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能活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闭上眼睛，那一刻我险些因为如释重负而尖叫。在过去这不眠不休的三十九个小时里的某个时候，“不确定”早已变得比恐惧更加可怕，而我几乎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医生说他的情况一触即发时，意思是他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换个身体。你应该不想再听我详细说他受到的全部伤害了，重点是受损的器官太多也太严重，因此，移植或修复单个器官不再是可行的方案。”
我点点头。我开始喜欢艾伦比医生这个人了，尽管他在自我介绍时激起了我的怨恨——至少他愿意直视我的眼睛，清楚而直接地说明病情。自从我走进医院以来，其他所有人都在对冲他们的风险；有个专家递给我一份“创伤分析专家系统”输出的结果，列举了一百三十二种“预后情况”及相应的概率。
需要一个新身体。这并没有吓住我。它听上去非常干净，非常简单。移植器官意味着必须反复切开克里斯的身体，每次都要冒并发症的风险，而且无论意图多么美好，每次都会让他受到某种形式的伤害。刚开始那几个小时，有一部分的我还在荒谬地希望整件事都是个误会，克里斯其实毫发无损地离开了火车事故现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其他什么人，比方说偷走他钱包的小贼。我逼着自己放弃这种可笑的妄想并接受现实：他受了重伤，肢体残缺，濒临死亡。到了这时候，换个原装的完整身体就几乎奇迹般地相当于死刑暂缓执行了。
艾伦比继续道：“你们的保险完全覆盖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代孕者、后续处理者。”
我点点头，希望他不是非要描述所有细节不可。我知道全部的细节。技术人员会培育克里斯的克隆体，在子宫内提前干预，以免其大脑发育出除了维持生命外的其他功能。克隆体诞生后，他们会利用一系列复杂的生化谎言，在亚细胞水平上模拟正常成长和运动的影响，迫使它提前但健康地发育成熟。对，我还有一些顾虑，例如租用女性的身体，例如制造一个脑损伤的“孩子”，但在决定把这项昂贵的技术纳入保单时，我们就已经痛苦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了。现在不是吃后悔药的时候。
“新身体需要近两年才能准备好。这段时间里有个最关键的任务，那就是必须确保你丈夫的大脑能够存活。他不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恢复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要保存其他器官了。”
这个念头刚开始吓了我一跳——但随后我心想：有什么不行的呢？为什么不把克里斯从他的身体残骸中解救出来，就像把他从列车残骸中解救出来那样？我在等候室的电视上看过事故后的现场情况：救援人员用蓝色激光切开金属，精确得就像在做手术。为什么不把解救的行为做到底呢？他就是他的大脑，而不是折断的四肢、粉碎的骨头、受创流血的内脏。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在完美的无梦睡眠中等待恢复健康更加理想的呢？那样就可以不用承担痛苦的危险，也不需要受困于一个迟早要舍弃的残缺身体了。
“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你们的保单指定了在培育新身体期间，应使用医学认可的最便宜的方法来维持生命。”
我险些开口反对他，但随后我想了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保费硬塞进我们的预算；更换身体的基础费率太高了，我们必须在细枝末节上妥协一下。克里斯当时还开玩笑说：“我只希望他们别在咱们的有生之年把冷冻储存搞出来。我可不怎么想两年里每天看见你在冰箱里冲着我笑。”
“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我只保持他大脑的存活，是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艾伦比同情地皱起眉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不得不考虑费用会让人很不愉快。但我必须强调，这个条款特指了医学认可的程序。我们肯定不会坚持要你做任何不安全的事情。”
我险些愤怒地说：你们不会坚持要我做任何事情。但我没有这么说。我没那个精力去和他闹腾，而且说这种话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从理论上说，决定权完全属于我。但在实践中，埋单的是环球保险公司。他们不能直接指定治疗方法，然而只要我筹集不到能填补缺口的资金，我就别无选择，无论他们愿意为什么服务埋单，我都只能接受。
我说：“你必须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和其他医生谈一谈，考虑一下各种问题。”
“好的，当然可以。但我应该解释一下，在所有的选择之中——”
我举起手，示意他闭嘴。“求你了。难道必须现在就讨论这些吗？我说过了，我需要和其他医生谈一谈，我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到最后我迟早要和你商量各种细节……不同的生命支持公司、他们提供的不同服务、不同种类的设备……但应该可以等十二个小时吧？可以吗？求你了。”
