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浓，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陈同甫后又写了一首和词：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
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归雪。
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何月。
丘也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
据地一呼君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耙，只成痴绝。
天地洪炉谁扇椭，算于中安得长坚铁。
淝水破，关东裂。”
好个“淝水破，关东裂”，好个“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更好个“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如果把词里的“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的神貌风骨，点化成武功，试想是何等过瘾的武艺。纵是“君来高歌饮”，也是“我病”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悲愤落寞的时代。我会把他们的比斗中因相互惦念，却人各一方，所以在格斗中以武拟词；又或者本词本已有了辛、陈等意在词内，所以剑招处处是诗。譬如“九转丹砂牢收拾，管精主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词是陈亮的词，大可以写成陈同甫双手如铁，在风雪中一阵拨抓擒拿，所以金兵高手的兵器都被他拿在手里，吐气扬声，一齐拗断！又如“何处飞来林问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前两名句是好一个轻功的写照，青衣英姿的辛弃疾，仗剑独立于树梢，再以剑凌空击下，如何把“剩水残山”的金营高手，被诸如“梅开五弄”的剑法“料理”成“风月”。说不定就真的震服得弃械投诚，成了辛弃疾的飞虎军去了。
里面当然可以都写陈亮辛弃疾用自己的诗词以战，也可以用陈读辛词以为招式，或辛读陈词以为剑武。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小构想，暂且按下不表。重要的是，我要写一系列的故事。来描写那个国破山河、风云色变、鬼哭神号、还我河山的时代！而且辛幼安空有经国之能，治世之才，竟不能为国家所容被迫放于江湖间，使他这样的一位才兼文武的豪杰之士，退隐闲居，抑郁以终，我写他，不仅要替他以及当时那一班勇慨赴义的爱国志士作转，而且要点出这一些人的精神——行侠济世的抱负。这“侠”再也不是现时一般人的观念，以为刀光剑影，好勇斗狠，吟诗吟风吟月便是侠；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种“在渐暗的窗边点亮灯光”的舍我其谁的精神，而“侠”正有着这种本质。
基于这点，我还想着手编一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原论”，是追溯“武侠”之源流，论其原本精神、存在价值、找出其演变及流传过程，及历代批评者对它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实验”，我们会直接评析从古到今的武侠小说，以及一些历史上包括李陵、班超等至近代霍元甲、王五等人，他们“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者，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济世精神。“武侠”离开了“力行”，一切只变成了理论，成了空谈。可是如何“力行”，我们“力行”的可能性，这都有待于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创作”，我准备选人真正算得上文学作品，对社会人心有一定影响，艺术价值上有相当成就的“武侠小说”，来给“武侠”本身下一个最活泼的定义。这本书原已交予戚小楼等共同编辑，后因诗社有事，所以才耽搁下来。
可是我决定着手写“今之侠者”，是在交中国时报“人间版”之“武侠小说大展”临阵易稿马前换将的。因为我在那一刻问我自己我们那么重古代的“侠”，无非是借古喻今，可是我们现存社会里，正有着许多“侠义之士”，他们的“正邪之分”，比古代的更微妙，更复杂，他们更具有时代意义，更值得我们去表现他们，何必一定要借古代的煲，来煮现代的药？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比古代的更需切来寻求一个答案。首先“武侠”一词立足点在“侠”而不在“武”，武是一种技术，也就是客体的存在，而侠才是精神，才是本体的中心。“侠”不一定要透过“武”才表现出来，所以有“儒侠”、“文侠”、“狂侠”等出现，不过真正的“武侠”，武又变成了一种应世的客观存在，侠是应世的主观存在——两者又是不可分的。当然尚武的精神无可厚非，因为武功也是道德的抉择，中国人练武，技为其次，武德为先，武士每分钟都面临道德的勇气和死亡的抉择，因此其行为就越发悲壮。现代的“侠者”当然不像古人那么界限分明，人性更加复杂，但也有其共相。我们判断一个人，已很难用忠奸好坏；也就是因为是复杂的，越可以表现这复杂的时代，同时也是作家笔下所面临的更大的一项挑战。
辛弃疾的“满座衣冠似雪”的精神，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也有。我不禁问自己：与其写辛弃疾的剑气纵横，不如写一个以台北一位计程车司机拾得巨金之后，他内心由私己之利挣扎向侠的过程，岂不更写实一些吗？
这可能是由于我是一个写武侠小说以为生的作者吧。我不得不应邀写一些古代剑侠之类故事以为生计，这是读者所喜爱的。武侠小说是流行于民间最广的一种文学作品，有些人很少接触到文艺作品甚至连报纸都不看，可是对武侠小说却津津乐道。武侠小说因些也具有真正的影响力。我希望这种“喜爱”是来自人们对忠奸对垒分明的勇气感到兴趣，对风云色变的琴剑江湖的侠义行为感到饮佩，这一点不单值得表扬，而且也应该予以引发的。
文学上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隐恶扬善，二是忠实地表现现实，写“今之侠者”是两者兼之。比方说我在中国时报“人间版”看到李拙的一篇方块文章，里面报导一个穷家孩子的死：高雄少年辅育院的一名院童洪生重伤身死，院方工作人员说洪是晚上睡觉不小心摔下致死的，又说是患脑炎死的，根据法医鉴定，却发现是被殴致死。死者曾受过拳打脚踢，腹膜破裂而引起严重内出血，加上未能及时送医治疗，因而导致死亡。又根据新闻报导说，洪生家贫寒，父母为维持家计已心力交瘁，洪生右腿略跛，就是在他双亲的“望之深责之切”，经济贫困的情形下被打伤，又未送医治疗所致的，洪生只犯过两次偷窃罪，一是偷了一只小狗，另一次是偷了一辆脚踏车，由于他并没有把窃物变卖，所以推测其偷窃的动机纯粹是孩童好玩的心理表现，原属极轻的案情，换作发生在家境较好的孩子身上，绝不至于被送至辅育院管教的，而洪生是被送去了，而且被打死了，居然捏造说是在床上，跌死的。我觉得这篇文章是站在同情的立足点上，而且冒了相当大的道德勇气，才能做这样的报导。报导这件事的新闻记者，包括法医，也是一种“侠”的行为，敢于揭露真相，不必“劫富”，却要“济贫”，让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孩子，不致枉死。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一个好的编辑人，更甚至于一个好的出版商，都有着种种所要面临的抉择足以使他成为侠或为魔。名动一时的“水门事件”，也是对一件事的锲而不舍去追寻真相，最后才替美国的“民权”加了一根有力的支往。其他的行业，莫不如是。与其写古代之侠，不如写今日之侠。就算是“武”，今日功夫片横行国内，可是国术处境如何？发展如何？我们现在不去探讨，难道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晓的人都死光了再来研究吗？那只怕是考据学上的事了。
所以我写“今之侠者”。我计划先写它三十万字。出它上下两册。开始的几篇诸如“空手道”等篇，也许在主题上还很暧昧，思想上没有投向，可是继续下去，随着我的寻索，我会找到它的方向，就算不能，我也要和有志于此的朋友，披荆斩棘的开了一条路来。
稿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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