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科幻迷对作者的好奇心与追星族对明星的好奇心截然不同。换句话说，我觉得前者关心的不仅仅是八卦。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和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科幻故事一般都会有更广博、更复杂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大多不会直接在文中出现，而是会留下猜想甚至思考的空间。根据经验，我知道科幻迷会花不少时间争论这些东西，而对某位作者的第三次离婚则漠不关心。
我很乐于为科幻迷们提供这些话题，只是因为它们偶尔能给我提供一些灵感。我虽然不能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能为那些较真的分析者提供全部数据，但我可以保证，每一个故事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我的经历。我也很确定，最初的经历与最后的故事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妙，远远不及冯·丹尼根和维里科夫斯基sup/sup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么容易分析和重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我不知道下面我说的这些话和自我分析是否会帮到大家，但无论如何，它都已经写出来了。业余精神分析师们，打开你们的电脑准备开始记录吧。
首先是基本性格。我喜欢从前那些以科学为噱头的故事，也喜欢太空歌剧。如果凡尔纳可以将《从地球到月球》的过程和《八十天环游地球》的结局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写出一篇理想中的科幻故事了——险象环生的陌生环境，结尾还让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拍案叫绝。
那些由幻想出版社sup/sup出版的e.e.史密斯sup/sup、杰克·威廉森sup/sup和约翰·坎贝尔sup/sup的作品都已经被我翻烂了。我最宝贵的那些早期杂志藏品因为同样的原因情况更糟。我想知道，除了把它们封进液氦罐子，还有什么方法能保存它们？不过，要是把它们密封起来我可就没法读了。我就是这么喜欢科幻小说。
我想那些精神分析师肯定还想知道我性格的另一面，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但我怀疑，我的作品天生都深受我的保守主义倾向影响。我敢肯定，这可不是什么年龄的原因。《阻碍》展现了一直以来我对心灵感应的怀疑，我十九岁的时候写出了这篇作品，并把它卖掉了，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恐怕同样深受保守主义的影响，我也不会去写其他一些东西：诸如反重力、小绿人、ufo、百慕大三角以及很多被称为超能力之类的东西。虽然我很欣赏詹姆斯·施密茨sup/sup的《泰尔奇·安伯顿》sup/sup系列故事，但恐怕我是写不出这种作品的。早在1950年那会儿，我就完全不吃戴尼提sup/sup那一套，即便后来它变成了山达基教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就是那种愚笨的神秘主义者口中愚笨的唯物主义者，除非我相信一件事情可能发生，否则我很难对它进行想象，即使整件事情是故意虚构的也不行。我很喜欢奇幻故事，但是恐怕我自己写不出来。
比如多年以前，我收到一位先生的请求。他在策划一本《吸血鬼故事集》，想让我贡献一篇作品。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很熟悉吸血鬼之类的故事，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难，所以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结果我写出了一篇科幻故事。这本《吸血鬼故事集》没能出版，而这篇《有罪》最终在一本恐怖小说集中发表了，现在它还作为一篇科幻小说被收进了本书。我更关心在输血问题无法解决的年代，一位聪明的坚信者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关心大蒜、银器和其他有保护能力的象征符号。
当然，所谓开放思维也只是说着好听。我不相信吸血鬼，不相信那些用神秘符号就能影响现实的魔法。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阿里斯人sup/sup的宇宙万物的理解肯定是非常不完整的，而且还充斥着各种错误。我之所以承认这一点，完全是因为觉得自己在智力上跟不上。从感情上说，让我去相信这些故事，就像让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面对进化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一样。
也许会有来世，也许心灵感应和超能力也都会出现，也许人们还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们，也许热力学定律甚至第一定律都是错的。关于这些可能性的故事读起来会很有趣，但是我似乎缺乏将它们写出来的能力，不过有一点例外：虽然相对论已经在理论和实验上经受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检验，如果我始终坚持我之前的想法，那我就写不出那些承认甚至暗示存在超光速旅行的故事了。但是显然，我没有那么坚持，欢迎精神分析师们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许原因很明显）。