原因不仅是我疲惫到了极点，震惊的余波很可能还没过去——而且我忍不住要怀疑，我正在被存心引向某种现成的“打包解决方案”，而艾伦比已经把成本降低到了连一分钱都不能再减少。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不远处，每隔几秒钟就偷偷地看我们一眼，像是在等待谈话结束。我没见过她，但这不等于她不是负责照看克里斯的团体的一员；他们已经派了六个不同的医生来见我。假如她有什么新消息，那我也想听一听。
艾伦比说：“非常抱歉，但请你再忍受我几分钟，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解释给你听。”
他的语气里带着歉意，但非常坚持。而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感觉我被橡皮榔头从头到尾砸了一遍。我怕我再争论下去会控制不住自己——无论如何，要是我还想摆脱他，让他说完他想说的话大概就是最快的方法了。要是他用我没准备好消化的各种细节来烦我，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好了，以后有机会再让他说给我听。
我说：“说吧。”
“所有选择之中最经济的一种不牵涉到任何维生设备。有一项名叫“生物体生命支持”的技术，不久前在欧洲得到了完善。就两年的周期而言，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经济，费用只有二十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它的风险预估对患者极为有利。”
“生物体生命支持？我从没听说过。”
“嗯，对，非常新的技术，但我向你保证，它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水平。”
“好的，它具体是什么呢？需要承受什么过程？”
“通过与第二方分享血供来保持大脑存活。”
我瞪着他。“什么？你是说……创造一个双头人……？”
长时间不睡觉导致我的现实感已经变得十分稀薄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以为我在做梦——我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睡了过去，梦见我听到好消息，现在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从天堂掉进地狱，变成一场讽刺的黑色闹剧，惩罚我可笑的乐观主义。
但艾伦比没有掏出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展示满意的客户与寄主面贴面微笑的景象。他说：“不，不，当然不是了。大脑会从头骨中被完全取出，然后裹上保护膜，安放在充满液体的包囊里。而包囊位于体内。”
“体内？什么的体内？”
他犹豫片刻，偷看了一眼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依然不耐烦地在附近逡巡。她似乎把这一眼当成了某种信号，开始走向我们。我意识到艾伦比没想到她会走过来，一时间慌了——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把女人的不请自来当作了一个机会。
他说：“佩里尼女士，这位是盖尔·萨姆纳医生——毫无疑问，她是本院最优秀的年轻产科医生。”
萨姆纳医生给他一个“说到这儿就行了”的灿烂笑容，然后搂住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开。
我以电子方式拜访了全世界的所有银行，但他们似乎把我的财务状况当参数输入了同一套公式，即便我愿意接受最苛刻的利率，银行肯贷给我的金额也不会超过缺口的十分之一。“生物体生命支持”就是比传统方法便宜那么多。
我的妹妹黛博拉说：“为什么不干脆做个子宫全切手术？一刀完事，烧灼止血，没错！给那帮企图殖民你子宫的王八蛋一个教训！”
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气得发疯。我说：“然后呢？克里斯死了，而我残疾了。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胜利。”
“你可以表明一个态度。”
“我不想表明一个态度。”
“但你不想被迫怀着他，对吧？听我说，只要你雇用合适的公关人员，签个风险代理协议，然后做出正确的姿态，你就能争取到七八成的公众支持你。组织一场抵制活动，给这家保险公司制造足够多的负面曝光和经济损失，到最后无论你要什么，他们都会埋单的。”
“不行。”
“你不能只考虑你自己，卡拉。你必须为其他所有女人考虑，要是你不挺身反抗，她们就会遭受同样的虐待。”
也许她说得对，但我知道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法儿把自己变成一个著名案例，在媒体上兴风作浪，我真的没有那种精神和毅力。同时我心想：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我为什么非要发动某种全国性的公关活动，只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公平履行一份简单的合同？
我寻求法学界的意见。
“他们当然不能强迫你这么做，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对，但在实践中，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否则我还能怎么做？”
“让你丈夫死。让医院关掉他正在使用的生命支持设备。这不违法。无论你是否同意，医院一旦拿不到钱，就能够、也愿意这么做。”
