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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过了一半时，温斯顿离开小隔间去上厕所。
从亮堂堂的长走廊那头，一个人影正向他走来，是那个黑头发女孩。自从那天晚上在杂货铺外面遇到她以来，已经过了四天。她走近时，温斯顿看到她的右臂挂着吊带，吊带跟她工作服的颜色一样，所以从远处看不出来。她大概是在转动某台大型搅拌机时压伤了手，小说的情节就是在那种搅拌机里“拟出初稿”的。在小说司，这是种常见事故。
他们相距也许有四米远时，那个女孩脚下踉跄一下，几乎是趴着摔倒了，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肯定是摔倒时把受伤的胳膊压到了身子底下了。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跪起身子，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衬托之下，她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她在盯着他的眼睛看，她哀婉的表情看上去与其说像是出于疼痛，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惧。
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情感。在他面前，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但也是个活生生的人，由于骨折，正经历着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去帮助她，看到她跌倒并压在那只缠了绷带的手臂上时，他似乎也感到了疼痛。
“您受伤了吗？”他问道。
“没关系，只是胳膊疼，马上就没事儿了。”
她说，似乎内心很激动，面色绝对变得很苍白。
“您没跌伤哪儿吗？”
“没有，我没事儿。刚才那会特别疼，不要紧。”
她向温斯顿伸出没打吊带的左手，他拉着她站了起来。她的气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关系，”她很快又重复道，“手腕被砸了一下罢了。同志，谢谢您！”
她说完就顺着原先走的方向继续走开，走得一样轻快，似乎真的一点事也没有。整件事前后不过半分钟。不在脸上流露出表情已成了本能般的习惯，再说这件事发生时，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然而不流露出片刻惊讶仍然很困难，因为在他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帮她站起身的两三秒内，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是故意那样做的。那是个又小又平的东西。走过厕所门时，他把它转移到了口袋里，用指尖摸着它。那是个折成四方形的纸片。
站在小便池前时，他还是用手指摸索着把它展开了。显然上面写着什么信息。有那么一阵子，他忍不住想把它拿进格间，马上看看写的是什么，但那会是种蠢不可及的行为。他也很明白，比起别的地方，可以更有把握认为厕所格间里是一刻不停被监视着的。
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坐了下来，随随便便把那张纸片跟别的纸片放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并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脏在胸膛里可怕地扑通扑通跳动着，幸好他要做的工作只是一般性的，也就是改正一大串数字，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那片纸上写的是什么，它一定具有政治意义。就他所能想到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就是那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通知，但可能他们自有理由。纸上写的可能是个警告，一个传唤令，一个要求他自杀的命令，或者某种陷阱。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总出现在他脑子里，它更离谱一些，他想把它压下，却总是徒劳。这一可能，就是那张便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个地下组织。也许到底存在着兄弟会！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这个想法荒诞不经，但在他摸到手里那片纸的一刻，他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一想法。几分钟之后，他才想到更接近事实的另一解释。即使是现在，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那张便条可能意味着死亡——然而他仍不相信。他不切实际的希望欲罢不能，心脏也在剧烈跳动。他对着口述记录器低声说话时，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发颤。
他卷起已经完成的一叠工作材料，投进了气力输送管。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叹了口气，然后把另外一堆工作材料拉过来，那片纸就在最上面。他展平它，在上面，用很大的不规则字体写着：
我爱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震惊得甚至没把这种足以定罪的东西扔进记忆洞。他真的往里面扔时，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太大兴趣是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是为了肯定上面写的确实是这几个字。
