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量把尼克尔斯船长告诉我的，关于斯特里克兰的各种事情串起来，显得前后连贯。多年以前，我和斯特里克兰在巴黎分手，他们正是在那年冬末认识的。那段纷乱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我根本不知道，但一定穷困潦倒，因为尼克尔斯船长是在夜间收容所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时候，马赛发生了一场罢工，斯特里克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活命的一点钱都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一栋巨大的石头建筑，穷光蛋和流浪汉，只要证件齐全，能让管事儿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是做工的，就可以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在等待开门的人群中，尼克尔斯船长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因为他身材高大，相貌古怪；这些人无精打采地等着，有的走来走去，有的斜靠在墙上，有的坐在路边，把脚伸进水沟里；当他们排着队进了办公室，尼克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时斯特里克兰说的是英语。但他没有机会和斯特里克兰说话，因为当他刚一走进去，就来了一位传道士，胳膊下夹着一大本《圣经》，在屋子另一头的讲台上布起道来；这些可怜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接受这项服务，作为他们住宿的代价。他和斯特里克兰被分在不同的房间，凌晨五点，一个身材健壮的修道士把他们全从床上赶了起来，等他叠好被子洗罢脸，斯特里克兰已经不见了。尼克尔斯船长在寒风刺骨的街头转悠了一个小时，最后来到水手们经常聚会的维克多耶鲁广场。只见一个人在一座雕像下面打盹儿，正是斯特里克兰。他踢了他一脚，把他叫醒了。
“走，跟我去吃早餐，伙计。”他说。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回答道。
我一听就是那位老兄的口气，于是，我决定把尼克尔斯船长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证人。
“一分钱都没了吧？”船长问。
“去你妈的。”斯特里克兰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点儿吃的。”
犹豫了片刻，斯特里克兰挣扎着爬了起来，两个人先去了发放面包的救济所，这里，饥饿者都可以分到一块面包，但必须当场吃完，不许拿走；然后他们又来到一个发放菜汤的救济所，每天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碗盐水清汤，但只能领一星期。这两个地方，相隔很远，只有快饿死的人才会跑这么远。就这样，他们吃了早餐，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就这么奇怪地成了朋友。
他们这样在马赛混了四个月，生活没有冒险，如果冒险意味着意外或惊险的事件，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要弄些钱晚上才能住宿，要搞点儿吃的才可以免受饥饿的煎熬。我真希望能画几幅活泼艳丽的图画，把尼克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的想象中展开。他描述的他们在这个海港小城的底层生活，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民俗学者据此可以编成一本非常详细的盲流大辞典。但在这里，我只能用几段文字交代他们这一时期的生活。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生活紧张残酷，多姿多彩，鲜活生动。相比之下，我所知道的马赛，人群熙攘，阳光明媚，到处都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有钱人的餐馆，显得平淡无奇，司空见惯。那些亲眼见过尼克尔斯船长对我说的这些景象的人，我真羡慕啊。
在夜间收容所将他们拒之门外以后，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硬汉比尔那里找到了落脚处。他是一家水手寄宿公寓的老板，一个身材高大、生着一对铁拳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提供食宿，直到为他们在船上找到工作。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一块儿来的，还有十几个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他分配的两间空屋子里。每天，他都带他们去维克多耶鲁广场，轮船上的船长需要雇什么人都会来这儿。他老婆是个美国女人，又胖又邋遢，天知道她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要轮流帮她做家务。斯特里克兰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作为报酬，尼克尔斯船长觉得这是捡了大便宜。硬汉比尔不但花钱为斯特里克兰买画布、颜料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一磅走私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挂在乔利埃特码头附近一间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现在可以卖到一千五百英镑。斯特里克兰本想乘船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然后再去萨摩亚或塔希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动了去南太平洋的念头，尽管我还记得，他早就想去一个无人的小岛，那里四季常绿，阳光灿烂，四周碧波环绕，比北半球任何海洋都要湛蓝。我猜，他揪住尼克尔斯船长不放，是因为他熟悉这些地方，而且，是尼克尔斯劝他去塔希提，说那里待着更舒服。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克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不那么死板。”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没有身份证件，这在硬汉比尔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有利可图，他都可以办到（他替水手介绍工作，会扣掉他们头一个月的工资）。正好有一个英国司炉工在他这里死了，他就把这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但是，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要往东走，而雇人做事的船往西开。有两趟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手，斯特里克兰都拒绝了，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去。硬汉比尔受不了斯特里克兰的这种牛脾气，这只能让他吃亏，所以最后，他二话不说，一脚把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踢出了门。他们再次流落街头。
硬汉比尔提供的饭菜谈不上丰盛，吃完饭从餐桌前站起还是像刚坐下时一样饥饿，但有那么几天，他们依然对这里的伙食念念不忘。这回，他们可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发放菜汤的救济所和夜间收容所他们都没资格再去了，现在，他们只能靠面包救济所给的一小片面包度日了。夜里，他们能睡哪儿就睡哪儿，有时在火车站轨道旁闲置的空车厢中，有时在仓库后面的推车里。但是，天气寒冷，常常是打一两个小时盹儿，就不得不上街转悠转悠，好暖和暖和身子。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克尔斯船长简直不行，于是他就去一个叫“一听啤酒”的酒吧，捡前一天晚上人家扔的香烟头和雪茄头。
“更难抽的烟我也用烟斗抽过。”他自嘲地耸了耸肩，补充道。说着，又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了几支雪茄，一根叼在嘴上，其他的揣进了口袋。
偶尔，他们也能赚到一点钱。有时，一艘邮轮靠岸，尼克尔斯船长如果和计时员拉上关系，就能为他们找到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来的是英国船，他们就会溜进船舱，和船员们混顿饱饭。当然，这有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高级船员，他们就得从舷梯上飞快地跑下来，动作慢了，一靴子就踢到了屁股上。
“只要能填饱肚子，屁股让人踹一脚也没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在乎。高级船员理应考虑一下纪律。”
我的脑海中浮现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愤怒的大副飞起一脚，尼克尔斯船长一个倒栽葱，从狭窄的舷梯上滚了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对英国商船的这种严明的纪律感到欣慰。
在鱼市，时不时也能找到点儿零活。一次，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要运走，斯特里克兰和尼克尔斯船长就去帮人装车，一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他们很走运：一个寄宿公寓的老板到手一笔买卖，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船需要补色，一连好几天，他们站在悬在船帮一侧的木板上，往生锈的船身上刷油漆。这种情况，肯定又会让斯特里克兰冷嘲热讽。我问尼克尔斯船长，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斯特里克兰有什么反应。
“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有时候，他不太高兴，但即便一整天吃不上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寄宿的一点钱都没有，他也像蛐蛐儿一样欢。”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周围环境的人，即使在最让人失望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到底是因为灵魂的平静还是激荡，真的很难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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