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五六遍了，但我还是不敢相信。“谋杀他怎么可能是合法的呢？这甚至不是安乐死——他完全有可能康复，完全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律师摇摇头。“现在的科技能让几乎每个人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无论他生什么病、多么衰老或受多重的伤。但这是需要钱的。资源有限。就算你能强迫医生和医疗技术人员免费为任何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服务……尽管如我所说，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嗯，永远会有人以某种方式被漏掉。现政府认为最好由市场来决定这些人是谁。”
“好吧，我不想让他死。我只想让他在生命支持装置上坚持两年——”
“你当然可以想，但你恐怕负担不起。你有没有考虑过雇其他人来怀他？你在用代孕服务来制造他的新身体，为什么不为他的大脑再雇一个呢？确实会很昂贵，但肯定不像机械手段那么昂贵。你也许能补上缺口。”
“不该有任何区别？代孕母亲能收到好大一笔钱！环球保险公司凭什么能免费使用我的身体？”
“啊哈。你的保单里有个条款……”她在电脑上敲了几个键，看着屏幕读给我听，“……公司在此绝无贬低共同签署人作为护理者的贡献之意，但他或她需明确放弃对所提供的任何此类服务获得报酬的所有权利；此外，在根据第97（b）分段进行的所有计算中……”
“我以为这是在说万一我们中的一个因为流感卧床一天，另一个人不能因为护理工作获取报酬。”
“很抱歉，适用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我再说一遍，他们无权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也没有义务为代孕支付费用。在他们计算维持你丈夫生命的最廉价方式的费用时，这个条款赋予他们权利在你选择为他维持生命的基础上这么做。”
“所以归根结底，这都是个……算账的问题？”
“完全正确。”
我一时语塞。我知道我被耍了，而我似乎没有任何方法能扭转这个事实。
这时，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
“假如情况反过来。假如火车上的是我，而不是克里斯。那样的话，他们会支付代孕费用吗？还是说他们也会把我的大脑在他的身体里装两年？”
律师板着扑克脸说：“我真的不想在这种问题上做任何猜测。”
克里斯身上有些地方缠着绷带，但大多数部位被各种各样的小型机器覆盖，它们附着在他的皮肤上，就像有益的寄生虫：为他提供养分，为他的血液供氧和净化血液，分发药物，甚至有可能修复折断的骨头和受损的组织——但仅仅是为了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我能看见他的部分面部，其中包括一侧被缝上的眼窝和几块瘀青的皮肤。他的右手完全裸露在外，医生取掉了结婚戒指。两条腿都从大腿以下被截肢。
我无法继续靠近他了。一个无菌的塑料帐篷把他包在里面，帐篷大约五米见方，像是套在房间里的房间。一个三爪的护士机器人站在帐篷的一角，它一动不动，但保持警惕，尽管我无法想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的干预会比已经在克里斯身上的小型机器人更加有用。
探视他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处于深度昏迷之中，甚至连梦都不做。我不可能安慰他，但我在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好像我需要不断被提醒记住他的身体已经损伤得不可能修复了，他真的需要我的帮助，否则他就活不下来。
有时候我非常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甚至无法相信我还没有在表格上签字，开始做准备工作。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怎么还能左思右想呢？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但是，这种负罪感本身和其他事情一样让我既愤怒又怨恨：这是不完全等同于胁迫的胁迫，这是我无法让自己坦然面对的性别政治。
拒绝，让他死，这是不可想象的。况且……我能把一个陌生人的大脑怀上两年吗？
不。让陌生人死去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会为一个普通的熟人这么做吗？不。亲密的朋友呢？有些人也许会，但也有一些人不会。
那么，问题就在于我有多爱他了。我对他的爱足够多吗？
当然！
为什么“当然”？
是因为……忠诚？不，不是这个词；这个词太像是某种不成文的合同规定的义务了，带着“责任”的味道，有害而愚蠢。对，“责任”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事情和它完全没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呢？是什么使他和密友有所区别呢？
我无法回答，找不到正确的字眼，只想到了一系列与克里斯有关的充满情感的画面。于是我对自己说：现在不是分析和解剖的时候。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在厌恶自己和厌恶现实之间摇摆，前者是因为我竟然在考虑（无论多么理论性）让他死去的可能性，后者是因为保险公司在威逼我去用我的身体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解决方案自然是两条路都不走——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一个有钱的恩主从幕后走出来，让这个两难选择凭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