即便我态度倾向保守，而且会不假思索地遵从交通标志和母亲教给我的道德准则，我的一些故事其实也有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叛逆。不过，这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麻烦，但这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些想法。激发叛逆的主要导火索就是“当然了”这三个字，于是就有了几篇故事：《非常识》《技术错误》《不合理假设》，可能还有《答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我是一名天文专业的学生，我的导师——其他学校可能叫指导教授，但这里是哈佛——是太阳研究专家唐纳德·h.门采尔。他是一位科幻迷，他知道我写科幻小说，偶尔还会和我讨论。他跟我说话并不会显得高人一等。不得不说，学术界和军队里都有那种无聊乏味、缺乏想象力、自以为是的人，但要说高人一等，我只在“人文学科”（他们自称）领域中，以及嬉皮士群体里见过这种人。门采尔博士想象力丰富，他读科幻，也写科幻，甚至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参与过一份短命杂志《科幻小说+》sup/sup的制作。有一回，我们在一件小事上意见相左，他认为火星人肯定得有一个巨大的长鼻子以便在稀薄的空气中嗅到味道，而我的观点是在低大气密度的情况下，气体扩散会让气味更容易被嗅到。我不记得是谁说出“当然了”这三个字，但是这句话一直阴魂不散。不过我们两个都没有把这个争论进行下去，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纯粹的猜测和无法证实的观点。但几年以后，我在一艘从欧洲归来的运兵船上，身边恰恰有一台打字机，而我有大量的时间，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非常识》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满意的解答。我不知道他对这个故事作何反应，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如果读过，他可能会因为我让故事发生在超巨星天津四的一颗行星上而感到格外恼火。
至于其他的例子——“当然了”，做事情都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和一个错误的方法，或者说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一些没那么好的方法。“当然了”，如果你像书中一样，完全按照手册的要求来应付外星生物，什么问题都不会出。“当然了”，原则上人类有可能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然而关于哪种方式是最好的，意见有分歧也很正常。多年以来，约翰·坎贝尔一直是一名重要的科幻编辑和科幻界的指路明灯。第一次和他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他就向我指出了这一点。那是在1943年初，我刚刚毕业。在去大西洋城参加军事训练的路上，我在纽约逗留了几天。他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工具大多都是用来施力的？一般来说，技巧不应该比力量更好吗？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建议，我也有了一些想法，于是我得到了自己平生第一个上杂志封面的机会，就是这篇《技术错误》。这篇作品是我在参军入伍后的飞行训练期间写的。故事发表后不久，我拿到了我的臂章和飞行胸章。
从某个方面来说，我想《不合理假设》是另一种吸血鬼故事变成的科幻，背后依旧有“当然了”。传说很可能源自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很熟悉这种说法。我从来不会将“很可能”升级为“一定能”，而且我很愿意承认，我写的故事是虚构的，虽然我依旧相信它可能发生。对当时的我而言，我认为，一个需要补充血液的物种把地球列入拥有可利用生物的行星列表里是非常合理的。而我的化学知识大多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学习的。现在我对蛋白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现在让我重写这篇吸血鬼度蜜月的故事，我肯定会写得更加紧张刺激。我可能依旧会用“不合理假设”当作题目，但也有可能直接用“假设”。
另一方面，要是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懂的一样多，我可能就不会写这篇《答案》了。
当时，关于一台能自我复制的机器将会如何运行的一般概念还没有在《科学美国人》sup/sup上出现过，我也不了解什么是固态器件。我数学不好——因此我成了一名高中教师，而不是天文学家——我认为模拟计算机比电子计算机更有前途。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能用这个想法写出一部闹剧，就像阿瑟·克拉克几年前的那篇《终极旋律》sup/sup一样。我似乎是那种死较真的人，但我觉得自己也有幽默感，可我那些最好玩儿的话似乎都是无意中说出口的。我不明白，几年前，我在一次谈话中提及幽默是人类神经系统在意识到不协调之后产生的，为什么人们都哄堂大笑我从未想到过这些，这就是《答案》的源起。
我必须得承认的是，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来自矛盾。有时候，这些故事来自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的冲动，有时候也来自他人的建议，甚至有时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种惊慌失措。《理所当然的错误》就是最后那一种。很多年来，人们都认为我很擅长给童子军们讲故事。其实这些故事通常都是其他人的，比如约翰·坎贝尔的《谁在那儿》sup/sup在过去四十年里给无数帐篷里的小孩带来了噩梦，但是有一回我出现了经济危机，必须临时编一个故事。因为听众里确实有童子军，有些人还拿到了我颁发的天文学荣誉奖章，压力之下，《理所当然的错误》这篇故事几乎立刻就有了雏形。
过了几年，在一间小学暑期学校里，我被告知我的小组要参加下周三的大会。那时已经是周五了，《理所当然的错误》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剧本，感谢那位很能干的小女孩，没有辜负我的重托。后来，我就有了把它写成故事的想法。
