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声请求说：“那就当你不知道我是谁，好吗？”

他点了点头，又问：“你看的是什么？”

我说：“《读者》。”

我看《读者》历来被不少知识分子耻笑，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看《读者》这么“低”层次的刊物的。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是“高”层次的刊物上，越来越看不到对另一半中国的感受了。那另一半，才是中国的大半！并且，每每因而联想到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中的诗句——“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低者飘转沉塘凹。”挂罥长林梢，虽高，不也还是茅吗？我倒宁愿入塘凹，毕竟和泥和水在一起，可以早点儿沤烂，做大地的肥料。

年轻的民工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于是我们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聊了起来。

他说这一车次是“民工车”，也可以说是西北农民工们乘的“专列”，票价极便宜。在高峰运载季节，有时超载百分之一百几十。因为它实际上已经等于是一次民工专列了，不是民工的人们，是不太愿意乘坐这一车次的……

他说这一节车厢有人吐过，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才有几排空座。说别的车厢里，没票站着的人照例很多……

忽然一阵煤灰飘飞过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低下头去，抬起头时，身上落了一层。年轻的民工身上也落了一层黑白混杂的煤灰，他却懒得抚一下，笑笑，说车上烧水的不是电炉，仍是大煤炉，显然又有乘务员在捅火了……

他说，他心情很不好——他本在新疆打工来着，同村的人给他传了个信儿，有一个省的煤矿急需采煤工，于是他匆匆前往，去晚了怕就没有缺额了。说一个多小时以前，他透过车厢望见了他的家园——西线铁路旁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

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死于矿难。几年前死一个采煤的农民工，矿主才补偿给一万多元钱。他说他没下车回家去看一看，也是因为怕见了母亲不知该怎么说。他说家里只有母亲、妹妹和爷爷，爷爷已经老得快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而妹妹，患着精神病……

我，竟寻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可以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工说，连一句安慰他的话也寻找不到……

“现在，死一个矿工，真的补偿给二十万吗？农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矿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补偿给二十万吗？……”

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他对平等的极强烈的要求，以及对二十万人民币的极强烈的渴望。

“这……我不是太清楚……也许……是的吧……可是现在，矿难发生的次数太频繁了，你最好还是不要去……非去……没有比当采煤工挣钱更多的活了吗？……”我语无伦次，反问着不是人话的话。

“还用问吗？对我们，那是肯定没有的喽！”不知何时，玩扑克的都不玩了，都在注意听我和那年轻的农民工的谈话了。

“我记得有一份报上登过赔偿的数额……”“一条农民采煤工的命是赔偿二十万的，这肯定没错！”“你怎么能那么肯定？是法律条文了吗？什么时候公布过了？”“不会二十万那么高吧？现如今车祸撞死一个农民，法院一般不是才判赔偿几万吗？”“那是车祸，和采煤不同的。目前正是国家发展需要煤的时候，所以咱们的命也就比以往值钱多了！……”“会不会一个省一个价呢？”年轻的农民工说，他和他们是一起的，都是要去同一个省的矿区的。有的是打工时认识的工友，有的是在这一次列车上认识的。他毫不客气地将别人拽了起来，自己坐在腾出的座位上了，接着又说：“但愿我们去的地方，一条命也值二十万元……”

被他拽起来的民工说：“有人倒下去，那就得有人补上去，好比冲锋陷阵，得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那样子，那语气，很是光荣，还有点儿悲壮。我听着，心里不禁联想到了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问：“你们要去的是哪个省？”他们相互望着，交换着耐人寻味的眼色，就都不说话了。分明地，他们不愿让我知道，仿佛那是一个他们共同的福音，也是一个需要他们共同保守的大秘密，一旦被旁人所知，尤其是被我这样的旁人所知，大好的机会就会遭到破坏似的。

为了取悦于他们，我说：“啊，我想起来了，有一份文件，规定了哪儿都是二十万，一律平等。”他们都很信我的话，脸上的疑虑一扫而光，就都高兴起来。这个说有文件就好，那个说平等才对。他们一高兴，对我的态度也亲近了，请我嗑瓜子，吃花生、枣子，还向我敬烟。我没吃什么，却极想吸烟，又没有烟了，便很高兴地接过了烟。一只按着打火机的手及时向我伸过来，我刚吸了一口，劣质的烟呛得我几乎咳嗽……

后来玩扑克的人接着玩扑克，那眼神忧郁的年轻的农民工也不再开口了，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他的心事。没人理睬我了，我低下头仍看我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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