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生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唯一的现实，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这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慌。但恐慌一旦意识到自身，便成为焦虑，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这位教授使用最抽象的语言，手不发抖地写道：“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他对康德的兴趣在于承认康德“纯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对自己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向焦虑的人再也提供不出任何东西了。”这种忧虑，他觉得实际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以至脑子里老惦念着，嘴巴上老唠叨着。他列出忧虑的方方面面：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他不把意识和荒诞分家。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要求存在“从消失重新回到芸芸众生中来”。对他自己也一样，不该高枕无忧，而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置身于荒诞世界，接受着荒诞世界的可殁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雅斯贝尔斯对一切本体论都绝望了，因为他硬要相信我们失去了“天真性”。他知道我们无所作为，做什么也不能使表象的致命游戏升华。他知道精神的终结便是失败。他沿着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历险，磨蹭踯躅，无情地识别出各种体系的缺陷，识别出挽回一切的幻觉，识别出不遮不掩的预言。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好像是唯一的现实，无援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丽娅娜导线。
谢斯托夫独占一方，一直致力于单调得叫人钦佩的著作，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屡屡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到头来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讽刺意义的，任何对理性不敬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实属例外，那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苦涩贵族德行，谢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不可救药性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色彩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变成了石头。
他们之中最有诱惑力的恐怕是克尔恺郭尔，至少他的部分经历比发现荒诞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使本身不可能实现的存在变得令人满意。身为一通百通的唐璜（尼采语），克尔恺郭尔多次更换笔名，矛盾百出，既写出《布道词》，也写下《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抚，拒绝诤言，拒绝休息守则。他心里感到的那根刺，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违拗，装模作样，就是说制造魔鬼附身者的系列。那张既温存又冷笑的面容，那些随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而旋转的陀螺，就是荒诞精神本身与超越它的现实所遭遇的情景。克尔恺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了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自身背景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多样性中重组世界，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随着他们难以估量地丰富起来。玫瑰花瓣，公里计数坐标或人的手所具有的重要性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相同。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每个形象变成得天独厚的领地。离谱儿的是，一切都是得天独厚的。能为思想正名的，是对思想极端在意。胡塞尔为使自己的方法比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更为实证，从根子上就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破除希望，打开直觉和心灵的大门，输入层出不穷的现象，丰富得有些不合人情。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一门科学也通不到。就是说，此处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问题仅在于“对认知的态度”，而不在于慰藉。再说一遍，至少在根子上是如此。
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智者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怎能觉察不到他们聚集在独自享有却痛苦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领地呢？但愿，要么一切都能解释清楚，要么什么也别解释。况且，理性面对这种心灵呐喊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被这种要求唤醒后，一味探索寻求，而找到的只是矛盾和歪理。我不明白的东西，就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东西；我不明白世界的单一含义，于是世界只是个非理性的巨物；一旦能说：“这很清楚”，于是一切就得救了。但，这些智者竞相宣告，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于是他们接着宣告，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配合和谐，相互交替。精神走到边界，必须作出判断，选择结论。那里便是自杀和找到答案的地方。但我把探求的顺序倒过来，从智力历险出发，再回到日常举止。以上提及的体验产生于须臾不该离开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体验到达何处。人奋斗到这个地步，来到非理性面前，内心不由得产生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非理性，人的怀旧以及因这两者对峙而凸显的荒诞，就是悲剧三人物，而此剧必须与一切逻辑同归于尽，之后，逻辑存在才有可能。
“单纯的‘忧虑’”，是海德格尔的说法，参见《存在与时间》。此处转引自法籍俄裔居尔维奇（1897—1965）的专著《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第210页，1930年。
指萨特的小说《恶心》。
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八章。此处是希腊哲人针对极端怀疑派而发。但这段话，加缪转引自列奥·谢斯托夫（1866—1938）这位俄国作家和哲人的《钥匙的权力》，1928年出版，第317页。不过，有一句有点儿出入，原文是：“不得不接受无其数真实的和虚假的判断。”
巴门尼德（约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查拉图斯特拉，波斯教先知和改革派领袖，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伊朗东北部，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本原，火则代表善良和光明，主张以高度的道德观分清善与恶。
舍莱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
指海德格尔，本段引言，加缪均转引自居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阿丽娅娜导线，出自希腊神话：忒修斯到达克里特岛，定要进迷宫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决斗。阿丽娅娜给他一个线团，让他把线头拴在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导线走出迷宫。成功之后，他带着阿丽娅娜出逃了。
借用《论绝望》法文版译者序中一句话，并非克尔恺郭尔原话，但克氏在《日记》（第三卷）中确实写过一段意义近似的话。
参见尼采《黎明》，法文版，第327页。
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恺郭尔，典出《保罗致哥林多人后书》，参见《圣经·新约》第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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