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开始讨论我基于上述理论拟定的一些科幻设定，我用这些设定写过两篇小说：《宇》和《时间逃逸》。我采用了剑桥的英式科学风格，在小说出版的1980年，这些理论还没有现在那么为人熟知。这些构思之所以能够产生，部分原因得归功于我跟霍金的一些海聊—当然，我在书里周详地说明了霍金的贡献。我给这些隔离的闭合时空起名叫作“洋葱宇宙”，因为原则上这里面还可以嵌套更多层闭合的时空。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一个猜想，居然能变出些真东西来—就好像轻如鸿毛的事物，也可以变得重于泰山。
“那么，它们就这么轻轻地来、轻轻地走，”我沉思着，“就这么消失了。在我们和这些其他宇宙之间，严格意义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
“没有任何办法能触及它们，”霍金单调的合成声说道，“这是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也超出了物理学能解决的范畴，因为那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不再是物理世界了。”
那个机械合成的笑声再次响起。霍金喜欢这种哲思带来的愉悦，宇宙就好像泡沫一样沉沉浮浮、生生死死，他对于自己这个念头喜欢极了。
这时他的护士走了进来，要给他清理一下身体，于是我先回避了。被束缚在一把轮椅里动弹不得，肯定是有损尊严的，但是每天接受他人这种极其私密的例行护理，他却能泰然处之。也许对他而言，也就这会儿，他才能把思想从与世界的碰撞之中解放出来。
我坐在他办公室外的公共休息室里，一边喝茶一边跟他的几个博士后学生聊天。这些学生也在研究类似的疯狂理论，他们思维敏捷、诙谐机智、观察敏锐，偶尔喝一口浓郁的锡兰红茶。一群很厉害的家伙，可能还有点嫉妒我在占用霍金的时间。他们大概都在纳闷儿，这人是谁—没人听说过这么个搞天体物理和等离子体物理的、带南方口音的加州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严酷细分的年代，我跟他们的领域已经相隔十万八千里了。我没有多做解释，毕竟我的来访也确实没啥正当理由，除了我跟霍金是朋友。
霍金的秘书悄悄走出来，问我愿不愿意跟霍金在凯斯学院共进晚餐。我本来想去自己最喜欢的印度餐厅，那里的咖喱鸡能让人把一切烦恼抛诸脑后，我还想饭后独自在剑桥校园的小径上溜达，我太爱这里的氛围了—但我立马接受了霍金的邀请。参加大学里的高桌晚宴是在英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体验，我清楚地记得我每一次的参加经历。席间的口舌之快绝胜于口福之享。
我们走过一座座氛围典雅的学院小楼，人声、自行车铃声在那青石古木间回荡。在朦胧的暮光中，回响着学生的叫嚷，霍金的轮椅在鹅卵石路面上咯噔咯噔地碾过。他坚持自己操控轮椅，尽管他的护士在一旁焦急地守候着。我从未意识到，全天候地照料霍金让他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有些路人跟在我们后面，只是为了看霍金。“别在意，”他的合成音说道，“他们很多人到这儿就是来围观我的。”
我们绕过古老的石制建筑和精心维护的花园，终于来到了凯斯学院。拥进餐厅的学生们发出阵阵喧嚣，霍金乘坐电梯上去，我走的则是嘎吱作响的楼梯。
教职员工在学生们之后进来，我跟在护士后面。
“高桌”名副其实。他们精心安排了霍金的座位，让他背对着本科生们围坐的又长又宽的餐桌。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因为霍金进餐时是无法控制嘴唇的——样子有些不雅，他吃的是特别准备的、无须咀嚼的套餐。他的护士需要把食物切碎，用勺子喂给他。
晚宴很吵，今年的新生们都盯着大名鼎鼎的霍金的后背在看。霍金则通过他的键盘平稳地输出语音，来进行一场事实上的“对话”。
他聊起他的担忧，对于那事关物理学家的圣杯、能够解释万物的大统一理论心生疑虑。即便我们已经可以穿越数学的层层滞障、窥得大统一理论的轮廓，但我们尚不能看得真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可能的其他选项。物理学的发展可能会在某些难点上摇摆不定，那些事情与我们作为灵长类动物的经验相去甚远。从这里开始，就是审美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如果不存在独一无二的大统一理论，”他说，“你将不得不求助于一些外在的准则，我们可以称其为上帝。”
我眉头一皱，“敢情他老人家不是来当造物主，而是来当裁判员的？”
“他可以决定哪个理论不仅仅是一组公式，而是描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宇宙。”
“也即我们的宇宙。”
“或许所有可能的理论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宇宙存在！”他欢呼道，“还不清楚说什么东西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问‘在剑桥是否存在拥有两只左脚的人？’，你可以检查剑桥每个人的脚。但你如果不在一个宇宙里，你就无法确定它是否存在。”
“时空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啊。”
