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谁像罗斯·沃特芙德那样对我好。她有男性化的智慧，也有女人的坏脾气，而且她的小说立意新颖，读了让人难以平静。正是在她家，有一次，我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夫人。那天，沃特芙德小姐举办了一场茶话会，她的小房间比以往更加高朋满座。看起来，每个人都在和别人交谈，而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好不尴尬；但又不好意思插进去，打断人家的谈话。沃特芙德小姐，是位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的窘态，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请你和斯特里克兰夫人聊聊，”她说，“她对你的书简直痴迷。”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如果斯特里克兰夫人是位有名的作家，那在和她交流之前，就应该搞清状况。

为了让我记住她的话，沃特芙德故意将眼皮一低，一本正经地说：

“她专门负责宴会午餐。你只要别腼腆，多说两句，她就会请你吃饭。”

罗斯·沃特芙德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女人。她把生活看作写小说的良机，把公众当素材。如果有谁对她的才华非常赏识，而且大方地宴请她，她偶尔也会邀请他们成为座上宾。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让她感到既可笑又粗鄙，但她深情款款，表现出一名杰出女作家应有的言辞和风度。

我被带到斯特里克兰夫人面前，聊了十分钟。除了她的声音讨人喜欢，没觉得她有什么特别。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房子，俯瞰未建成的大教堂，因为知道住在同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彼此感觉亲近。对于所有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而言，陆海军商店仿佛一个将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夫人要了我的地址，几天后，我便收到她的请柬，邀我吃午饭。

我的约会不多，因此欣然前往。我到时，稍稍晚了点，因为担心去得太早，就绕着大教堂转悠了三圈，进门才发现客人们都到了。沃特芙德小姐在，还有杰伊夫人、理查德·唐宁和乔治·罗德。来的都是作家。这是早春晴朗的一日，大家兴致勃勃，无所不谈。沃特芙德小姐，来时拿不定主意，是照她年轻时的唯美装扮，身着灰绿，手握一枝水仙花好呢，还是展现成熟已久的丰姿；如果是今天这样，那就得穿上高跟鞋，和巴黎风尚的连衣裙，头戴一顶新帽。这帽子让她神采飞扬。我还从未听过，她用如此刻薄的话语，议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夫人，心里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辞表明灵魂的智慧，所以时不时用近乎耳语的声调，说些足以使雪白的桌布泛起红晕的痴语。理查德·唐宁，滔滔不绝发表离奇的谬论，而乔治·罗德，知道自己的惊人妙语无须啰唆，所以只管把食物往嘴里塞。斯特里克兰夫人话不多，但她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本领，能够让大家围绕同一个话题；一旦冷场，她总能圆起，使谈话继续下去。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高大丰满，却不显胖；她并不漂亮，但脸庞讨人喜欢，也许主要是，因为她那双和蔼的、棕色的眼睛。她气色不好，一头黑发却精心梳理。在三个女人里面，她是唯一没化妆的，但和别人比起来，反而显得朴素自然。

餐厅是按当时的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的护壁很高，绿色的墙纸上，挂着惠斯勒的蚀刻画，嵌在简洁的黑镜框里。印着孔雀图案的绿窗帘，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色的，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画面，让人想到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那时候，伦敦一定有五百家餐厅的装饰风格和这里一样，素朴、时尚而又单调。

离开斯特里克兰夫人家时，我和沃特芙德小姐一起出门。因为天气不错，加之她的那顶新帽增添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会儿步，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过去。

“刚才的聚会非常好。”我说。

“你觉着饭菜可口，是吧？我告诉过她，如果想和作家们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真是绝妙的主意，”我答道，“可她为什么要和作家来往呢？”

沃特芙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觉得他们有意思。她想跟随潮流。我看她头脑简单，真可怜，她认为我们都很好。反正，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不反感。我喜欢她，不外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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