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想强调——这一部影片，并不仅仅使我联想到十五六年前的那一场讨论，还使我联想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即使没有这一部影片的公映，我也还是打算写出些文字发表的。只不过这部影片的公映，使我打算以后写的文章提前了。

我联想到了如下“中国印记”的往事种种：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唯一正确的社会原则。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青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高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我是哈尔滨人。哈尔滨这座城市，当年也有养鸡的人家养猪的人家。故我小时候，常听到孩子们间这样的呼应声：

“杀鸡啦，快去看呀！”

“杀猪啦，快去看呀！”

围观如看戏，饶有兴味。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的是：

“杀人啦，快去看呀！”

“文革”前，少年们虐杀小猫小狗之事，我至少见过三四次。无“戏”可看，他们便自“导”自娱。他们后来成为“红卫兵”，其“革命”行径也就可想而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关部门曾组织各界知识分子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我有幸应邀参加。记得在会上，我提出建议——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后边，是否可考虑加上亦进行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

后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加上了。只不过概念限定为“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我极感动，亦大欣慰。

大约是1990年或1991年，我受某大学之邀“讲座”——谈到发生在深圳的一件事——几十名打工妹，被活活烧死在一玩具厂。上了锁的铁门，阻断了她们逃生的唯一出口。讲述之际，不免动容。

而我当时收到的一张条子上写的是——“中国人口太多了，烧死几十个和计划生育的意义是一致的，你何必显出大发慈悲的样子？！”

这是冰冷的理念的又一实例。

我针对这个条子，不禁言语呕呕。

结束——学生会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干部拦了一辆“面的”送我回家。

途中，那名女学生干部说：“改革开放总要付出点儿代价。农村妹嘛，她们要挣钱，就得变成打工妹。既变成了打工妹，那就得无怨无悔地承受一切命运。没必要太同情那些因企图摆脱贫穷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人们。她们不付出代价，难道还要由别人替她们付出吗？”

文质彬彬的模样，温言款语的口吻——使人没法儿发脾气。甚至也不想与之讨论。但我当时的感受确实是——“如酷暑之际中寒”。

我说：“司机同志请停车，我不要他们再陪送我了。”

待我下车后，我听三十多岁的司机对他们吼：“你们也给我滚下去，小王八蛋！还有点儿人味吗？”

如此这般的实例，我“遭遇”得太多太多，只不过由于篇幅的考虑，不能一一道来。我想，是否便是人救人“值不值得”之讨论的思想前延与后续呢？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救人的问题。

有朋友似乎担心，否定了他们不救的行为选择，等于在呼唤多一些人性的同时，剥夺了他们的人性的自由，异化了他们对人性更高层次的理解。于是，似乎呼唤多一些人性，动机倒变得可疑和有害了。那害处据说是——有强迫人们变成为“道德工具”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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