“所以要说清‘宇宙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意思并不容易，不过，这是一个让人忍不住想问的问题。”
餐厅的环节结束后，高桌晚宴在楼上的高级公共休息室继续。我们围着一张光滑的长桌，倚坐在舒适的软椅上休憩，享用着传统的脆皮核桃、有些年头的红酒、古巴雪茄和高谈阔论，其中时不时穿插着霍金的幽默发言。
有人提到美国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最初三分钟》中的观点，所谓“我们越理解这个宇宙，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这话霍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但他给出了更好的理由：“说宇宙是无意义的，或者说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造就的，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我问道：“那追寻宇宙的意义这种行为，也是无意义的吗？”
“要追寻宇宙的意义，你得站在宇宙之外，但那是不可能的。”
又是一个“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鸿沟”的图景。“但是，”我坚持道，“我们身处宇宙内部，也能看到宇宙的一些惊人结构。”
“宇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即它是有序的。我们了解宇宙越多，就越发觉它是被符合理性的法则所主宰的。如果有人乐意的话，大可将宇宙的秩序归功于上帝。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座的一位学院同僚问道：“理性的信仰？”
霍金在键盘上快速地敲打着：“我们的宇宙拥有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但这不应令人惊讶，因为这并非宇宙刻意被设计成适宜产生生命的证据。我们可以把这种秩序称为‘上帝’，但这应当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上帝。物理法则没什么是可以被人格化的。”
核桃吃完了，酒喝完了，烟也抽完了，到散场的时间了。我们走时，霍金操控他的轮椅穿过楼间阴暗处，这让我燃起了对一项剑桥大学传统学生运动的好奇心：夜攀剑桥。
在夜里，年轻人们有时会在那些古老建筑的陡峭外墙上攀爬，包括最难爬上去的一些地方。他们为了争夺胜利的荣耀，甚至把命都赌上了。这当然是严重违反规定的。这项活动的刺激感，一部分也是来自跟那些夜巡屋顶、监听异响的保安斗智斗勇。甚至还有人写过一本爬墙手册，记载了这项运动的荣耀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
霍金带我走了一条我走过很多次的小径，那是一条穿过高耸的本科生宿舍楼直抵康河的捷径。他说，“夜攀剑桥”中最艰险的玩法之一便是，在小径上方跳过这两栋楼间的深渊，爬到对侧陡峭、光滑的屋顶上。
那小径两侧相距大约三米，我简直无法想象在黑漆漆的屋顶上跳过这么远的距离，何况是在晚上。
“这么宽吗？”我问道。我的声音在夜雾间回荡。
“是的。”霍金说。
“有人摔下来过吗？”
“有。”
“受伤了吗？”
“是的。”
“死了？”
他的双眸闪了闪，咧嘴大笑，“是的。”得了，这些剑桥人真有种。
在那个清凉的夜，霍金还追忆了一些他最喜欢的科幻小说。他说自己在十二岁之后，就很少读科幻以外的小说了，“这是唯一一种关乎我们物种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的小说。”他这么说道。
不过即便是那些小说家，又怎能料想到宇宙本身的奥妙跟小说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他们会讨论下一个十亿年的事情，也猜不到仅仅下一代的物理学家将会提出怎样的奇怪理论。现在有人认为，我们的宇宙有十一个维度，但除了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以外，都蜷曲到极小的尺度。这会改变宇宙学吗？没人说得清。但是这些想法本身就极有意思。
从剑桥回来一周之后，我收到了霍金秘书发来的那晚他全部的发言记录。我利用这份记录，在本文中复现了他的语言风格。这记录是从他轮椅电脑里导出的，那电脑是他跟我们唯一的连结点，这让这些文字像是从一个极遥远的地方飞跃深渊而来。
科学的骇人复杂与惊人神奇纠缠在一起，描摹它冷酷的一面既是技术，又是艺术。我们有的人用小说来描摹，而霍金用他对广阔冷峻的数学世界的深刻洞察来描摹。要弥合我们这个撕裂的时代，要跨越文化的鸿沟，也需要这些手段—甚至很多其他手段，如果我们能将其创造出来的话。
年复一年，霍金在面对着令人绝望的身体萎缩的同时，却向着那些终极问题发起了冲击，纵横于广袤的空间和时间；日复一日，他泰然以最孱弱的身躯作斗争，却没有丝毫怨言。我想起他对梦露的爱，那是他对生命的深刻执着，是他在熵增的大潮中屹立不倒的象征。
我意识到，我在那短短几天学到了很多，而那绝不仅仅只是关于宇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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