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纳米尺寸的机器和基本物理定律并无相悖之处，而这一技术的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革命。所以，社会因子和技术因子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后面我也会讨论到。
我们不仅需要这种神奇的纳米机器在未来被开发出来，而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人类还必须有能力存活下来。仔细想想，这其实有点儿难：纳米技术一旦失控，对人类的威胁是无可估量的。它既能打造出致命病毒，引发疾病，也能炮制出吞噬所有人类的怪物。纳米科技同核物理一样，都是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现代科技，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无限的恐怖。
在我看来，人类至少要花上五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才有可能发展出可以修复冷冻损伤细胞的纳米技术。当然，被冷冻的一个好处是：你哪儿也不会去，等待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
由于其较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技术水平会成熟，同时人类也能幸存下来的概率是t=0.5。
另外，未来社会还得愿意将科技应用在人体冷冻事业上。若我们不屈服于某种自闭的“当下中心主义”，并且不再被20世纪的“某些权威”所羁绊，我们很可能就会有足够的文化驱动力，去搞定纳米技术在人体冷冻上的应用。毕竟，很大程度上这也对治疗正常的、活生生的人有很大帮助。因此，我认为文化驱动力概率为e=0.9。
接下来，关键性的问题来了，未来人类会买账吗？最开始的几位复苏者，可能会受邀登上22世纪的脱口秀节目。那些被冷冻的名人也大都会有同样的待遇。难道你不愿意花一点钱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来一次对话吗？他可是第一个构想如何保存人体、并在日后唤醒的美国人。或者说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是在做冷冻动物实验的时候，感染肺炎而送命的。但是，假如有一万个人体冷冻者正等着被唤醒的话……
这是一个核心的、难以评估的问题。人道主义者会说，从道德角度来讲，把钱花在活人身上，永远优先于花在那些被冷冻的“冰棍”身上。
到那时候，这种观点会成为主流吗？或者说，纳米技术会让人体复苏的成本因子c大幅度降低，便宜到不再是问题吗？这两个问题你都可以去探索一下，而科幻作家已经在这样做了。
考虑到上述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成本因子是c=0.5。
我们还得考量一个确实难以预料的因子h，表示未来人类的不确定性。未来，一些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可能会崛起，而他们可能会将人体冷冻视为异端。毕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诡异的、斯蒂芬·金式的点子了。
另外，未来人类还可能对过往历史不闻不问，尽管我认为这不太可能。要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关注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上找到的冰冻人。这位四千年前的居民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人们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检查他的身体、衣服以及随身物品，这将告诉我们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做到让他开口说话，而在未来，一个被唤醒的冷冻者却可以开口说话。
或者，会有其他大事件占据整个未来社会的注意力，使得冷冻和死亡变得不值一提。也许人类未来会对技术丧失兴趣，也许基督时代会再次降临，甚至外星人的到来让人类一夜之间消失无踪——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怎么可能会发生，加上我对人性非常乐观，所以，未来人类依然会在意被冷冻者的概率相当大，我认为也许高达h=0.9。
也就是说，技术方面的概率乘起来是tech=0.5×0.9×0.5×0.9=0.2。
好了，在所有这些因子都讨论结束后，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最终结果了。人体冷冻会成功将你传送到一个高科技未来、让你在震惊中眨巴眨巴眼睛的概率是——
met×soc×tech=0.07
七个百分点。
