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恰恰是他把这些东西政治化，“德意志”一词今天绝对不再等同于精神的纯洁性，反而变成一个党派口号。这是我想跟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说出口来。我只同意他所说的这句话，即大量的浮于表面的技巧的娴熟，不管是不是罗曼国家的，即使是在瓦格纳的深受全世界喜爱的艺术之中也是存在着的——随后我便友善地引开他的注意力，把话题一转，开始说起他最近在《艺术和艺术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哥特式建筑的比例问题的文章来。我对他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客套话让他变得兴高采烈、温和、不讲政治和爽朗起来，我于是赶紧乘他情绪好转之机，同他道别，我上了右边的路，他则上了左边的路。
我很快就沿着土耳其人大街自上而下地来到奥德翁广场、路德维希大街，并顺着寂静的纪念碑大道左侧（当然几年来已经完全铺上了沥青）一路迎着凯旋门而去。这是一个云层密布的、十分柔和的夜晚，我的冬大衣始终让我觉得有点紧，当我走到有轨电车站特蕾西大街时，我停下脚步，以便搭乘任何一辆开往施瓦宾方向的公交车。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天的情况为什么显得很反常，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交通堵塞和延误的情况确实是不可避免。当时左等右等，终于等来了一辆特别合适我的10路车。直到今天，我仿佛依然还能听见和看见它从元帅大厅那边行驶过来。这种涂着巴伐利亚式天蓝的慕尼黑有轨电车确实造得非常笨重，而且还发出——不知是由于它自身的沉重呢，还是由于地下的特殊性质——特别大的噪声。这种车辆的车轮子底下不断有电火花在闪动，而在上面的接触杆处电火花就闪动得更加厉害，这些冷漠的火苗咝咝作响，化为整团整团的火星从接触杆处飞散消逝。
车子停了下来，我从前面的平台上车，从那儿往车厢里面走。在拉门附近，也就是我进门的左手，我立马就找到了一个空位置，显然是刚才有人下车腾出来的。这趟电车上的乘客很多，后门附近甚至还有两位站在过道里紧抓拉环的男士。乘客中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听完音乐会回家的人。在他们当中，在我对面长凳的正中间，坐着施维尔特费格，他的小提琴箱被他立放在两膝之间。我进来他肯定是看见了的，但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他外面穿着大衣，里面戴了一条白色的丝围巾，这条围巾盖住了燕尾服的蝴蝶结，不过，他没有带礼帽，这也是他的习惯。他看上去既英俊又年轻，他的一头金发卷曲高耸，他的脸色因为刚才的演出而得到提升，陷入一种值得尊崇的滚烫状态，相形之下，那双湛蓝的眼睛甚至都显得有点肿胀。即便如此，它们却和那两片微微翻起的非常善于吹口哨的嘴唇一样，和他般配极了。我没有一上车就四处张望；我只是慢慢才发现车厢里另外还有别的熟人。我和克拉尼希博士互相打了一个招呼，他和施维尔特费格在一边，不过，他的座位是在离他很远的后门附近。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偶尔弯腰向前的时候，我看见了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她和我坐同一边，在我前面，隔了好几个位子，靠向中间，是施维尔特费格的斜对面。我所说的：令我吃惊，是因为她回家的确不应该走这条线路。不过，我发现，再往前一两个位子坐着的是她的朋友宾德尔·马约内斯库夫人，而她又是住在最外面的施瓦宾的，所以我就估摸着伊涅丝这是要去她那里喝晚茶。
不过，我总算明白过来，这就是施维尔特费格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让他那漂亮脑袋保持向右的姿势，从而只让我能够看到他那有点麻木不仁的侧影的原因。他所处心积虑的，并不单是要装作没有看见我，或许在他眼里我就是阿德里安的另外一个自我，而我也暗自责备他，为什么偏偏非要搭乘这趟车不可呢——这种责备很可能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还有一个没有说明的情况是，他是和伊涅丝同时上的车。她可能，完全跟我一样，是在他后面上来的，或者正好反过来，她先上，他后上，这样的话，等他看见她的时候，他就再也无法逃之夭夭了。
我们经过慕尼黑大学，穿着毡靴的售票员正好也站到了我的面前，他从我手里接过一枚十芬尼硬币，随后又把我的直达车票塞到我的手里，不巧得很，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且是，正如一切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一样，首先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车厢内有人开始举枪射击，乏味的、尖利的、砰砰作响的枪声，一声接着一声，三，四，五，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振聋发聩，对过的施维尔特费格应声倒下，他双手合抱小提琴盒，先是倒到坐在他右边的女士的肩头上，紧接着又倒进人家的怀里，害得人家也和坐在他左边的另一位女士一样，惊恐万状地转过身去，与此同时，车厢里陷入一片混乱，人们更多的是抱头鼠窜和惊慌失措地尖叫，而不是机智果敢地采取应对措施。前头的电车司机，天知道，为什么，只顾一个劲地疯也似的踩踏钟铃——可能是为了叫警察来吧。当然，在能够听得见铃声的范围内没有警察。由于一些乘客急着要下去，另一些又好奇或手痒痒地奋力从平台往里钻，于是乎，已经停下来的电车里出现了一种近乎危险的拥挤局面。先前站在过道里的两位男士和我一起冲向伊涅丝——当然是太晚太晚了。我们根本用不着去“夺取”她手里的那把左轮手枪；她已经让它落到了地上，或者更应该说是她把枪从自己的手里扔了出去，而且是冲着她的牺牲品所在的方向。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两个颧骨上却是泾渭分明的两圈通红的圆斑。她两眼紧闭，撅起嘴狂笑。
她的双臂被抓住了。我迅速冲向鲁道夫，他被四仰八叉地平放在了那条已经变得空无一人的长凳上。另一边的长凳上躺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处于昏迷状态的女士，施维尔特费格中弹之后最先就是倒在她身上的，经检查，她的一只胳膊被子弹擦伤，但伤势不算严重。有好几个人都围在鲁道夫身边，克拉尼希博士就在其列，他握着他的手。