在这天上午剩余的时间里，他很难专心工作。比不得不专心干那些琐碎工作更难做到的，是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让电屏看到。他感到腹内犹如火烧。去热气腾腾、人头涌动、声音嘈杂的食堂里吃午餐成了件折磨人的事。他希望午餐时间独自待一会儿，可倒霉的是那个蠢货帕森斯又蹿过来坐到他旁边，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汗味几乎盖过了炖菜的铁皮味，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为仇恨周作准备的事。他对于老大哥的纸制头像特别热心，头像的直径有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中队专门为仇恨周制作的。令人恼火的是，在喧闹嘈杂的说话声中，他几乎听不见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要不时请他重复他那愚蠢的话语。他仅仅看到过那个女孩一次，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在食堂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她好像没看到他，他也没再往那个方向看。
下午还好过一些。午餐时间一结束，就来了件棘手的复杂工作，要费上几个小时来做，而且需要将别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此项工作包括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以此来陷害一个如今失了宠的内党要员。这种事情是温斯顿擅长做的，在超过两小时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那个女孩完全置于脑后。接着她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是种不可忍受的强烈渴望，想独自待着。除非他能这样，否则不可能琢磨透这种新情况。这天晚上他要在集体活动中心度过，在狼吞虎咽地又吃了食堂里一餐无味的饭菜后，他赶紧去了活动中心，参加了看似严肃、其实愚蠢的“讨论组”，玩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小时名为“英社与象棋”的讲座。他心里烦得要命，但是他第一次没有想要躲掉晚上在活动中心活动的冲动。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去冒些小险的想法突然似乎是愚蠢的了。直到二十一点，当他已经回到家里并躺到床上时——在黑暗里，只要保持不出声，你甚至可以不受电屏的监控——他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
有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怎样跟那个女孩安排一次会面。他不再考虑她可能是为他设下陷阱的问题，他知道没这种可能，因为在递给他纸条时，她无疑情绪激动，显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对她来说这亦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拒绝她的主动。仅仅五天前的晚上，他还想拿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呢。不过那不重要。他想起她那赤条条、朝气蓬勃的年轻躯体，正像梦中所见。他曾把她想象成和别人一样的蠢货，脑袋里塞满了谎言和仇恨，长着一副铁石心肠。想到可能失去她时，他陷入一种狂热的感情，那具白色而年轻的躯体可能从他身边溜走！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不尽快跟她联系上，她可能改变主意。但是安排见面的具体困难太大，就像下象棋时，要在已被将死的情况下再走一步。不管转向哪里，电屏总是面对着你。实际上，他在读完那张纸条后的五分钟内，就想到了能跟她取得联系的所有办法。在有时间思考的此时，他再次想了个遍，如同把一排工具摊放在桌子上。
显然，像上午那种路遇不能再来一次。她也在档案司工作的话，问题还可能相对简单些，但温斯顿对小说司在楼上哪一层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而且没有去那里的借口。要是知道那个女孩在哪里住以及何时下班，可以设法在她回家路上的某个地方跟她见面，但尾随她回家的做法不安全，因为那就意味着在真理部外面游荡，必定会引人注意。至于通过邮局寄一封信则根本不可能，那照例根本无密可保，因为所有信件在邮寄途中都会被拆看。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信息的话，有种印有一长串短语的明信片卖，可以用笔画去不适用的短语。再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更不用说她的地址。最后，他算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如果他能够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那张桌子前——那张桌子要在食堂的中间，不要太靠近电屏，周围还要有声音够大的嗡嗡谈话声——这些条件如果都能满足比如说半分钟，他们就能交谈上几句话。
此后一星期，生活如同烦躁的梦境。第二天，直到他要走时，她才到食堂，哨声已经响了起来，大概她被调到了晚一点的另外一班。擦肩而过时，他们并未互相看一眼。第二天，她在通常时间到的食堂，不过是跟另外三个女孩坐在一起，而且正好在电屏下方。接下来是极其难熬的三天，她根本没出现过。他的全部身心，都好像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几乎什么也不能掩饰，那让他所做的每个举动、发出的每个声音、进行的每种接触，以及说出或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痛苦不堪的事。就连在睡梦中，温斯顿也无法完全忘记她的模样。那几天里，他没碰他的日记。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得到解脱，那就是工作，他有时可以一口气忘我工作达十分钟之久。温斯顿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也无处可问。她也许已被蒸发了，也许已经自杀，也许已被发配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也许只是改变了主意而已，决定躲开温斯顿。
