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号码和通行证。

所有的房子都呈正方块形，

住宅街道都方方正正，

人们都置身于立方体的房间中，

每个物体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运动中的使命……

这是著名的《我们》一诗的作者基里洛夫的又一首诗：《铁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为扎米亚京塑造了《我们》中基本的形象体系、活动方式和生活场景，区别仅仅在于，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扎米亚京看到的却是丑与恶，是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险的前景。

三、《我们》的主题和艺术成就。

正如《我们》中的主人公Д-503所说的，“要想鉴别思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只需给它滴上一滴强酸就行”。这就是把事物引导到极限。《我们》中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就在于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逻辑推向终点，从而对俄国社会革命家、俄国思想家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部日记体的悲剧小说描写的是经过“二百年大战”而建立起的“大一统国”。它几乎复写着前面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种种背景：围着绿色的高墙，头上是消过毒的天空，一切建筑都是玻璃铸成的。这里没有个人的隐私，没有个人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为了使每一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在这里，舞蹈的美是因为它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而“诗歌就是为国家服务，就是实用”。千百万“号民”按照《作息条规》、《诚实号民义务条例》，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甚至性生活也服从统一的安排。总之，个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吨”面前那样无足轻重和必须服从。

而这种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是需要暴力，需要威严的造福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的，需要他那无所不在的手——护卫局无所不在的监护和造福主的“钟形瓦斯罩”——极刑机器的惩治，当然，还有已经深入每个号民心中的护卫们的自我审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会止息。女主人公i-330一伙筹划把准备去“解放”其他星球上处于“野蛮的自由状态”的生物的“一体号”飞船劫持到“绿色长城”之外（象征自由和自然）。日记的主人公，受着思索、失眠折磨的Д-503被确诊患病——“长出了心灵”，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笑的东西了”，他自愿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敌人”，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

小说中的造福主对幸福和暴力做了辩证的诡辩：人类一直想有人一劳永逸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圈进这一幸福之中。而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辩解。在这里，扎米亚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来俄罗斯思想家始终思索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关于“天堂”抵不上“一个小孩的眼泪”的辩争，关于能否以对未来的允诺剥夺人们的真实权利的辩争，还有能否接受放弃个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筑造一个幸福的蚂蚁窝的思考。

女主人公i-330以个性自由反抗极权主义的形象，表现了扎米亚京的思想。她不承认最后的革命，不同意有“终止了的”宇宙，她反对这种“精神上的熵”。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坚韧沉默地望着造福主和木然傍坐的Д-503——自己的恋人和出卖者。她知道“绿色长城”正被打破，人与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消除，墙外的反叛仍在继续，人性中向往自由、爱情的“我”总是要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如Д-503这样诚实的“号民”也会不由得“长出了心灵”来。教条的、划一的、极权主义的东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们》（1921）已经阐明了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发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险信号”。

同时，《我们》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独特新颖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它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真，也不是象征主义地完全超越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既超越而又贴近这个世界，多维地、动态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深层问题。于是，现实与幻想结合的画面，夸张、荒诞和隐喻的运用，就成为思考这个世界的必要手段。小说富有象征主义绘画般浓烈的感觉色彩。透过Д-503的心灵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满鲜明而意味深长的视觉性和感觉性。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i-330那火红的嘴唇，号民们蓝色的制服，出入于护卫局的身形如s的家伙……通过这些形象，作者打通了和读者灵犀相通的感觉通道。而扎米亚京独特的语言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确不愧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语言的卓越大师”的称誉。

四、《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认，《我们》的作者当年对苏维埃国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开禁是得到当年苏联“变革者”的支持的。他们也的确要用《我们》这锅老汤来煮自己的肉。

然而，应该指出，《我们》所抨击的，绝不是《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那个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共产主义，不是那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人们如果在《我们》中照见现实中某些相似的东西，从而认为它对现实的颠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应该说，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从小说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来说，它本应该成为促进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因素。正如扎米亚京当年说过的：“俄国现在没有敌视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别守护，要躲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穿堂风的肺痨小姐。”这部小说创作于苏联建国之初（1921）而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前（1988），这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从世界文学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个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的压抑这个世纪性的主题，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和另两部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反乌托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艺术上显现出坚韧的积极情调，表现出扎米亚京对“革命的辩证法”、对世界永远向前的坚定信念。

1932年3月扎米亚京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说：“人们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公鸡的波斯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于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自己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这种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

而在世界的一脚已迈进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个性呼唤着伸张的今天，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人和自然相敌对的现实，人性可怕的异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之后，再拉响《我们》曾试图发出的预见性的危险信号不会是亡羊补牢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为这部写于20世纪前叶而前瞻着整个世纪和更远未来的小说感到骄傲。它以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先锋性在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文中《我们》的若干引文根据本书进行了统一。——编者）

《世优》（沃罗涅什）1989年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