我“信服”这个数字吗？当然不。这一结果是非常粗糙的。而整个计算过程只在于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而非提供绝对可靠的结论。有些人会指责说，这些数字上的估算是不可救药的骗局，在这些极为不确定且难以量化的问题上，谁也无法做到精确。确实如此。但在这里，我的目的只在于利用一些简单的算术来进行评估，进而制订一些计划。
历史上，是科幻小说发明了人体冷冻。毕竟，人体冷冻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一种主张。
人体冷冻首次出现在尼尔·r.琼斯1931年发表在《惊奇故事》里的一篇科幻小说中[.指《詹姆士卫星》一文。文中，詹姆士教授在侄子的帮助下，让其遗体死后保存在了一艘飞船中，并发射到了太空。四千万年后，飞船被外星人发现，故事由此展开。
]。罗伯特·埃廷格博士受此启发，在1964年《永生的未来》中阐述了这一主张的细节。之后，人类冷冻的概念曾出现在克利福德·西马克1976年的《从天堂召回他们所为何事？》、弗雷德里克·波尔1969年的《猫步时代》，以及其他无数的太空故事之中。比方说，《2001：太空漫游》就曾利用人体冷冻来长时间运输船员；弗雷德里克·波尔是人体冷冻的狂热倡导者，甚至曾现身《约翰尼·卡尔森秀》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罗伯特·海因莱因在《进入盛夏之门》中，也将人体冷冻作为跨越岁月长河的一部分；拉里·尼文甚至生造了“尸冰棍”这个词，用以描述那些尚未被唤醒的冷冻者。所有这些故事都在讨论人体冷冻技术的长期效应。
不过，即使是那些经常使用这个概念进行创作的科幻作家（比如西马克和海因莱因），也未曾做出过接受——按照人体冷冻者的说法——暂存身体这一安排的决定。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位科幻作家曾公开支持人体冷冻事业，查尔斯·普莱特[.曾是科幻作家、记者和电脑程序员。目前，他是多个人体冷冻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除外。还有一个特例是阿瑟·c.克拉克，多年以前，他曾为一起案件递交过一份证词。当时有专家认为，人体冷冻没半点可能性，且不会促进任何医学或科学的进步，克拉克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秉持这一观点的人不仅无能，而且应该为自己阻碍社会进步而感到羞愧——正如上个世纪那些以‘违抗大自然’为由，反对麻醉技术或者无菌技术的医生一样”。
既然内心有强烈的兴趣，可为什么这些科幻作家并没有来一场赌博呢？也许赚不到很多钱的作者会认为：这是一项风险过高的投资。那么，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上的讨论，我们暂时将人体冷冻单纯看作是一项投资，它会有足够高的回报吗？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一个人究竟值多少钱。大多数美国人会工作五十年，而目前美国的平均年薪大约是两万到三万美元。也就是说，他们一辈子会挣到大约一百万到两百万美元。
要评估一项投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成功的概率（我们之前得出了这个数字：7%）乘上可能的回报（按被唤醒后可以挣来一百万美元计算），然后和人体冷冻需要投入的金额进行比较。前者的结果是七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差不多就是目前人体冷冻的价格。（人体冷冻者生前购入人身保险，被冷冻之后，他将以保险金的形式继续支付冷冻费用。所以，资金并不是一次性投入的。）
而对于真正有志于投身这场赌博的人来说，人体冷冻的目的其实并不是金钱，而是时间——获得一场未来的人生。而评估这场赌博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用人类目前的平均寿命（大约七十五年）做除法，被除数是苏醒后他们在未来可能继续存活的时间——也许又是另一个七十五年。不过，如果人体解冻技术届时已经存在了，那么人类的寿命能长达好几个世纪也说不定。这样一来，此人增加的年岁和当下他人生长度的比值就是二（一百五十年除以七十五年）。当然，结果还可能更高。
前文，我们已经计算出人体冷冻的成功率为7%。而哪怕这一概率仅有1%，你对未来时间的投资也有着2×1%=2%回报，那么，在这场赌博中，投入你2%左右的时间，都是合理的。而你利用这2%的时间所赚得的金钱（按人生总收入一百万美元计算），也至少有两万美元了。这笔收入就可以用于你支付人体冷冻的费用。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投入自己2%的时间（比如说每天投入半个小时）去为人体冷冻这项事业奔走。这可以作为你的一项爱好，去了解形形色色有趣的人，去享受这一切。而大多数人在浴室中待的时间都比这要长。
接下来，我们来试着切换一下视角。毕竟，概率估算给出的应该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而非7%这样一个平均数值。那么，身份的转变会对概率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么说吧，若是我化身为一位言之凿凿的乐观主义者，我就绝对会去修正前文提到的技术因子，甚至可能将这一数值提高到tech=0.9。这样的话，冷冻人体成功的概率最终就会高达29%。