我前面说过，有些故事来自别人的建议，比如我的编辑。朱迪-琳恩·德·雷sup/sup和约翰·坎贝尔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但跟坎贝尔一样，雷也能点亮作家们的灵感。《坚持到底》就是她的主意。她告诉我，她想要一个关于一种过于依赖超级黏合剂的文明。显然，我的叛逆本性又出现了。我那时越来越反感那些轻视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竟然声称一切都应该基于生物学。当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连染色体切片都不懂，却敢肯定“自然”的方法是最好的。真是讨厌极了。我宁愿花三十年的时间死于亚硝酸盐中毒，也不愿花三十小时死于天然肉毒杆菌中毒。既然生物工程和化学物质一样都可以成为污染物，于是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故事——而那时，dna重组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出现。
邀稿的形式多种多样。弗雷德里克·波尔sup/sup在编辑《银河》和《如果》杂志的时候，会买下一些他觉得合适的画做封面，然后找人来写合适的封面故事。他找到我那次，我拿到的画非常老套，是一颗巨大的陨石上装了一台火箭引擎，引擎正在推着陨石向地球前进。我的叛逆天性再度抬头，于是我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这幅画，并由此写出了《隆起》。在把这篇故事寄给弗雷德以后，我发现了拉里·尼文sup/sup的《中子星》。一时间我开始担心撞梗了，我觉得自己甚至应该去向拉里道歉。接着，我恢复了理智，认为拉里并没有潮汐力的优先使用权，我也不认为我们的故事相似到足以联系“学术道德委员会”来讨论“抄袭”问题。
最后，我的一些故事也源自严肃的科学。二十多年以前，在月球及行星观测者协会的官方杂志《漫步中的天文学家》上刊载了这样一篇报告：用同一台设备在同样的大气透明度及视宁度sup/sup条件下进行观测，冥王星上的一些小环形山有时候可以看到，有时候却看不到。我向这份杂志投出了一篇论文，表示电子效应可能会扬起环形山底部的灰尘，有可能解释这种不正常的遮蔽效应。这篇文章在投出之后石沉大海，但却为我提供了另一篇作品的创意：《宇航服防尘指南》一文中，我假设一个局部的月球磁场能够让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出现聚焦效应。后来艾萨克·阿西莫夫在把这篇文章收入一本为科学教师准备的故事选，并评论道：哈尔错了，月球上没有磁场。我觉得还是让时间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吧，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个想法很有价值sup/sup。我觉得，电荷也许是柏拉图环形山内壁滑坡产生的摩擦导致的，也许来自于其他原因。我依旧希望有一位能力不俗的物理学家把这种情况通过实验分析出来。
莱斯特·德·雷（1915-1993），美国黄金时代科幻作家，星云奖科幻大师。
彼得·菲利普斯（1920-2012），英国科幻作家，代表作为《神圣梦想》。
1英尺约合30.48厘米。
1英寸约合2.54厘米。
托帕石，又称黄玉，是一种含氟铅硅酸盐矿物。
本故事创作于1942年，那时，冥王星尚保留在“九大行星”内，故老大说还有“八颗星球”。下文话匣子所描述的行星里，“太远”的是冥王星，四颗“太冷”的是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重力倒是合适”的是水星和金星，“一面朝着太阳”的是水星，“相似”的是火星。
1英里约合1.6093千米。
这篇小说创作于1942年，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自转使得水星在所有时间保持相同的一面朝向太阳，直到1965年的雷达观测数据推翻这一点。
天蛾是鳞翅目天蛾科昆虫的统称，通常身体粗壮，腹部呈纺锤状，触角末端呈钩状。
硫酸铜和砷酸铅都可用来制作杀虫剂。
其实砷酸铅在受热时会分解，并产生含砷和铅的有毒蒸汽。
又称反平方定律，该定律指物体或粒子的作用强度随距离的平方而线性衰减。
1磅约合0.454千克。
指物体在磁场中磁化时，在磁化方向发生伸长或缩短。
钠光没有固定的偏振方向，所以它的光谱线被作为标准波长用于波长标定。
型芯是铸造空心大工件时用的铸模里的芯子。
天津四，即天鹅座α星，是一颗蓝白色的超巨星，已知最亮的恒星之一。
即腹腔神经丛，由于该神经丛的纤维伸向各方，有如阳光四射，故名太阳神经丛，是生物体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一桩轶事，他向嘲笑他的人展示了如何立起一个鸡蛋。
人的视网膜通过神经元来感知外部世界的颜色，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对光的颜色敏感的视锥细胞，或对光的强度敏感的视杆细胞。
在一定温度下的密闭容器里，当物质与其蒸汽达到动态平衡时，由蒸汽产生的压力即为该种物质的蒸汽压。蒸汽压可以表明物质的易挥发程度。
胶体是物质的一种分散状态。无论什么物质，只要以1纳米～100纳米之间的粒子分散于另一物质中时，就成为胶体，处于这种状态的金属，即为胶体金属。
通过向地面发射微波信号，经地面反射后返回仪器来工作。
伏特、安培、尔格和达因分别是表示电压、电流、力和功的单位。
当飞船的表面被涂了绝缘材料后，内部导电但表面绝缘的飞船在通过金属网时，金属网和飞船内部构成了两个金属电极，而飞船表面的氢氧化铝正好是在两个金属电极中的绝缘电解质，此时正好构成一个电容器。也就是说，飞船逐渐靠近金属屏蔽网的过程形成了电容器，随着双方的距离接近，电场逐渐增强，最终导致电容器被击穿，空间站电路被烧坏。
爱德华·李·桑代克（1874-1949），美国心理学家，动物心理学的开创者。
赫尔曼· 艾宾浩斯（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对记忆力有深入研究。
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弥赛亚》为其清唱剧代表作。
是脊椎动物用来维持平衡和控制生物体姿势的器官。
在野外通信时，一般把安装有中继站具有通信链路节点的山峰称为“信号峰”。
位于月球冷海和露湾东侧的一座年轻的陨石坑，约于11亿年前形成，其名取自于古希腊天文学家哈尔帕卢斯。
月球上的一个小月海区域，靠近月球正面西北侧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