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姆一定会消失的，温斯顿想，他有点难过。虽然他知道赛姆看不起自己，不喜欢自己，且只要他认为有理，他就会揭发温斯顿是思想犯。赛姆身上隐约有些问题。他不够谨慎，也不够超脱，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真诚而热烈地坚信英社原则、敬仰老大哥、憎恶异端，这都是普通党员做不到的。但他却不是能让人放心依靠的人，他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他读的书太多了，总是跑到艺术家聚集的栗树咖啡馆去。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人们去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却很危险。一些被清洗的党的领导者之前也很喜欢到那里去，传说很多年前高德斯坦因也去过那里。赛姆的结局不难揣测。但一旦他发现了温斯顿那些秘密的念头，哪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报告。当然别人也会这样，但赛姆尤其如此。仅有一腔热忱是不够的，正统思想就是无意识。

赛姆抬起头，说：“帕森斯来了。”

他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味：“他是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穿过大厅走了过来。他有些胖，身高中等，头发浅黄，有一张神似青蛙的脸。他不过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堆着一团团脂肪，但他的动作却像小孩子一样敏捷，他看上去就好像发育得过猛的小男孩。他虽然穿着一般的制服，却仍让人觉得套在他身上的是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每每想起他，眼前总会浮现出胖胖的膝盖和从卷起的袖管中露出的短粗手臂。事实上，帕森斯确实如此，只要是参加集体远足或其他什么体育运动，他就会穿上短裤。他兴高采烈地向温斯顿和赛姆打招呼：“你好！你好！”在他们的桌子旁坐下，一股浓烈的汗臭味立即弥漫开来。他粉红色的面庞上挂着汗珠，他出汗的能力令人震惊。在集体活动中心，只要看到湿乎乎的乒乓球拍，就知道他刚刚打完球。

赛姆拿出一张写有单词的纸，埋头研究。

“你看他吃饭时还在工作，”帕森斯推了推温斯顿，说，“真积极，哎？老伙计，你在看什么？这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老伙计，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找你，你忘记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一边问一边掏钱。人们必须将工资的四分之一拿出来捐款，款项多得记不清。

“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每家都要捐。我是咱们那区的会计。我们可要好好表现，我和你说，如果胜利大厦亮出的旗帜不是那条街上最多的，可别怨我。你说过你要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交给他。帕森斯用文盲才有的那种整齐的字体记在本子上。

“另外，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小叫花子昨天拿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我告诉他，如果他再这么做，我就把弹弓没收。”

“我想可能他没看到绞刑，不高兴了。”温斯顿说。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他的想法是好的，不是吗？他们俩都很淘气，但他们都很积极。他们成天想的不是侦察队就是打仗。你知道上个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在伯克汉姆斯德远足时做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偷偷离开队伍去跟踪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直到阿默夏姆，她们把那人交给了巡逻队。”

“为什么？”温斯顿多少有些惊讶，帕森斯继续得意地说：

“我的孩子认定他是敌人的特务，举个例子，他有可能是空降下来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老伙计，你知道是什么让她怀疑他的吗？她发现他的鞋子很奇怪，她从没看到有人穿这样的鞋子。因此，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多聪明，是不是？”

“后来呢？那人怎样了？”温斯顿问。

“这我就说不出了。不过，我不觉得惊讶，要是——”帕森斯做了一个用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模仿着射击的咔嚓声。

“好。”赛姆敷衍地说，仍埋头看他的小纸条。

“我们不能给他们制造机会。”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现在还在打仗。”帕森斯说。这时，他们头顶上的电屏响起一阵号声，就好像要证明帕森斯的观点似的。但这次不是宣布打了胜仗，而是颁布一个公告。

