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多了。每天，他都在变胖、变强壮，如果“每天”这个词说起来合适的话。

白色的灯光和嗡嗡的声音和之前的一样，但牢房却比他待过的要舒服一点儿。木板床上铺了床垫，放了枕头，床的边上还有凳子可以坐一坐。他们给他洗了澡，允许他不时便在锡质的盆子里冲洗一下。他们甚至给他温水供他梳洗，还给了他一套崭新的内衣和一身干净的工作服。他们在他静脉曲张引起的伤口上涂上镇痛药膏，拔掉了他剩下的牙齿，给他换上了假牙。

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过去了。只要他想，现在他可以算一算到底过去了多长时间，因为他们是定时送饭。据他推测，每二十四小时吃三顿饭，有时他不大清楚他到底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吃的饭。食物好得让人吃惊，每三顿中便有一顿是有肉的。一次，他甚至还得到了一包香烟。虽然他没有火柴，但给他送饭的那个总也不说话的看守却为他点了火。他尝试着抽了第一口烟，觉得很恶心，但他最终坚持了下来。这盒烟抽了很久，他总会在饭后抽上半根。

他们交给他一块白色的板子，板子的一角系着一根铅笔。一开始，他没管它。就算在清醒时，他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经常吃完一顿饭就躺下来，毫无活力地等着下一顿饭，有时睡着了，有时虽醒着却神情恍惚地在幻想，连眼皮都不愿意睁，他早就习惯睡觉时有强光打在脸上，这除了会让一个人的梦境更加清楚外，和关灯睡觉没什么不同。这段时间，他的梦很多，还总是让人快乐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坐在一个巨大的沐浴着阳光的废墟中，和母亲、朱莉亚及奥布兰在一起——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晒太阳，讲着寻常的话。在清醒时，他所想的也大多是他的梦。疼痛的刺激消失了，他看起来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不是厌倦，他只是不想说话，不想分心。他独自一人待着，不被殴打也不被审问，吃的东西够多，哪里都够干净，这真令人心满意足。

渐渐的，他花在睡觉上的时间少了，但他仍不愿意从床上起来。他想安安静静地躺着，好好感受身体里力量的蓄积。他喜欢用手摸摸这里，弄弄那里，以确定这不是幻觉，他的肌肉圆滚滚地增长着，皮肤也变得紧致。最后毫无疑问，他正在长胖。现在，他的大腿着实要比膝盖粗了。在这之后，他开始定期运动，起初有些勉强，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走上三公里，这是用步测牢房得出的数据。他弯曲的肩膀正在挺直，他尝试着做复杂一些的体操，但他既惊讶又不好意思地发现，有些动作他做不到。他跑不起来，举不起板凳，只要单脚站立就会摔倒。他脚后跟着力，蹲下身去，谁想大腿和小腿都疼得让人忍耐不得，迫使他不得不再站起身来。他俯卧在地上，想用手臂撑起身体，结果连一毫米都撑不起来，无可奈何。不过，仅仅过了几天——或者说几顿饭的工夫——他就做成功了，有一回，他一下子就做了六次。他开始切切实实地为自己的身体自豪，有时他相信他的脸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只有当他把手放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时，他才会想起那张从镜子里向他张望的布满皱纹又伤痕累累的脸。

他的意识活跃多了。他在木板床上坐着，背靠着墙，把那块板子放到了膝盖上，然后着手工作，认真地将重新教育自己作为任务目标。他同意，他投降了。事实上，正如他现在看到的那样，在做出投降的决定以前他很早就准备投降了。从他踏入仁爱部的那一刻开始，是的，甚至从他和朱莉亚无助地站在一起听电屏里那冷酷的声音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的那几分钟开始，他就已经明白，妄图凭一己之力与党的权力作对是多么肤浅、多么轻率。他现在知道了，七年以来思想警察观察他就像观察放大镜下的小甲虫。他的每一个肢体动作，每一句说出声的话，都被他们关注，没有他们推测不出来的想法。就连他夹在日记本中的那粒白色的灰尘也被他们仔仔细细地放回原位。他们给他放了录音，给他看了照片，其中一些照片中他和朱莉亚待在一起。是的，就算是……他再也不能和党对抗了。此外，党是正确的。一定是这样。作为一个永生不死的集体的大脑，它又怎么会出错呢？而你又要用什么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它是否正确呢？神志健全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仅仅意味着学会按他们的想法思考问题。只不过……

手中的那支铅笔又粗又不好用，他开始将他的想法写下来，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下：

自由即奴役

紧接着他又在下面写道：

二加二等于五

但在这之后，他停了片刻。他的大脑似乎有意回避一些事情，好像无法集中精力。他知道接下来要写些什么，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当他想起来时，他发现那仅仅是他有意识地推理出来的，而非自然萌发的。他这样写道：

权力即上帝

他接受了一切。过去可以被篡改，过去从未被篡改。大洋国正在和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和东亚国打仗。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犯了那些指控给他们的罪行。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能够推翻他们罪行的照片。它从来就没存在过，是他凭空捏造。他还记得他曾经记得一些和这相反的事，但那些记忆是虚假的，是自欺欺人的产物。所有这些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只要一投降，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就好像逆着水流游泳，尽管你很努力地挣扎，你还是会被水流卷着一路后退。然而，突然你决定转过身来顺流而行。改变的只有你自己的态度，其他的什么都没变。不管怎样，已经注定的事总是会发生的。他几乎不明白，曾经的他为什么要反抗。所有事都很容易，除了投降！

任何事情都可能是真的。所谓的自然规律无非是胡说八道，重力定律也是胡扯。奥布兰说过：“只要我想，我就能像肥皂泡那样从地板上飘起来。”温斯顿想明白了：“如果他认为他从地板上飘了起来，而我同时也认为我看到他这样做了，那这件事就发生了。”突然，好像残骸浮出水面那样，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它不是真的发生了，它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幻觉。”他立即将这个想法压了下去，它明显是荒谬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一个游离于个人之外的上演着“真实”事件的“真实”世界。但是，这样的世界又怎么可能存在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不都是通过我们的大脑得来的吗？所有事情都发生在意识里。无论是什么，只要发生在了头脑里，就真的发生了。

处理掉这个谬论一点儿都不困难，对他，也不存在向谬论屈服的危险。但他仍然认为，他永远不该想起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危险思想出现了，人的意识就应该本能地开辟出一块盲点。用新话说，这叫“停止犯罪”。

他开始就停止犯罪进行练习。他向自己提出一个题目——“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重”——然后训练自己不去看也不去了解与之矛盾的观点。这可不容易。这需要非常大的推理能力和即时反应的能力。诸如“二加二等于五”这样的话都超出了他的理解水平。它同样需要大脑做一种运动，在某一时间要用逻辑处理最微妙的事件，但接下来又要忽略掉最明显的逻辑错误。愚蠢和理智一样必需，且一样难以掌握。

与此同时，他大脑中的一个部分仍在想要过多久他们才会枪毙他。奥布兰说过：“一切都取决于你。”但他知道他不能故意让这一天提早降临。可能在十分钟后，也可能在十年之后。他们可能一整年一整年地将他单独关押，可能把他送到劳动营去，还可能先释放他一段时间，他们有时会这么做。很有可能，他们会在枪毙他之前，将逮捕他、拷问他的这场戏完完整整重演一遍。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死期无法预料。传统——未曾明说的传统是，尽管你从没有听说过，但你还是知道——他们会在你身后开枪，就在你沿着走廊从一间牢房走向另一间牢房时，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射向你的后脑，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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