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六六年“文革”发生，父亲之后两年没再探过家。一九六八年我下乡了，从此与父亲南北分离，天各一方。算来，十余年没见过父亲了。
我又见到了父亲，他已是完全秃顶，蓄着半尺长的白须的老头了。
那年二十九岁的我，不太觉得自己与十年前有什么区别，但父亲变化着实令我暗自神伤，感慨多多。父亲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彻底地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然而他总是三言两语地应付我，一次也没聊成。
一日，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写的是关于父亲系“日本特务”之嫌疑罪名，实属诬陷，彻底平反。而关于父亲在“文革”中的错误言行，经复查一一属实，维持原处分。
我大愕，问父亲“日本特务”之嫌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那是因为自己当时说几句日本话跟工友开玩笑惹出的祸，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会说几句日语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
又问“文革”中的错误言行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停产闹革命”时，他想不通，确实说过一些话，如“普通的工人阶级文化程度都很低，‘文化大革命’跟咱们没多大关系”。“工人都不做工了，农民都不种地了，这么闹下去，天下大乱还只是乱了敌人吗？”
再问：“后来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了，那时怎么没为你平反呢？”
父亲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当年还先动手打了批斗他的人，一拳将对方打得口鼻出血，这当然激怒了对方，围殴他。他也被激怒了，抡起了铁锨，差点儿劈死了一个人……
这太符合父亲的性格了。不问我也想象得到，父亲肯定因而大吃苦头。
我说：“爸，你别管了。你的事，我管定了。”
我当即复信，在信中写了几多“你们他妈的”、“混蛋王八蛋”之类，总之是骂了个淋漓痛快。信末，限对方在我要求的时间内给我以答复，否则我将亲往四川，找他们当面算账。
如今想来，我还是认为，那是我生平写过的最好的信之一。
当年，那也太符合我的性格了！
为了等到回信，我推迟了回北京的日子。在我要求的时间内，家里收到了回信，是一封措辞极为客气、恳切、委婉地承认他们思想认识有局限性的信。结论嘛，自然是按我要求的那样，一概平反，赔礼道歉。
我将那封信读给父亲听时，他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床上，眼角不停地流下老泪来。
自那以后，父亲“幽闭”般的沉默寡言终于不再，颇愿与我这唯一上过大学的儿子交谈了。有时，甚而是主动的。
于是，我也就了解了他的某些屈辱经历——不是解放以前的，而是解放以后的，并且如果我不讲，弟弟妹妹们是不知道的，连母亲也知之不详。毕竟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一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优秀建筑工人，故有人暗中保护过他。他被独自派遣到一座山上看仓库，以示惩罚，一年见不到几次人，连猫狗也不许养。倘允许，父亲当年是宁愿与一只小猫或小狗分吃自己那一份口粮的，但绝不允许。父亲也从没有过“半导体”，即或有，在大山里也收听不到什么广播，而且那是更不允许的。也没有任何读物，非说有，便是家信了。家信辗转到他手中，比以往晚一两个月的时间——得由上山拉建材的人带给他，还得那人愿意。
那些年里，父亲自制织针，偷偷下过几次山，向村里的妇女们请教，以极大的耐心学会了织衣物。他寄给我们的线背心、手套、袜子、围巾，便是那几年里的成果。他收集建筑工人们丢弃的破劳保手套，洗净，拆之，于是便有了线。父亲的织技发挥到最高水平，也只不过能织成一件背心。
“文革”结束后，他仍留在山上，反而不愿下山了。到了退休年龄，他还独自留在山上。那时他已有伴了——一只被他发现，由小养到大的狍子。
六十二岁他不得不离开那座山之前，将狍子带往深山放跑了。他说，如果不那么做，狍子肯定会被上山的工人们吃掉的。
他还说，即使在看仓库的那些年，他也完全对得起国家发的那六十二元工资。因为他不只看仓库，还在山坡开出了几大片地，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每隔几个月，山下的工地食堂便会派人派车上山拉走，多时一次能拉走两卡车。
“我好后悔。起初我是瓦工，瓦工最高是七级。我到四川之前就是四级瓦工了，可是偏让我当水泥工班长。水泥工最高才六级。退休前终于给我涨了一次工资，也不过是五级水泥工。同级的水泥工与瓦工相比，每级少几元钱呢。熬到五级，少十几元钱呢！……”
这是我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唯一的抱怨话。
他一向说“他们对不起我”，从不说“国家对不起我”。
他是一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四十六元，我记不太清了，总之是四十几元而已。
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偶生病也就是吃几片药“扛过去”罢了。即使患了癌症，也没住过一天院。何况一检查出来便是晚期，住院也是白住。
我服从他的意愿，使他得以“走”在家中。在一个中午，我与他并躺床上，握他一只手，他就那么静静地走了。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我曾问他：“爸，你是工人的年代，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几种国家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片刻，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我觉得父亲也算是幸运的，退休早，避过了后来千千万万工人的“下岗”。
而如今退休工人普遍一千七八百、两千多元退休金的待遇，父亲却没赶上。这对于他，又不能不说是终生憾事。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与当年四十几元的退休金比起来，委实是父亲那辈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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