这对我来说，是可能性的上限。相反，我若是化身为一个满脸愁容的悲观主义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悲观，会影响我对社会因子的评估，这一数值可能会降至soc=0.05。那么，冷冻人体成功的概率就会一下子降到一个百分点以下了。
所以，成功率在1%到30%之间，对我来说都是合理的。
像1%这样的低概率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综合了太多因素。每一项因素的数值都看似合理，可相乘起来就会得到概率相当低的结果。不过研究表明，若是评估一系列事件的走向，大众心理总是倾向于乐观。人们不会去像我们这样将大问题细化，而是会去积极寻找有利的迹象。这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利用这次简单的概率估计，我在前文罗列了人体冷冻需要考量的一些影响因子。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影响因子，是否真的可以用来拼凑出对未来可能性的预测呢？
实际上，这些影响因子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尤其是社会因子，会更加容易受到其他因子的影响。比方说，一旦技术因素向好，大众就会改变对人体冷冻的态度。而未来将拥有更长寿命的这一愿景，会让人类社会更加趋于稳定，从而使o值增大。人体冷冻公司会得到更多的投资，于是c值上升。而把这一切细化成几个因子，是在把冷冻者和全体人类命运绑定的前提下考量的，而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
在我的经验中，人体冷冻学家是一群执着且能干的人。他们掌握着很多科技，即使社会秩序全面崩溃，他们也会付出极大的努力，将冷冻者们继续暂存起来。他们也的确曾这样做过。1980年代末期，警察突袭了阿尔科——一家人体冷冻公司——要求其交出最近被冷冻的一位患者以供尸检。而几位偷偷溜走的职员悄悄藏起了这位“病人”的躯体，直到阿尔科公司成功赶走了警察和律师。这其间，警察将公司的五位职员拖进了监狱，而且几乎搜查了阿尔科办公大楼的每一处角落。
若是我们要分析这整个事件，那么最好要警惕，正是科技因子和社会因子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技术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人体冷冻从技术上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但社会因子会去阻碍整体概率的上升，使其最终达到平衡状态。
当然，数字不能说明一切。雷·布拉德伯里曾说过，他对任何一瞥未来的机会都很感兴趣，但是当真正涉及人体冷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需要和自己深爱的所有事物一一告别。如果身边没有他的妻子、儿女，以及朋友的陪伴，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呢？不，他告诉我，他绝不会拥抱这个选项。而另一位人体冷冻技术的狂热支持者，前文提到的弗雷德里克·波尔，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拒绝了免费提供给他的冷冻机会。
实际上，当一个人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羁绊本都是不存在的。况且，为什么非要假定其他人不会和他一起加入冷冻计划呢？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邻里效应”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成年人和自己的社会关系、风俗习惯联系格外紧密，以至于如果你将他从固有的生活轨道中猛然拽出来，后果将是比死亡更加严重的精神创伤。一个人当然更习惯于身处自己所属的时代。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位普普通通的移民者，都要去面对相同的挑战，并且他们也都成功地挺了过来。
如果你也持有这种观点，那么任何数值上的讨论都没法阻止你投入人体冷冻这项事业。然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会把未来拿去投入一场哪怕是理性的赌博，因为一个人的未来，正被更加深层次的感情因素所羁绊。
因此，任何对未来进行量化的思考都不能不考量这一点。我们深陷时代、文化和地域的城池，从来不可能抛开自我的成长背景、价值观和个人视角，单单只考虑概率的高低。总的来说，这些才是我们最为珍视的一切，这些才是使我之所以为我、独一无二的原因。
文章的最后，请允许我这么说，人体冷冻至少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优点：它允许一个人带着些许希望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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