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诊断上写着二小的肺结核又复发了，且正有传染性，大小将二小接回了哈尔滨。
我给他们带上了一万元钱。
几天后，我说服哥哥，住进了朝阳区的一家精神病托管医院。半个月后，惦着二小，又托人捎回了五千元钱。
一个月后，二小从哈市郊县的一所医院打来电话，说住院费每天就得三百多元。
我明白他的意思，再次电汇五千……
又住院了的哥哥，我每去看他，他总说：“二小怎么还没从哈尔滨回来？写信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快回北京来接我出院。”
我说：“哥呀，二小的病还没养好啊！他怕传染你啊！”
哥哥说：“我不怕。写信太慢了，打电话催他回来！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
我暗想，我的老哥哥呀，你不怕，我怕啊！你精神不好，再患上肺结核，连住院都没医院收了，我可该怎么办！
再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了二小的音信。
再再后来，听说他在这儿或那儿干点儿活。
别人曾替我分析，说二小兄弟俩的话未必可信，暗示我那也许是他们兄弟俩做的一个圈套，多骗我些钱去先花着……
我不信。
我始终觉得二小他本质上是我家老邻居的一个好孩子，始终认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
即使他们真的骗了我，我也宁愿原谅他们，因为那肯定的是由于他们面临难言的困境。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二小的电话，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挣钱很少。
我问多少钱？
他说才三百多元。
我问累不累？
他说倒不累，替人看一个摊子。
我问住哪儿？
他说还能住哪儿呢？又厚着脸皮住妹妹家了呗！
他说：“二哥，我想回北京，还照顾大哥。”
我说：“二小呀，大哥适应了医院，出出入入，一反一复的，对大哥的病情不好啊！”
电话那一端，二小沉默良久后，低声问：“二哥，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这一问，也将我问得不禁沉默了片刻。
“二哥，你要不管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指望了。”二小的声音，悲悲切切。
我反问：“二小缺不缺钱？”
二小说：“二哥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钱的意思。你寄来的钱，我还有两千多元没花。”
我说：“二小听着。一名下岗工人的最高抚恤金，也不过三百多元，而且他们有子女，要供子女上学。你挣的确实少，但你毕竟已开始自食其力。这是你在社会上的起点，你应该坚持一个时期。如果你确实缺钱了，就打电话告诉二哥，但别一开口五万十万地要，那二哥给不起。二哥出一本内容全新的书，也不过才三万左右的稿费。但五千六千，二哥是舍得寄给你的。而且，依二哥算来，当可使你过上半年。市郊租一间有家具的小房，不过二百元；一个人每月四百元生活费，也算可以了。所以，我再给你寄钱，半年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就不应该再开口向我言钱。相当一段时间内，二小你一定要学会节俭地活着。你照顾大哥的一年多，二哥曾给你开的工资，你是怎么都花掉的呢？……”
那一天，我在电话里批评了二小。
最后我说：“我不愿你流落街头，但哪一天你真的陷入绝境，那也不要怕，有你二哥呢！”
二小在电话那端情绪乐观了。
他说：“二哥，这我就放心地活着了。”
后来大小来电话麻烦我，我关心地问起二小，他说二小在烧锅炉，一个月挣四五百了。
我说：“那不是很累的活吗？他是肺结核病人，怎么干得了呢？”
大小说：“现在取暖都改烧油了，不烧煤了，不累。但是责任大，要留心看仪器……”
我心遂安。
又很久没有二小的消息了。
我想，他在社会上四处乞讨似的讨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最低等的机会而已，最终恐怕还是觉得，陪伴一个老邻居家的患了三十余年精神病的大哥，依赖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提供住处和饭食，并每月给开七百元“工资”，对于他更是一种较好的活法。即使一辈子，即使我这位“二哥”曾明确告诉他，指望我给他娶个老婆成个家，是多么不现实的念头。
但我却不像他那么想。我一直很理性地认为，陪伴我的哥哥无论对于二小还是对于我的哥哥，都只能是一个时期内的事。当时二小瘦得可怜，身体状况看去比我的哥哥还差。倘我不做出那一种安排，他是活不了多久的。事实上，他当时正是处于人生的绝境。
我希望他早有人生的另外一种出路，而我的哥哥的余生由我来负责。
我觉得他总算是找到了出路。
所以当大小在电话的那一端告诉我“二小走了”，我一时不能明白大小的话，以为二小不干那份烧锅炉的活，离开哈尔滨到外地谋另一种人生去了。我竟有些生气，又说：“那活不是不累吗？不是工资也不算低吗？不是还有住处吗？他跟你商议了吗？你也同意他走了吗？……”
我接连问过之后，大小在电话那端沉默。
“你怎么不说话？”
我断定大小也是同意了的，直想在电话里冲大小发火。
不料大小想快而快不了地回答：“二……二小……死……死了……我……我们刚……刚把他……火化……”
我一时握着话筒呆住，头也突然的不晕沉了。如同被医术很高的中医师，将一枚银针深深地捻入我足以使头脑清醒的穴位。它仿佛扎在我一根极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了，而那一根神经每使我对生死之真相陷于宿命的悲观。大小的声音，听来平静，似乎在通知我一件纠缠了他很久，也使他很累很无奈而原本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之事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了百了。“野草根”们的亲情，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更加温爱更加密切，事实上好比干旱来临时非洲原野上的野生动物，各顾各成了一种不二法则。我低声问：“怎么才告诉我？”连自己都听出了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大小反问：“二哥，早两天告诉你，你能为他，回哈尔滨吗？”声音仍那么的平静。
奇怪这话，大小倒说得一点儿都不口吃了，仿佛是背了一百遍的一句台词。我，只有缄默。
大小告诉我，二小是这么死的——端着他的一大瓶茶水，下什么跳板，一失足，从高处摔下，头脑撞磕于水泥台的尖角，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头肿大得不成样子，三天后就死了。
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北京，大哥，二哥……”我心一阵酸楚。
现在，二小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
我去医院探视我的哥哥，他必问：“给二小打电话了吗？他什么时候来北京？不是让你告诉他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吗？……”我只有支吾搪塞而已。
野草根，野草根，野草根啊，人命一旦若此，那是如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既陪伴不起，也实际上安慰不了的。
有时我放眼望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之众的国家，“草根族”竟比比皆是起来。
似乎，还在一茬一茬地增多着。
而我，由于来自于他们，便从根上连着他们的根，斩不断，理还乱。优越于他们，却也只有徒自地优越于他们，并一再地辜负于他们。
我这辆“破车子”，怎载得了人世间许多困苦艰难？
也只有写下些劳什子文字，祭我和他们曾经同根的那一种破絮般的人生之缘，并安慰一下自己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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