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我醒来时，一方面还没有完全相信我已经痊愈，另一方面也受够了用担心会失望的阴霾淹没自己。假如我想要百分之百的确定答案，我这辈子都会过得凄凄惨惨；复发永远有可能发生，或者又冒出来一种全新的病毒。

那是个暗沉沉的冰冷早晨，外面大雨如注，但就在我颤抖着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从得病以来，我从没这么高兴过。

工作电脑的信箱里有一封邮件，上面标着“保密”。我花了三十秒才想起我需要的密码，与此同时，我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发信人是利伯维尔人民医院的行政主任，为我姐妹的去世向我表示他或她的哀悼，同时就尸体的处置事宜询问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我刚开始是什么感觉。不敢相信、负罪感、困惑、恐惧，我离康复只有一步之遥了，她怎么可能死去？她怎么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死了呢？我怎么可能让她独自死去？我从电脑终端前走开，靠着冰冷的砖墙跌坐下去。

最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不和我联络。她肯定以为我也快要死了，而我们两人最恐惧的事就是一起死去。无论我们过着多么不同的生活，我们都会同时死去，就好像我们是一个人。

药物怎么可能对我有效而对她无效呢？药物对我真的有效吗？偏执妄想一时间控制了我，我怀疑医院是不是伪造了我的检验结果，而我其实已经濒临死亡。但这么想当然很荒唐。

那么，保拉为什么会死呢？可能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她应该回家的——我应该逼着她回家的。我怎么能让她留在那儿，一个第三世界的热带国家，让病毒削弱她的免疫系统？她住在玻璃纤维的小屋里，卫生条件不够理想，很可能还营养不良。我该汇钱给她，该买机票给她，该直接飞过去拖着她回家。

但我没有，我拒她于千里之外。我害怕我们会一起死去，害怕相同性带给我们的诅咒，是我让她独自死去的。

我想哭，但不知为何哭不出来。我坐在厨房里抽噎，但流不出眼泪。我是垃圾，是我的迷信和怯懦害死了她。我不配活下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忙着和死在异国他乡所造成的法律和行政难题搏斗。保拉在遗嘱里要求火化，但没说在哪儿火化，于是我安排把她的遗体和财物空运回国。没什么人来参加她的葬礼，我们的父母十几年前在车祸中去世了，尽管保拉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但愿意飞来送她一程的人寥寥无几。

但马丁来了。他搂住我，我扭头对他气呼呼地说：“你都不认识她，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瞪着我看了两秒钟，既受伤又困惑，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帕卡德医生宣布我完全康复时，我实在做不到假装喜出望外，我没有欢呼雀跃显然让她大惑不解。我可以把保拉的事情告诉她，但我不想被灌一耳朵的陈词滥调，例如我因为活下来而感到愧疚是不合逻辑的反应。

她死了，我却一天比一天健康。负罪感和抑郁时常让我难过，但更多的时候仅仅感到麻木。故事按理说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

按照她在遗嘱里的指示，我把她的大多数物品（笔记本、光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交给了她的经纪人，由其转交给相应的编辑和制作人，其中有些材料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剩下的只有衣物、少量首饰、少量化妆品和其他屈指可数的零碎东西，其中有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倒出一粒胶囊吃了下去。我自己的药还剩下五六粒，我问帕卡德我该不该干脆吃完，她耸耸肩说反正不会有坏处。

没有余味。每次我吞下我的胶囊时，几分钟后总会尝到一股苦涩的余味。

我拧开一粒胶囊，倒了点儿白色的粉末在我的舌头上。完全没有任何味道。我跑过去拿起我的那瓶药，以相同方式尝了一粒：苦得可怕，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非常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没有立刻得出任何结论。我很清楚药物常常和惰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未必每次都是相同的惰性成分——但为什么要为此使用特别苦的某种物质呢？不，苦味必然来自药物本身。两个药瓶上印着相同的制造商名称和徽标；同样的品牌名，同样的通用名，有效成分的正式化学名称也一样；同样的产品编码，连最后一位数都一样。只有批次号不一样。

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解释是腐败。尽管我不记得细节了，但我肯定读到过几十个案例，说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医保体系中的职员挪用药物在黑市上倒卖。想要掩盖这样的盗窃行径，最好的办法无疑是用其他东西替代被偷走的药物，如某种廉价、无害又彻底无用的东西。明胶胶囊上只印着制造商的徽标，由于一家公司有可能在生产上千种不同的药物，找一种大小和颜色都相同但便宜得多的药物来偷梁换柱，应该不会太困难。

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的推论。一个遥远国度的无名官僚有可能害死了我的姐妹，但别说把他们绳之以法了，光是想搞清楚他们是谁都不太可能。另外，就算我掌握了真正的致命证据，我又能指望什么结果呢？一个外交官发给另一个外交官的措辞温和的抗议？