最后，那个女孩又出现了。她的胳膊上不再挂着吊带，而是在手腕处贴了块橡皮膏。看到她让温斯顿如释重负，以至于忍不住直直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第二天，温斯顿几乎跟她说上了话。他走进食堂时，那个女孩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那张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当时还早，食堂里的人不太多。领午餐的队伍向前缓慢移动着，温斯顿几乎排到柜台前时，又被耽搁了两分钟，因为他前边的某个人抱怨没收到糖精片。然而在温斯顿拿到他的一盘饭菜后，那个女孩仍独自坐在那里。温斯顿装作漫不经心地向她走去，眼睛也装着在她那张桌子以外找地方。和她的距离可能有三米，只用两秒钟就能走到她那里。正在此时，温斯顿身后有人在喊：“史密斯！”他装作没听见。“史密斯！”那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了。没用。他转过身，一个发色金黄、一脸蠢相的小伙子在叫他，他叫威舍尔，跟温斯顿只是点头之交。这个小伙子正笑容满面地邀请他过去坐到他那张桌子的空位上。拒绝他并非安全之举，被认出后，温斯顿不能再去跟独自坐着的那个女孩坐到一起，那太引人注目了。他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坐下来。那个金发小伙子的一张蠢脸在对着他笑，温斯顿想象自己拿了把丁字镐挖那张脸。几分钟后，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就坐满了人。
但她肯定看到温斯顿曾经向她走去，也许会理解那种暗示。第二天，温斯顿专门去得早了些。一点没错，她差不多在同样位置的一张桌子前坐着，还是一个人。刚好排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是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长得像甲虫的男人，脸扁，眼睛极小而且多疑。温斯顿拿着托盘从柜台那里转过身时，看到矮个子男人正在向那个女孩坐的桌子笔直走去。他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远一点有张桌子上有个空位，但从矮个子男人的走路姿势看，他肯定会为了自己舒服而选择人最少的桌子。温斯顿跟在他后面，心里有种冰冷的感觉。除非他能单独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此时一声巨响，矮个子男人四肢着地趴到地上，他的托盘飞得老远，汤水和咖啡流淌了一地。他站起身，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温斯顿绊倒了他。不过没关系，五秒钟后，温斯顿坐到了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他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着。
他没看她，而是马上摊开托盘里的午餐吃了起来。赶在别人到来前马上开口说话至关重要，但在这时，他陷入极度恐惧中。从她首次接近他以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她会改变主意。她一定是改变了主意！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要是没看到安普福斯——就是那位耳朵上长着很多汗毛的诗人——在端着托盘没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想找地方坐，他可能临阵退缩，一句话也不说。安普福斯模模糊糊对温斯顿有好感，要是让他看到，他肯定会过来坐到这张桌子前。也许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行动。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在慢吞吞吃饭，他们吃的是稀稀的炖菜，其实是菜豆汤。温斯顿低声说起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头，而是不紧不慢用勺子把那种全是水的玩意儿舀到嘴里面。一勺勺吃着的间隙，他们不动声色地低声交谈，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半。”
“我们去哪儿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边。”
“那儿到处是电屏。”
“人多就没关系。”
“用不用信号？”
“不用。除非你看到我在很多人中间，否则别走到我跟前，也别看我，在我附近就行了。”
“什么时候？”
“十九点。”
“好吧。”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在另外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两人没有再说话。只要有两个人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就会避免互相注视。那个女孩很快吃完午餐走了，温斯顿没走，他抽了一根烟。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赶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根有凹槽的巨型圆柱基座附近来回走着。那根圆柱的顶端，老大哥的雕像凝视着南方的天空，第一空域之战中，他在那里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是东亚国的）。圆柱前面的那条街上，有座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应该是奥利佛·克伦威尔。十九点已经过去了五分钟，那个女孩还是没出现。温斯顿又陷入极度恐惧中。她不会来了，她改变了主意！他缓缓向着广场北边走去，因为认出了圣马丁教堂而感到一丝愉悦。那座教堂仍有大钟时，曾经鸣响：“你欠我三个法寻。”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上，在读着或者假装读着盘旋而上贴在圆柱上的宣传画。人还没多起来就接近她是不安全的，教堂柱廊顶上的三角楣那里到处都安有电屏。但就在那时，左边某个地方传来人们的喊叫和重型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突然，人们好像都在跑过广场，那个女孩也急忙敏捷地绕过狮子雕塑加入奔跑的人群中，温斯顿跟在她后面。奔跑时，从人们的大喊大叫中，他得知有一列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队正在经过。