“这是多么叫人震惊，多么肆无忌惮，多么不理智的暴行！”他说道，脸色惨白，用他所特有的那种清楚明了的、富于学者味的字正腔圆并同时伴以哮喘发作的说话方式，因为“叫人震惊”这种话一经他的嘴里发出，那就跟我们通常从演员口里所听到的台词一模一样。他又补充说，他从未因为自己没有当成医学家，而只当了个钱币学家，他从未因此而感到过任何遗憾，而此时此刻，我也真的觉得钱币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多余最闲散的科学，甚至比哲学还要无用，尽管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也没有医生在场，在如此之多的前来听音乐会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而就因为医生当中有如此之多的犹太人，所以医生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爱听音乐的。我弯下身去看鲁道夫。他还有生命征象，但被击中的却是极为要害的部位。他的一只眼睛下面被一颗子弹射中，血流不止。另外几颗，经证实，射进了颈部、肺部、心脏的冠状血管。他抬起头来，很想说点什么，但马上就有血泡从双唇间溢出，那两片柔软的厚厚的嘴唇，此刻在我眼里突然变得美丽动人起来，他翻着白眼，脑袋随即就又重重地落回到那条木凳上。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哀怜起这个人来，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哀怜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始终是在以一种方式喜欢着他的，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对他抱有的同情远比对那个不幸的、就其沉沦而言无疑会令人扼腕长叹的女人所抱有的要真挚得多，而她的痛苦和自我麻醉、腐败堕落的恶习也早就为她日后干下这桩卑劣的暴行作好了准备。我跟在场的人说，我是他们两个的老熟人，我建议把受重伤的人抬到大学那边去，说可以在大学的校役那里打电话叫救护车，叫警察，而且据我所知，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事故急救站。我还指挥大家说，也同样应该把女凶手一起给带过去。
大家于是一一按我所说的去做。我们，一个热心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和我，一起把可怜的鲁道夫抬出车厢，而这趟车的后面也已经积聚了两三辆别的电车。不过，倒是从其中的一辆里下来一个医生，提着小小的医药箱飞快地奔向我们，相当多余地对我们的抬人工作指手划脚。一个新闻记者也跑过来打听情况。我们去找校役，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摁门铃，不知摁了多长时间，最后才总算是把住在底层的这个校役从房间里给唤了出来，我现在一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难耐。那个医生，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向所有的人作自我介绍，一俟人家把已经陷入昏迷的伤者安置在一张沙发上，就开始尝试对他进行急救。救护车也以惊人的速度赶来了。可鲁道夫死了，正如那个医生在对他作完检查之后马上就告诉我的那样：很遗憾，很可能不行了。鲁道夫他死在了去往市立医院的路上。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是和稍后到达的警察局官员以及他们那只顾一味抽泣的女犯人呆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向警官们介绍她的状况，并且提议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我的这个建议今天晚上却是无法再办得到的了。
教堂里传来午夜的钟声，这时，我已经结束我的上述任务来到大街上，我一边走，一边叫车，为的是再去办一件剩下来还没有办的难事：到摄政王大街去。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尽可能委婉地，通报给那位矮小的丈夫。一路上根本没有打车的机会，而当这个机会最终出现的时候，却又没有了利用的价值。这家的大门是锁着的，但在我摇铃之后，楼梯上的灯便亮了起来，英斯提托利斯本人走下楼来——却发现站在门口的不是她妻子，而是我。他于是作出一副既张开嘴来大口吸气，同时又让下嘴唇紧贴牙齿的表情来。
“咦，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说道，“是您？您这是来……您找我有……”
我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开口。等到了楼上他的起居室，那里也曾是我倾听伊涅丝自白的地方，我先是说了几句能够让他在思想上有所准备的话，随后便把我的亲眼所见告诉给了他。他先是站着的，听我把话说完之后，便一屁股坐进他家那些柳条安乐椅之中的一把里，不过，他随后的表现却证明了一个早就处在危险压抑的生活氛围之中的男人的克制力。
“是这样啊，”他说道，“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从他这话里可以清楚地听出，这一天终将到来，他只不过是一直在胆战心惊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已。
“我要去看她，”他一边宣布，一边重新站起身来，“我希望，那里的人（他指的是警察局监狱）会让我和她说话。”
我劝他今天晚上就别抱什么希望了，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他有义务去试一试，随即就披上大衣，快步离开寓所。
孤零零地站在这间墙脚上放有伊涅丝的半身塑像——而塑像上的她神态高贵而痛苦——的屋子里，我的万千思绪开始飘向一个地方，我的这些思绪，正如人们将会相信我所说的那样，在那最后的时日里其实已经较为频繁地，已经持续不断地飘到过那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痛苦的通知需要完成，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一种奇怪的僵硬控制着我的四肢，甚至侵袭着我的面部肌肉，阻止着我去拿起话筒要接线员接普菲弗尔林。但真实的情况却是，我拿起了它，我把它攥在了手里，同时还让话筒的方向朝下，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当班的接线小姐自报家门的声音，一种低沉的、好像是来自海底的声音。不过，由于我已经积劳成疾，所以便不免胡思乱想，我想象着我深更半夜去惊扰施魏格施迪尔农庄的打算应该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我没有必要把我的这些经历告诉给阿德里安，真的，我这样做是多少会让人笑话的，这样的想象挫败了我的上述意图，我于是又把电话听筒重新搁回到了叉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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