我找实验室分析了保拉的一粒胶囊，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但我反正已经负债累累，所以完全不在乎。

胶囊里装满了可溶性无机化合物的混合物。没有药瓶标签上所述物质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具备最微弱的生物活性的东西。这不是随手拿来替换真正药物的廉价药物。

这是一种安慰剂。

我拿着打印结果，呆呆地站了几分钟，试图消化其中的含义。我能理解纯粹的贪婪，但这里有一种缺乏人性的彻底冷漠，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吞下去。肯定有人犯了个诚实的错误，没人能做到这么冷酷无情。

但帕卡德的话再次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你平时那样过你的日子，别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天哪，不，医生。我当然不会了，医生。我怎么可能去用任何不相干、不受控的混乱因素干扰试验呢？

我联系了一名全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约她在城区边缘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我开车去那儿，惊恐、愤怒、得意在内心翻涌。我以为自己挖出了十年来最大的丑闻，以为我怀抱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以为我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扮演凯伦·丝克伍。报复的甘美念头使我头晕目眩。我要杀得人头滚滚。

路上没人试图把我撞出路面。咖啡馆里没几个人，侍者甚至懒得听我们点单，更别说偷听我们交谈了。

这位记者非常和善，她冷静地向我解释人世间的真相。

在蒙特卡洛灾难的余波中，政府通过了大量法案来帮助应对紧急情况，同时废除了大量法案。人们必须开发和评估治疗新疾病的新药，这是一项紧急事务，而要想确保它能顺利进行，就必须移除一些障碍——导致临床试验无比困难和昂贵的法规。

在古老的“双盲”实验中，患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谁分到了药物，谁分到了安慰剂，这部分信息由第三方（或电脑）保管。在给予安慰剂的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好转必须被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判断药物的真正有效性。

这套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两个小瑕疵。首先，告诉患者他们只有五成机会能得到或许可以救命的药物，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当然了，治疗组和对照组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预测药物最终投放市场后会发生什么而言，它在数据中引入了大量干扰：哪些副作用真实存在，哪些源于患者的忐忑心情？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你会越来越难以找到患者自愿参加有安慰剂的药物试验。在你逐渐走向死亡的时候，你会对科学方法不屑一顾。你想要最大的生存可能性。假如没有确定能治疗疾病的已知手段，那么尚未通过试验的药物也可以，但凭什么要为了满足某些技术官僚对细节的痴迷，去接受进一步减半的概率呢？

当然了，在美好的往昔，医药界可以用法律来管制无知大众：要么参加双盲实验，要么爬远点儿去死。艾滋病改变了这一切，黑市上充满了尚未通过试验的最新药物，它们从实验室直接流向街头，同时整个议题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影响。

想要解决这两个瑕疵，办法显而易见。

撒谎欺骗患者。

政府从未通过法案，明确声明“三盲”试验符合法律规定。要是他们这么做了，大众也许会注意到，然后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们的做法刚好相反，作为在灾难尾声中发生的“改革”和“合理化”行为的一部分，政府废除或淡化了将这类试验定为非法的所有法令。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还没有任何法院得到机会在这方面做出判决呢。

“医生怎么能这么做？这么欺骗患者？他们怎么能说服自己？更别说其他人了！”

她耸耸肩。“他们难道为双盲实验辩解过吗？优秀的医学研究者必须更在乎数据的质量，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假如说双盲实验已经很好了，那么‘三盲’试验就是好上加好。数据的质量必定会更好，你已经看到了，对吧？对一种药的评估越准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放屁！安慰剂效应根本没那么强大。它也根本没那么重要！谁在乎它能不能被精确地纳入计算呢？说到底，你依然可以对比两种潜在的药物，用一种对比另一种。那可以告诉你哪一种药物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不需要安慰剂——”

“有时候确实会这么做，但声名显赫的期刊看不起这样的研究。它们获得发表的机会比较少——”

我瞪着她。“既然你知道这一切，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媒体可以揭露真相！一旦让大众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她勉强微笑。“我可以发表文章说这样的做法如今在理论上是合法的。其他人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没有登上过头版头条。然而，假如我就任何具体的‘三盲’试验写出任何特定的事实，我面临的将会是五十万美元罚款和二十五年监禁，因为我危害了公众健康。更不用说他们能对我的出版商做什么了。为了应对蒙特卡洛病毒泄漏而颁布的所谓‘紧急’法令依然有效。”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她喝完咖啡，站起来。“你不记得那些专家当时怎么说了吗？”

“不记得了。”

“后果会影响我们未来几代人。”

