没有阻止他。我任由他这样靠着。
“我的红信日，”我说道，“也没有收到信。”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成年人不该与孩子们谈论自己的信，也不该透露自己没有收到信。即便可以说，通常我也不愿提及。
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这一刻很关键，要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有信，你也能生存。
“你知道原因吗？”卡拉用沙哑的嗓音问道。
我摇摇头：“相信我，我很困惑。我在头脑里设想过每一种情景——也许在能写信之前我就死了——”
“但你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对吗？”j.j问道，语气中略带一丝恼怒，“这一次你写信了，对吗？”
“两星期后，我才有资格写信，”我说，“我打算写。”
他涨红了脸，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表面之下有多脆弱。他也感受到挫败——没准儿比卡拉和埃斯特万更严重。像我一样，j.j相信他理应收到那封信——其中描述了成功人士精彩纷呈、无比充实的生命。
“所以，你仍有可能在写信之前死亡。”他说。这一次我敢肯定他的话意在伤人。
那的确很伤人。但我脸上不动声色。“有可能，”我说，“但我没有信也已经活了三十二年，在此期间，我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头绪。就像时间旅行和红信日出现之前的人那样。”
我已经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想我们很幸运。”我说道。由于我已事先表明，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因此这样说不会显得优越感十足。这番演讲我用了将近二十年，以前的学生告诉我，这一点最为重要。
卡拉的视线与我相交，悲哀、恐惧，但充满期待。埃斯特万继续低着头。j.j眯缝起眼睛。此刻，我能感受到j.j的愤怒，仿佛他没有收到信是我的错。
“幸运？”他的语调就跟刚才提醒我仍可能死亡时一样。
“幸运，”我说，“我们的未来没有被锁定。”
埃斯特万抬起头，眉头紧蹙。
“体育馆外面，”我说，“有些辅导员正在开导收到两类棘手信件的学生。第一类是警告你别在某月某日做某件事，不然生活将变得一团糟。”
“真有人收到这种信吗？”埃斯特万屏息问道。
“每年都有。”我说。
“另外一种棘手的信是什么？”卡拉语带战栗。她的声音如此之轻，我必须侧耳倾听。
“那种信里面说‘你可以比我做得好’，却不解释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是没法儿解释。我们仅能描述一件事，如果问题在于一连串错误的选择，便无法做出解释。我们只能希望，过去的自己——也就是你们——收到警告之后，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j.j也皱起了眉头：“什么意思？”
“试想你并非没有收到信，”我说，“而是收到一封信，里面说，你的所有梦想全都无法实现。信中还说，你必须接受现实，因为你无力改变这一切。”
“我不会相信。”他说。
我同意：他不会相信。一开始不会。然而，疑虑就如同细小的蛀虫一般无孔不入，从今往后将影响他做的每一件事。
“真的吗？”我说，“你会为了寻求改变而欺骗自己吗？抛弃自己的每一丝希望？”
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他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会骗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但只是关于自己有多优秀，有多完美。当莉兹蓓开始到处追随他时，我曾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别对她太关注。
那会诱使她继续犯错，我说。
我想不会的，他说，她知道我没兴趣。
他知道自己没兴趣。可怜的莉兹蓓却毫不知情。
此刻，我看到她在外面走廊里徘徊，一定是在等j.j，想知道他信中的内容。她一只手握着自己的红信封，另一只手插在宽松裙的口袋里。她今天似乎比平常漂亮，仿佛特意打扮了一番，或许是为了照例必有的派对。
每年总有些白痴策划红信日派对，尽管学校——文化环境——不予支持。参加者都是收到良性信件的孩子。其他人要么托辞不去，要么只逗留片刻，并隐瞒自己的收信情况。
莉兹蓓大概是想知道j.j去不去。
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对她说。
“假如真相太伤人，你或许不愿写信。”埃斯特万说。
怀疑与恐惧就是这样开始的。
“或者，”我说，“你的成功完全超乎想象。何必让自己充满期待呢？你可能变得束手束脚，做每件事都怀疑是否会把一切搞砸。”
他们全都看着我。
“相信我，”我说，“所有可能性我都想过，没有一种是肯定的。”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我暗自诅咒。我要他们集中精力听我说话，不想有人闯入打扰。
我转过身。
莉兹蓓走了进来。她似乎很紧张，不过她在j.j面前总是很紧张。
“我想跟你谈一谈，j.j。”她的嗓音在颤抖。
“现在不行，”他说，“等一会儿。”
“就现在。”她说。我从没听过她使用如此激烈而可怕的语气。
“莉兹蓓，”j.j说道，他显然很疲惫，不堪重负，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天，受够了这件事，受够了这所学校和这个女孩——他天生不善于应对挫折，“我没空。”
“你不会跟我结婚。”她说。
