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有时真殊为难说。我们常常感谢那些带给我们幸运（例如：栽培、赏识、擢拔、支持我们）的人，但痛恨那些使我们不幸（例如：羞辱、迫害、挫折、蔑视我们）的人，其实，如果是一个真正经得起打击的强者，还真应该感谢这些曾给予我们“不幸”的人——没有他们，我们还真不能这样奋发求进，这样努力不懈，真做不出这般“成绩”来。甚至没有他们，我们还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么坚强的！

以我为例：如果当年在大马不是在特殊的氛围和压力下，我才不会更加勤奋的学好中文及结合同道并进，那样又那来“天狼星诗社”的前身“绿字辈”（例：绿洲、绿林、绿原、绿田、绿湖、绿岛、绿野、绿流……）等十大分社？如果不是我赴台后与家兄和在马老友们因误会而分裂，以致我几乎“有家归不得”+“近乡情更怯”，我又何至于以一种“退无死所”、“迫虎跳墙”的勇决，在台一口气创办“神州社”，并在五年内办六份刊物及扩立为两、三百人的文艺社团？如果不是因而“树大招风”，一夜间给警备总部诸“神捕”们逮起来关到“天牢”里，遍尝了真真正正在军法处里“监狱风云”的滋味，接下来流亡数地，无处可栖，加上当时好友星散，弟兄纷纷把一切罪祸往我身上卸，我而今恐怕还只愿赖在台北不愿走呢！如果当时别人趁此花尽了我辛苦笔耕来的一点储蓄，借款的义正辞严的不还钱，还要在我无法作任何分辩时说我剥削社友钱财（老天！为了搞好当年的社团，我只荒功废业，还几乎倾家荡产，那赚过一文钱！？我还算有点积蓄那时我的书和稿还能挣点钱！），替人出钱出力治病和托人照顾其病情，还几乎没给人说成他的肝病（幸亏不是爱滋病）是我害的（幸好不是传染），我就不会在香港另起炉灶，另外结识一群好友友好。如果不是在港居留辗转难辛，以致长期流亡流浪，居无定所，没有这些，我也不会发奋专心写作，而今，总算这里那里，都有我的家，我的稿，我的书，我的朋友，我的事业，还有我的快乐了。

不该感谢他们，该感谢谁呢？

福兮祸所寄，祸兮福所倚。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对待你，而是你怎么看待自己。

没看见那皮球吗？充够气的，拍击的力气越大，跳得越高。泄气的一拍就瘪在地上了。

有时候，不幸中自有大幸，大幸中也含有不幸，不幸有时是大幸，大幸其实是另一种不幸。

这并不玄，连香港因鸦片战争租借与英政府——国府退守台湾，香港九七问题，甚至八九天安门事件，苏联九一年政变，也都可作如是观。

不过，说到头来，像这些不管在那儿都一直那么鼓励、支持我的兄弟好友们（如：叶浩、何包旦、陈丽池、小方、家姊、小倩、立忠、王巍、孙十二、余铭、达明王、张炭、斑女士、罗氏伉俪、天海哥、家兄、周家三杰等……），那就是我真正的不幸中之大幸中之不幸中之大大大幸了。

稿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十八理事来港会聚。

校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一日：温、倩、何、梁、忠五人赴台及“中国文化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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