广场南侧已是人头涌动。一般情况下，温斯顿是每次在混乱的人群中，都会自然而然被挤到外围的那种人，可他推搡着往人群中间一点点挤过去。不久，他跟那个女孩的距离就只有一臂之遥，却被一个膀阔腰圆的群众和一个跟他身材相当的女人挡住去路，那两人想来是夫妻，他们好像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向旁边一点一点挪着，猛力想把肩膀挤到那两人中间。有那么一阵子，挤在那两个强健的臀部中间，他觉得自己的内脏好像被磨成了肉浆。接着他把身子挤过来，出了点汗。他到了那个女孩的旁边，他们肩并肩站着，眼睛都直盯前方。
一长列卡车在街上缓缓驶过，车厢四个角都有个面无表情、手握冲锋枪的看守立正站着。车厢内蹲着一些矮个子黄种人，身穿破旧的绿色军装。他们紧紧挤在一起，他们那带着苦相的蒙古人面孔往卡车两边盯着，一点好奇的样子也没有。时不时，卡车摇晃时，能听到金属的丁当撞击声：所有俘虏都戴着脚镣。一卡车一卡车愁苦的面孔过去了，温斯顿知道他们在车上，但他只是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那个女孩的肩膀，还有一直到肘部的右臂，都在紧贴着他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脸颊和他贴近得几乎能让他感受到热气。像在食堂那次一样，她马上掌握局势，开始用上次那种不动声色的声音说话，嘴唇几乎没动，而只是种咕咕哝哝的声音，容易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和卡车的隆隆声中。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你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吗？”
“可以。”
“那你好好听着，一定要记住。去帕丁顿车站——”
她以一种让他吃惊的军事式精确，勾勒出了他要怎么去：坐半个小时火车，在车站外面向左拐，走两公里的路，穿过一道没了横梁的大门，走过一条野地里的小路、一条长满荒草的小径和一条灌木丛间的小道，然后找到一棵长着苔藓的死树——就好像她脑袋里有张地图。“你全记住了吗？”她最后低声问道。
“记住了。”
“你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然后再向左转。那道大门没了横梁。”
“记住了，什么时候？”
“十五点左右。你可能得等一会儿，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你肯定都记住了吗？”
“对。”
“那你赶快离开我吧。”
她没必要对他说这个，然而当时他们无法从人群中脱身。卡车还在隆隆驶过，人们仍在不知满足地张着嘴观看。一开始有零星的几声嘘声，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很快就没有了。人们的主要感情是好奇。外国人，不管来自欧亚国或是东亚国，都是种陌生的动物。除了以俘虏的样子出现，几乎一个也没见过。就算是俘虏，也只能短暂地扫上一眼而已。除了不多的几个被作为战争犯绞死，从来不知道别的俘虏下场如何。他们只是消失了而已，大概进了劳改营。蒙古人种的圆面孔之后，是更为欧洲化的面孔，肮脏，满面胡须，神情疲惫。那一双双眼睛从满是胡楂的颧骨上方盯着温斯顿的眼睛，有时奇怪地很专心地看着他，然后就望向别处。车队快过完了，最后一辆卡车上，他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浓密的灰色头发披散在脸前，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身子前方交叉，好像他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几乎已经到了和那个女孩分手的时间，但在最后一刻，当人群将他们重重包围时，她的手摸索到了他的，并紧握了一小会儿。
那不可能有十秒钟，然而他们的手好像在一起紧握了很久，让他得以了解她手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着她长长的手指、外形美观的指甲、因为干活而长满老茧的手掌、腕部下面光滑的肌肉等等。尽管只是用手摸，但差不多等于眼睛也看到了。与此同时，他想到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很可能是褐色的，不过黑头发的人有时会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会是蠢不可及的举动。他们的手仍扣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平静地望向前方。不是那个女孩的，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的眼睛，在透过一头乱发悲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2