“当然不会。”他喝道——接着，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四个都没有信，尽管我还差两星期就到五十岁生日了，并早已打定主意要对过去那个可怜的自己说点什么。
莉兹蓓一只手拿着信封，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塑料自动手枪。这是非法枪支，不该有人搞得到——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谁都不应该搞得到。
“趴下！”我一边喊，一边扑向莉兹蓓。
她已经开枪了，但不是朝着我。她打的是j.j，而他并没有趴下。
埃斯特万谨慎地匍匐在地，而卡拉——卡拉也扑了过去，只比我慢半步。
我们一起制伏莉兹蓓，我把枪从她手里夺了下来。我和卡拉按着她，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有成年人，也有手握信件的孩子。
大家都聚集过来。我们没有手铐，但有人找来了绳索。另有人联络了紧急救助服务，我们每个人都能呼叫紧急救助专线，在另一个宇宙中，在我不曾写信的那个世界里，或许是我联络了紧急救助，并试图安抚莉兹蓓，她开枪打死了我们四个，而不仅仅是可怜的j.j。
j.j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鲜血缓缓地在他四周积聚。橄榄球教练试图给他止血，还有不认识的人在旁协助，但此刻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当众人一片忙碌时，我们只能等待紧急救助。
保安将莉兹蓓绑了起来，并把枪放到桌上，于是大家全都瞪视着它。英语老师安妮·桑德森对保安说：“你应该检查每个人，尤其是今天。我们雇用你就是为了这个。”
校长疲惫地提醒她注意，于是她闭上了嘴。我们都知道，红信日有时会导致此类悲剧，所以才要安排在学校里，以免发生家庭屠杀、枪击好友或雇主等事件。他们说学校有能力控制武器和暴力，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而在某些地方，有人试图以此为理由废除红信日，但所有收到良性信件，或者收到警告不要醉酒惹祸的人，都会加以阻止，然后每个人——学者、政客、家长——都会表示赞同。
除了j.j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未来。他的未来是何时失去的？遇到莉兹蓓那天，还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不相信她会如此疯狂？或者因为片刻之前，他没有趴到地板上？
我永远无从知晓。
但我做了一件通常绝不会做的事。我夺过莉兹蓓的信封，将它打开。
其中的字迹纤细而颤抖。
放弃吧。j.j不爱你。他永远不会爱你。走得远远的，假装他不存在。你的人生会过得比我好。把枪丢掉。
把枪丢掉。
果然如我所料，她上次也是这么干的。
我心中疑惑：这次的信跟上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区别在哪里？把枪丢掉。这一句是新加的还是原本就有？她之前有没有忽略这句话？
我的脑袋好痛。
我的心好痛。
片刻之前，我还在生j.j的气，而现在他死了。
他死了，但我没死。
卡拉也没死。
埃斯特万也没死。
我轻触他们俩，示意他们靠近。卡拉似乎较为平静，但埃斯特万神情呆滞——我想是因为震惊。他左侧的脸上和衬衫上沾染着喷洒的鲜血。
虽然不符合规定，但我给他们看了那封信。
“或许这就是我们没收到信的原因，”我说，“或许今天发生的事与上次不同。毕竟我们活了下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意他们的理解。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紧急救助人员鱼贯而入，他们宣布j.j死亡，将莉兹蓓带走，把我们其余人拉到一边盘问。我把莉兹蓓的红信封交了出去——给一名警察——但没告诉他我们看过。
我的直觉是，他知道我们看过。
随着周围事态的发展，我心想，即使我能平安度过未来的两个星期，活到五十岁，这大概也是我在奥巴马高中的最后一个红信日了。
坐在桌边等待陈词时，我心中寻思，不知自己究竟还会不会写那封红信。
我要怎么写才能让自己听得进去？文字太容易产生误解与误读。
我怀疑莉兹蓓只读了前几句。还没读到“走得远远的”和“把枪丢掉”，她的大脑就停止了思考。
也许第一次她没这样写。也许她一直在重复而绝望地写给自己，一遍遍不断地循环轮回。
我不知道。
我永远无法知道。
没人能够知道。
正因为如此，红信日就像是个大玩笑。这封信能避免我们偏离方向吗，还是收不到信的人具有更多优势？
我要不要写信警示自己，以确保见到莉兹蓓时，替她寻求帮助？或者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去参加选秀赛？这样能避免今天下午的事吗？
我不知道。
我永远无法知道。
也许布洛萨德神父是对的，上帝不要我们知道未来。也许，他不希望我们在前进途中预知前方的状况，好让我们在时机到来时，遵循本能做出最初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也许。
也许那些信根本没有意义。在特定的某一天，收获未来的自己所写的信，这种关注本身也许就跟庆祝独立日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天跟其他日子没有分别，只不过我们赋予其某种仪式，称之为重要节日。
我不知道。
我永远无法知道。
不管是再活两星期还是两年。
无论如何，j.j总归是死了，莉兹蓓仍然活着，而我的未来依旧神秘未知。
它理应如此神秘。
它也将永远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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