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那种永远也不会巴结领导不会奉迎领导的人,同时是永远也不至于和领导发生冲突的人。他从不在背后议论领导的短长。但不管别人议论到什么程度,他都绝不会因了任何卑劣的目的去汇报。哪怕被郑重提审,我想他都不会出卖别人的。他也从不背后议论任何人的短长,所以他也未遭别人议论过。大家偶尔背后“讲究”他,那也纯粹是对他进行毫无恶意的调侃。但这种调侃绝不会太过分。对他,似乎谁都恪守着一种原则——勿使调侃变为冒犯。似乎不论谁都认为,冒犯他是绝不应该的,甚至是罪过的。尽管谁都明白,其实对他调侃过分了,他也断不至于生气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脾气。事实上他性格很倔、很耿直。有时领导也常被他顶撞得翻白眼儿,那当然往往是领导糊里八涂而又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可能是唯一使领导当众下不来台,而又不至于往心里去,不至于耿耿于怀地记恨他的知青。他天生胸无城府,里外几近透明,单纯得像个大儿童。而又一向地我行我素,无遮无掩地活在他那种不防人也不被人防的大儿童的境界里。
记不清怎么一来,我俩就友好了。那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友好。他也只能对人这么一种友好法儿。我觉出他内心里挺敬我的,而我极欣赏他的为人处世。因我和许多人身上都有的,甚至是普通的中国人身上都有的坏毛病,他身上竟没有。
他是电锯手。我是抬木班的“二杠”,平时不在一起干活。没有大木须“归楞”时,我常被派去做锯台出料工。我觉得那是比抬大木还累的活儿,也是全木材厂人人发怵的活儿。电锯一响,出料工的肩就成了输送带,负重上跳板下跳板,休想有机会喘口长气儿。
他往往会因有意照顾我而拉闸停锯。倘连里的干部走来,问为什么停锯,他就说:“锯太热了,凉凉。”或者干脆瞪起眼来一句:“怎么啦?歇一会儿不行啊?”那时连里的干部倒往往显得没脾气了,讪讪地转一圈儿,就会识趣儿地走开……我上大学,因报到日期迫近,托运的包装箱,是他在班上替我做的。连里的干部发现了,问:“这不是公家的木板吗?”他说:“不用公家的,用你家的呀!”干部说:“那也不能上班时间做呀!”他不吭声,接着做。
干部嘟哝几句什么,也就不认真干涉了。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连刘鸿飞这样的知青都容忍不了,那么恐怕也就没有不背后议论他们的知青了。
在我大学生活最受极左氛围困扰的日子里,鸿飞回上海探家。他到复旦看我,见我心情不好,关切地询问我原因。我据实相告,他便提议我应离开复旦一段日子,躲到某地去净净心。我说无处可去。他想了想,便约好一个日子,说要带我到乡下小住。结果他将我带到了朱家桥附近某村。那是他姨家。老阿婆孤身一人过寂寞的生活。每天尽量为我俩做顺口的吃。由鸿飞的姨,我对南方乡下的一些老阿婆们,至今保持着极愿亲之近之的情感。由鸿飞的老父老母,我对上海底层公众中的老人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敬意。
我在大学期间仅探过一次家,就是唐山地震那一年夏。鸿飞预先为我买好了五十斤精面。上海当年也控制,他大约要买数次,才能凑足五十斤。
而我连提都没提过想往家带精面一事……
我毕业分至北京后,与鸿飞多年不见。最初给他写过几封信。他没回信。他最不愿做的事之一便是写信。但我知他心里在始终思念着我,我对他也是。
1993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我立刻弃笔向他奔去,问他站那儿看望我多久了。
他浅浅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没多久,才一个多小时。”
……
今年我到上海签名售书——猛一抬头,无意间又望见了他那大个子,在买书的人们后面,那么一往情深地望着我。左边是他的妻子,右边是他的女儿。分明的,妻子女儿又陪他站在那儿默默地望我许久了……
而我当天下午便要离开上海。
中午我没去和上海作协的朋友们相聚。我的态度坚定得不容商量。我想上海作协的朋友们,是会原谅我的缺席的吧?
我带鸿飞一家回到了我住的宾馆。我们从容不迫地消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说:“我埋单啊!”
他浅浅地一笑,十分理解我,不与我争。我叫他的女儿为“女儿”,看着“女儿”胃口好,我心情也好得没比。我问他的工作顺心不顺心,问他的收入,问他妻子的收入,问“女儿”的学习,问现在的居住情况。他对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一一实告。他明白我要获得一份儿放心。
我曾对他的处境很不放心过。他的单位在郊区,市里的老父老母还需照顾,而且仅住九平方米一间的小屋,工厂经济效益也不好……我曾向上海寄过几封信,希望能经由我的帮助,使他的处境稍微改善——尽管他从未向我流露过这样的愿望。几年来,我内心里一直因帮助不了他而深怀不安。所幸此次见面,他给了我一个放心。他学会了开车,停薪留职,在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当司机。他照例像上次见我一样,郑重其事地,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些话:“你写东西一定要谨慎。你的一些文章我也看过,太尖锐了。不好。”“干你们这一行的,一不谨慎就会跌跟头的。小跟头可能难免,但千万把握住自己,别跌大跟头。”
“你这个作家的名声还不错,我常替你高兴。人没名,不必强求个名。已经有名了,就应该爱护自己的名声。这也是尊重你的那些读者,是不?”
“咱们都快老了,做人更得成熟了。这种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跌不起大跟头了……”
像一位憨厚长兄,而且是从不曾离开过乡村的长兄,在对自己“混出了人样儿”的,又总难令自己完全放心的胞弟进行“谆谆教导”。仿佛不耳提面命地经常教导着,胞弟则有可能一失足被拉入什么黑帮似的……
自从我老父亲去世后,再没人以那么一种口吻跟我说话。我深为感动,诺诺连声。因为我也得回报他一个放心啊!可感动之余,内心又暗觉好笑。鸿飞这家伙他似乎忘了我俩谁年龄大些谁为兄谁为弟了!他从不与我谈文学。他谈不来文学。他无暇读什么小说,几年读一回,那八成因为是我写的。而且,八成因为他听到了有人说好,或者有人说不好。
他也从不拿我当什么作家看。仿佛在我们之间,岁月是停滞的,他仍是当年的电锯手,我仍是当年的出料工。我和他,只不过是两个情投意合的知青的关系而已。
情投意合?其实我和他之间的性格反差太大了。我们之间连共同的话题都不多。我常困惑于我们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总想厘清个因由。也总满足于我们之间那一种友谊的真挚,和它实实在在的存在。“数重云外树,不隔眼中人。”有一类友谊,不问为什么,岂非更好?
最后,我想对鸿飞的老板说——聘司机,能聘到鸿飞这样的人,最称心不过了。他乃是寻常中国人中,品性极可赞的一个。他乃是寻常上海人中,品性极笃诚厚道的一个。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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