温斯顿沿着小径一路走来，穿过了斑驳的光影组合。每当头顶上的树枝分开时，他踏进的是黄金洼。他左边的树林下方，盛开着欲迷人眼的蓝铃花。微风像在亲吻他的皮肤。这天是五月二日，从树林里更深的地方，传来了斑鸠的咕咕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一路走来没费什么事。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他因此没那么提心吊胆，而一般情况下他可能会，大概可以相信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说来，你不能认为在乡下就一定比在伦敦安全得多。当然乡下没有电屏，可是总有危险，不知道哪里隐藏着话筒，你的声音会被拾音并辨认出来。再者，一个人出趟远门难以不被注意到。外出范围不超过一百公里，不需要在通行证上签注，但有时候火车站会有巡逻队，他们会检查在那里看到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证件，还会问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次巡逻队没出现。走路离开火车站时，他小心翼翼地往后瞟着，以确定无人跟踪。火车上坐满了群众，因为夏天天气的缘故，车上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所乘的那节木板座位的车厢里，满当当地坐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从牙齿掉光的曾奶奶到一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要花一下午时间去乡下看望他们的“姻亲”，还无所顾忌地跟温斯顿说他们要去黑市买点黄油。
那条小径变阔了，温斯顿很快就走上一条那个女孩跟他说过的人行小道，那只是条夹在灌木丛间的赶牛时走的小道。他没有手表，但是还不可能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繁茂得不免要踩上去，他跪下来采摘一些，一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另外他还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可以见面时献给那个女孩。他已经采了一大束。他正闻着那隐约的难闻气味时，背后的一声响动让他突然停了下来，一点没错，那是脚踩在树枝上的咔嚓声。他继续采摘着蓝铃花，这是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那个女孩，也可能他到底还是被跟踪了，往周围看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他采了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抬起头，是那个女孩。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必须保持沉默，然后她拨开灌木丛，领他沿一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显然她以前来过这里，因为她走路时似乎是习惯性地避开湿软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她那强壮苗条的身体，那条鲜红色饰带紧得刚好能将她臀部的曲线显现出来，自惭形秽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甚至是现在，她如果转过身子看他，似乎很有可能仍会完全退却。宜人的微风和树叶的绿意令他气馁。从火车站那里走过来，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感觉自己身上肮脏，而且上气不接下气。他是个室内动物，伦敦那混合着煤烟的空气已经渗进他的皮肤毛孔。他想可能直到现在，她大概仍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下看过他。他们走到她说过的那棵倒下的树干。那个女孩跳过树干，在灌木丛中分开一条路，那里好像没什么入口。温斯顿跟着她走过去，发现他们站在一片天然形成的空地上，小小的土墩上长满了青草，周围是高高的小树，把它完全封闭起来。那个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
“到了。”她说。
他离她几步看着她，还是不敢向她再靠近些。
“我在那条小路上不想说话，”她又说，“以防那儿藏有话筒。我估计不会，不过也有可能，那些猪猡里的谁总有可能听出来是你的声音。我们在这儿没事。”
他仍然没勇气接近她。“我们在这儿没事。”他愚蠢地重复了一句。
“对，你看那些树。”那是细细的白蜡树，一度被砍掉了，后来又长成一带小树林，一律比手腕还细。“没有一根粗得可以藏进话筒，再说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这时他向她走近了一些，她在他面前直直站立着，脸上带着微笑，看上去有一丝嘲弄的样子，似乎在纳闷他为何行动得这样慢。蓝铃花散落在地上，像是自己掉下去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褐色的，他注意到了，是一种很淡的褐色，眼睫毛是黑色的。“你现在看到了我的真实长相，你受得了看我吗？”
“能，这不难。”
“我三十九岁了，有个无法摆脱的老婆，患静脉曲张溃疡，而且有五颗假牙。”
“我根本无所谓。”那个女孩说。
接着，也难说是谁采取的主动，她到了温斯顿的怀里。一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温斯顿没有别的感觉。那具年轻的躯体在紧搂着他，浓密的黑发贴着他的脸庞。好极了！她转过脸庞，他在亲吻那两片张开的红嘴唇了。她紧搂着温斯顿的脖子，她在叫他宝贝、心肝和爱人。温斯顿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但事实上，温斯顿在肉体上没有感觉，只是单纯的触觉，只感到骄傲和难以置信。温斯顿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肉体欲望。它发生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和美貌吓坏了他，他过分习惯于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个女孩自己站了起来，从头发上扯下一朵蓝铃花。她挨着温斯顿坐着，手臂搂着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一下午全是我们的。这儿是不是个特别棒的藏身地？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迷路时找到的。有人来的话，隔着一百米就能听到。”
