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

“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枢臣屏息听着，以为慈禧太后还有后命，但她未再作声。事情就是这样了！于是文祥才应声：“是。”

“写旨来看吧！”

曹毓瑛早就准备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颂两宫之圣，赞恭王之功，那是假设恭王蒙“加恩赏还一切差使”，雷轰电掣，九天风雨之后，大地清明，日丽风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阶另行回奏其他政务的片刻，他退出养心殿。本想自己动笔，另外拟个旨稿，但意兴阑珊，思路窘涩，只好去找借南书房待命的军机章京执笔。

南书房密迩养心殿，文学侍从之臣，集中于此，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这一天特别热闹，在内廷当差的都借故来探听恭王的消息，一见曹毓瑛出现，都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他什么也不肯说，只向军机章京方鼎锐招招手，把他喊到一边，密密述旨，然后自己写了一通短简，封固严密，派人专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发上谕已送内阁，这一下消息很快地传布了开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觉得诧异，不想恭王复用的结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实在又算不上是一个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已。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皇恩浩荡，照例该到恭王府去道贺。恭王心情恶劣，几乎一概挡驾，依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鉴园见着他。

这极少数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这天显得很象个做哥哥的样子，安慰他说：“老六！你别难过，一步一步来。军机上少不了你，过些日子上头就知道了。”

“我难过什么？”恭王故作豁达，“总算还教我管洋务。未到‘不才明主弃’那个地步。”

醇王则是对倭仁深表不满，尤其因为倭仁在内阁会议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折，可以不议，觉得形同藐视，有伤自尊。便告诉曹毓瑛，说方鼎锐替他拟了一个参劾倭仁未将朱谕明白宣示的奏稿，决意递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军机的领袖，责任特重，更需力求稳定，所以对于那些爱耍大爷脾气的王公，有些喜欢鼓动风潮的言官，多方疏导，希望把局面冷下来。同时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几次面对面的促膝密谈，在整个政潮中，他虽是局中人之一，却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标是在曾国藩，幸而不曾牵连，无碍军务，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焕、刘蓉一案还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请旨，所谓“行贿夤缘”一节应否查办？慈禧太后已面谕军机，命薛焕、刘蓉明白回奏。颇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如果处理不善，引出意外风波，会兴大狱，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因此，他劝恭王忍耐，先等薛、刘一案料理清楚，然后再想办法，复回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