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山却没名。山也罢，水也罢，其名都是人起的，或由传说得来的。关于这山，并无什么传说。而从前的村人，皆没文化，偏又认为给一座山起名当然最该是有文化的人或当官的人才有资格的事，所以一直等着他们来给起个好名。左等也不见位有文化的人来，右等也不见位当官的人来，便一直没名。没名村人们也不觉得多么遗憾，渐渐地也就习惯于家住一座无名的山下了。他们自己都将这山叫作“咱们那山”。互相发誓，每说“咱们那山做证”，或“让咱们那山掉下块石头砸死我！”

斯时已是黄昏，夕阳血红，斜悬巨壁上方，铜色的淌水不止的壁体，经夕阳的余晖映照，仿佛也透出红色了……

被议论的死者，村人们称他行阿公，前天死在自己低矮潮湿的破木板房里。伏在桌上死的，地上碎着酒瓶。县里的法医说，是由于饮酒过量，脑血管突然破裂。有了法医的这一结论，村长动员几个人，当天匆匆将他埋了。他是一辈子没结过婚的人，无儿无女无亲无戚，连个为他戴孝的人也没有。

五十三年前，一位地质专家从省城被发配到这个村来接受改造，跟着个相依为命的丑少年。押送者交代村党支部——那专家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物，对国家还是有用的，改造对他是短时期的，万不可随便把他给折腾死了。而那少年并非他的亲子，只不过是他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收养的一个孤儿……

专家姓“子车”，他叫那少年“行”。村人们从没听说过那么古怪的姓名，都叫专家“车先生”，叫少年“小车”。村人们确实没折腾“车先生”，对“小车”也挺有人性的。义父子二人和村人们一样出工，享受一样的记分对待。当年少男少女参加集体劳动是很普遍的事，但只能记半分，大人们都叫他们“半拉子”。

那时，山顶生长着二三百株大树，不少是活了几百近千年的古树。第二年，县里来了一大队人马，要将山顶的树一股脑伐倒。有位炼钢方面的专家也登上了山顶，据他说，用那些古树破成的木柴方能烧成一等的炭，而用一等的炭方能炼出上等的钢。“车先生”自然也跟到了山上，他不但自己拒伐，竟还敢阻止别人。他说山体是“泥抱石”构成的，巨壁不塌，全靠二三百株古树的根深扎地下，在“泥抱石”之间又形成了“根抱石”……

炼钢方面的专家呵斥他——什么“泥抱石”“根抱石”的，我看你是白接受改造了！

于是两个在山上辩论起来。

炼钢方面的专家恼羞成怒，扇了“车先生”一耳光，命几个人将他拖下了山顶……

只几天工夫，山顶被伐秃了。

又几天工夫，大树全被运走了。

而“车先生”短时期的思想改造，变成遥遥无期的事了。分明，他被当初发配他的人彻底抛弃了。村人们也不称他“车先生”了，而叫他“老车”了……

“小车”当年问“老车”：“父亲，你为什么非阻止呢？”

“老车”叹道：“良心使我那么做，我拿自己有什么办法啊！”

1975年，“老车”病故。

弥留之际，他对义子说：“这村里的人从没难为过咱们父子，应报答。如果你以后有可能，替这个村的人将山顶植上树吧！……”

至80年代，每有县里省里的人到此地开现场会，批“左”。每一拨人都必向“子车先生”的坟敬献花圈。村人们也直到那时才明白，“子车”的确是一个姓。“车先生”也罢，“老车”“小车”也罢，都是不正确的叫法。于是，“小车”渐渐被村人们改口叫作“老行”了。因为他们对他的姓仍觉别扭，也因为他长得老。

两年后，批“左”之风过去了。

到90年代后期，“老行”承包了那座山，开始终日在山上植树。他是靠贷款从外地买来树苗的。那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了，靠干石匠活挣的钱还贷。

村人们不解：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变成了树苗，树苗什么时候又能再变成钱呢？那时候究竟能不能值更多的钱谁估计得到呢？不知他怎么算的账！……

三四年后，满山顶又有小树成林了，一棵棵生机勃勃地长在老树根和老树根的间隙。镇里将他树立为植树造林的模范了，县里的领导每陪同市里的省里的领导来视察，哪一次都与他合影。

村人们恍然大悟：想不到“老行”是用钱来买名！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而且还长得那么丑，非图虚名干啥呢！他难免地遭到过讥讽和嘲笑，倒也不生气，还不解释，一如既往，干几个月石匠活，再侍弄几个月的树，之后又干几个月石匠活……

新世纪初的几年，全县大搞旅游开发，满山顶才长到碗口粗的树又统统被砍光了。“老行”差点儿跟砍树的人们拼命，县里就派公安来对付他。公安的干部这么劝他：树虽是你栽的，但山可是国家的！你损失了多少钱，政府补给你就是了嘛。你要是非干扰政府的大政方针，那我们就只得把你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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