我花了四个月才攻入药物制造商的网络。

我监控了几个选择在家工作的药厂高管的数据流。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最不懂电脑的那个家伙。一个真正的笨蛋，他用价值一万美元的电子表格软件做普通智力的五岁小孩不用手指脚趾也能做出来的算术题。我看到了电子表格软件给他错误提示时他的笨拙反应。他是老天赐我的礼物，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另外，最美妙的一点，他永远在玩一个乏味而毫无想象力的色情游戏。

要是电脑说：“给我跳楼！”他会说：“你保证不说出去？”

我花了两周简化必须让他完成的任务。刚开始是七十次按键，但最后我减少到了二十三次。

我一直等到屏幕上显示出最具破坏性的画面，然后挂起他的网络连接，由我本人提刀上阵。

致命系统错误！请输入以下恢复指令：

第一次他搞砸了。我拉响警笛，再次下令。第二次他按对了。

我要他按的第一个组合键让电脑脱离了操作系统，进入处理器的微指令调试子程序。接下来的八进制代码对他来说是天书，其实是个微程序，能把电脑内存里的所有内容通过网络复制传给我的笔记本电脑。

要是他去告诉任何一个懂行的人，对方立刻就会起疑心，但他会冒这个风险去解释“故障”发生时他正在干什么吗？我猜他不会。

我已经有他的密码了。电脑内存里有个算法，能告诉我该如何应对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我进去了。

就我想要达到的目标而言，他们其他的防护手段都不值一提。对竞争者来说有用的数据都保护得很好，但我感兴趣的不是窃取痔疮新药的商业秘密。

我可以大肆破坏。用垃圾填充他们的灾备数据，让他们的银行账户逐渐偏离现实，直到现实突然以破产或偷税指控的形式踹门而入。我考虑了一千种可能性，从最原始的抹除数据到最缓慢和邪恶的悄然侵蚀。

但最后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这场战斗很快就会变成政治角力，我个人的小小报复肯定会被挖出来诋毁我，破坏我的正当性。

因此，我只做了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找到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公司产品“三盲”试验的人员姓名和地址，想办法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这样的人超过二十万，散布于世界各地，但我发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贿赂基金，很容易就能支付所需的通信费用。

全世界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愤怒，就会分享我们的痛苦和悲伤。但是，我们有一半人在被疾病折磨或走向死亡，因此在全世界听见我们的第一声呐喊之前，我首先要尽我所能拯救每一个人。

我找到了分配药物和安慰剂的程序。正是这个程序杀死了保拉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为的仅仅是获得可靠的试验数据。

我修改了程序。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变，我增加了一条谎言。

它生成的所有报告都将继续声称参与临床试验的一半患者被分配到了安慰剂。程序将继续创建令人信服的详细文件，其中的数据会完全符合这个谎言。但一个人类永远不会读到的小文件会变得完全不同。这个文件负责控制装配生产线的机器人，它会指示机器人把药物放进每个批次的每个药瓶。

从“三盲”到“四盲”。一条新的谎言，用来抵消其他的谎言，直到欺骗的时代最终结束。

马丁来找我。

“我听说了你在干什么tim。药物真相。”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

“‘一个活跃的新组织，致力于根除替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中的庸医、欺诈和欺骗行为。’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听说你们在招募新的志愿者，帮忙在办公室打杂。”

“没错。”

“我每个星期可以来四个小时。”

我大笑：“咦，真的吗？非常感谢，但我觉得没有你我们也能活下去。”

有一瞬间，我以为他会转身就走，但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与其说是受伤，不如说是困惑：“你们到底要不要志愿者？”

“要，但是——”但是什么呢？既然他能放下尊严，来奉献一分力量，我也可以放下尊严，接受他的好意。

我同意他每周三下午来帮忙。

我时不时会在噩梦中见到保拉。我会闻着记忆中的烛火气味醒来，确定她贴着我的枕头站在黑暗中，又变成了那个眼神严肃的九岁孩童，迷恋于我们奇异的境况。

但那不可能是那个孩子的幽灵。她从未死去。她长大了，与我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她比我更努力地争取彼此之间的分离。假如我们真的“在同一个小时死去”，会怎么样呢？那不会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改变什么。没有什么能够回溯过往，夺走我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我们各自不同的成就和失败。

现在我意识到了，对我来说如此不祥的血誓，对保拉来说只是个玩笑，她在借此嘲笑我们的命运有可能彼此纠缠的想法。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想明白？

但我不该吃惊的。事实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她，这也说明了她的胜利是多么彻底。

会分走算力。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丝克伍事件》（silkwood），讲述了女工丝克伍有感于核电厂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环境，开始搜集危害公众安全的证据。她决定将资料交给记者的时候，却离奇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