“同志们！”电屏里传来一个年轻人激昂振奋的声音。“注意，同志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取得了生产大胜利！截止到现在，各类消费品的生产数字表明，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二十多个百分点。今天上午，大洋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涌上街头，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缔造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部分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出现了很多次，最近，富部很喜欢使用这个词。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号声吸引走。他呆呆地听着，一本正经又目光空洞，由于似懂非懂，他露出厌倦的神情。他不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但他知道它们令人满意。他拿出肮脏的烟斗，烟斗里已经装上了黑黑的烟草。每星期只能得到一百克烟草，很少能将烟斗装满。温斯顿抽的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将香烟横着拿在手里。现在他只剩下四根烟，要买新的必须等到明天。他闭上眼睛，不再理会身旁的噪声，专心聆听电屏里的声音。有人为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供应量提高到每星期二十克举行了游行。温斯顿心想，昨天才刚刚宣布要将供应量减少到每周二十克，不过二十四小时，他们怎么就完全接受了呢？没错，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帕森斯就很容易地接受了。他就像牲畜一样愚蠢，隔壁桌上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也接受了，还情绪狂热，怒气腾腾地要求将那些提到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揭发出来、逮捕起来、蒸发消灭。赛姆也接受了，他要复杂一些，运用了双重思想。这么说就只有他一人还记得这件事吗？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数字从电屏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和去年相比，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食物、服装、房屋、家具、饭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每一年，每一分钟，每个人，每件事，都在飞速发展。温斯顿拿起勺子，像赛姆那样蘸着桌子上那摊菜画了起来。他画了一条线，画出一幅图。他愤愤地寻思着他的物质生活。难道会一直这样下去吗？食物永远是这个味道？他放眼望去，低低矮矮的食堂里挤满了人，人们频繁地蹭着墙壁，把墙蹭成了黑色。破烂的铁制的桌椅排得紧紧密密，以至于人一坐下来，就会碰到别人的手肘。勺柄是弯的，铁盘变了形，马克杯粗糙不堪。每样东西都沾满油污，每一道缝隙都积满灰尘。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充斥了整个空间。你有权拥有的东西被骗走了，你的肚子，你的皮肤，都在做着无声的抗议。的确，在他的记忆里，任何东西都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何时，食物从未充足过，衣物总有破洞，家具总是破旧，房间里的暖气总也供应不足，地铁一直拥挤，房子从来歪歪斜斜；面包是黑色的，茶叶是稀少的，咖啡是低劣的，香烟是匮乏的——除了人造杜松子酒，没有哪样东西又丰沛又便宜。而随着你上了年纪，情况会越来越糟。但如果因为生活在肮脏贫乏的环境里会让你不快，如果你厌恶这冗长的冬天、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厌恶这冰冷的自来水、糙劣的肥皂、漏烟丝的香烟以及那难以下咽的食物。那不是说明，这样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吗？若非如此，如果你没有关于旧时代的记忆，如果你不知道从前并非如此，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些是难以忍受的？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几乎所有人都面目丑陋，那些没穿蓝色的工作服的也没好看到哪儿去。食堂的另一端，有个身材矮小、神似甲虫的人，一双鼠目东张西望，充满猜疑，他独自一人坐在一旁喝咖啡。温斯顿想，若没有四下观察，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大部分小伙子都高大魁梧，大部分姑娘都胸脯丰满，大部分人都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都有被太阳晒出来的健康肤色，都生机勃勃，无忧无虑——这正是党塑造的完美体格。但实际上，一号空降场的大多数人都瘦小干黑，病病恹恹。此外，部里到处都是甲虫一般的人。他们过早发胖，四肢粗短，终日忙碌，行动敏捷。他们臃肿的脸上多镶了一双细小的眼睛，还总挂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在党的领导下，这样的人繁殖迅速。

富部的播报结束了，号声再次响了起来，之后又播起了音乐，声音很小。之前那密集的数字轰炸让帕森斯兴奋不已，他将烟斗从嘴上拿开。

“今年，富部干得不错。”他摇晃着脑袋，说，“顺便说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有刀片借我吧？”

“一片都没有，”温斯顿说，“我的刀片用了六个星期了。”

“没关系，我就是问一下，老伙计。”

“抱歉。”温斯顿说。

富部播报时，隔壁桌叽叽呱呱的声音暂停了一下，现在它又像刚才一样吵。不知为何，温斯顿想起帕森斯太太，想起她稀疏的头发和嵌着灰尘的脸。不用两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她就会消失不见。赛姆也会消失，温斯顿也会消失，奥布兰同样会消失。但帕森斯不会，那个叽叽呱呱的家伙不会，各个部门里那些庸碌往来的甲虫们更不会。

还有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小说司里的姑娘——她永远都不会被蒸发。本能告诉他谁能活下去，谁会被消灭。但是究竟是什么能让人幸存下来就很难说了。

突然，他回到现实。邻桌的那个女孩正侧着身子看着他，她的目光虽然是斜的却很专注。这让人十分困惑。当她发现温斯顿已经注意到自己，就把眼神挪开了。

温斯顿非常惊恐，后背还冒出了汗。但这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只留下一抹不安。她为什么要看他？她为什么跟着他？他想不起她是否在他来之前就坐在那里。昨天的两分钟仇恨会，她坐在他身后，而她完全没必要这样。很有可能，她真正的意图是听听他喊得够不够响。

之前的想法又浮现在他脑海里：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但就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他并没有控制好他的表情，在公众场合和在电屏跟前放纵思绪非常危险。任何微小的细节，如不自觉地抽搐，不经意地烦恼，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看起来不正常，都有可能暴露你。那些不恰当的表情，如听胜利公告时将信将疑，本身就是犯罪。关于这个，新话里还有一个名词：脸罪。

女孩又回过头来看他，可能她并非在监视他，可能连续两天都靠近他坐只是巧合。他的烟熄了，为了不让烟丝掉出来，他小心地将它放在桌边。隔壁桌的人可能是思想警察，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抓到仁爱部的地下室去。但香烟不能浪费，他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抽它。赛姆将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帕森斯又张开了嘴。

“还没和你说过，老伙计！”他的嘴里还叼着烟斗，“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烧了，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他们偷偷绕到她背后，用了一盒火柴去烧她的裙子，可把她烧得够呛。那两个孩子真是积极啊！现在他们在侦察队里受到了一流的训练，比我当年要好得多。你知道他们发给孩子们什么吗？插在钥匙孔里的窃听器！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还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做实验，听到的声音比趴在钥匙孔上大一倍。别看这是个玩具，却能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是不是？”

电屏里发出尖利的哨音，该去工作了。三个人都站起身争先恐后地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的烟丝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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