“你叫什么？”温斯顿问道。
“茱莉娅，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在查清什么事方面，我比你强一点，亲爱的。告诉我，我递给你那张纸条前，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极不喜欢看到你，”他说，“想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星期前，我正儿八经想过用一块鹅卵石砸烂你的头。你要是真的想知道，我想象过你跟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个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显然把这句话当成对她伪装高明的称赞之语。
“别又是思想警察！你不是真的那样想吧？”
“这个嘛，也许不是完全那样想。但从你的总体外表——只是因为你年轻、朝气蓬勃、身体健康，你也明白——我以为你大概——”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粹，旗帜，游行，标语，比赛，集体远足——都是那些事儿。你还以为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就会把你当做思想犯揭发出来，从而把你消灭，对不对？”
“对，也就是那些。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都是这个操蛋玩意儿闹的，”她说着把那条青少年反性同盟的鲜红色饰带扯下来，扔到一根树枝上。这时，好像碰到自己的腰部让她想起什么事情，她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小片巧克力，把它掰成两块，一块递给了温斯顿。甚至在他接过来之前，他就从气味上判断出那是种很少见的巧克力。它是黑色的，而且有光泽，用银纸包着。常见的巧克力是种淡褐色的脆玩意儿，味道正如人们所描述的，像烧垃圾的气味。但在某个时候，他尝过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他第一次闻到它的香味，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某种无法确定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深刻的，也令人不安。
“你从哪儿搞到的这玩意儿？”他问道。
“黑市。”她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我就是那种女孩，你看好了。我擅长玩游戏。我在侦察队当过中队长。我一星期三个晚上为青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工作，在伦敦到处贴他们那种胡扯淡的玩意儿，一贴就是几小时。游行时，我总是举着横幅的一端，总是看上去精神愉快，从来不推辞什么事。永远要跟大家一起大喊大叫，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小片巧克力已在温斯顿的舌头上融化了。它的味道很可口，那种记忆却仍然在他的意识边缘游移着，感觉强烈，但无法还原成一种明确的形象，如同眼角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把这种感觉从心里推开，只知道那是关于某个行为的记忆。他想弥补那个行为的后果，却做不到。
“你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
“跟你的面容有关，我觉得我要冒冒险。我在发现谁是与众不同的人这方面很在行。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跟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的意思似乎是指党，首先指内党。她谈论起他们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和仇恨，这让温斯顿感觉不安，即使他知道不会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令他震惊的是她的语言之粗鄙。按说党员不应该说脏话，温斯顿自己也很少说，不管怎么样，而茱莉娅好像每次一提到党——特别是内党——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上在污水遍地的小巷墙壁上用粉笔写的那种话。对这点，他并非不喜欢，那只不过是她反感党及其种种行径的一种表示，而且不知为何，显得自然而又健康，如同一匹马在闻到不好的草料时，打了个响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散步。只要能并肩走路，他们的手臂都搭在一起。他留意到她的腰部在没了那条饰带后有多柔软。他们一直在压着嗓门悄声说话，茱莉娅说在空地外面最好悄悄走路。不久，他们到了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别再往前走。
“别走到空地上，可能有谁在监视，待在树后面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丛的树荫下，阳光经过无数树叶的过滤照在他们脸上，仍然感觉火辣辣的。温斯顿看着那边的原野，奇怪地心里渐渐有了种震惊的感觉，他认识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个地方的样子。这是块被啃噬得很厉害的古老草场，有条人行小径蜿蜒穿过，到处都有鼹鼠丘。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里，榆树枝在微风的吹拂下，勉强能看到在摇动，上面的树叶在微微颤动，大团大团的，像是女人的头发。肯定附近某个地方有条小溪，还有鲮鱼在其中游着的绿色池塘。只是看不见而已。难道没有吗？
“附近难道没有一条小溪？”他低声说。
“没错，那边有一条，实际上就在那块地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能看到鱼就浮在柳树下面的池塘里，摆着尾巴。”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真的。就是我有时候梦到的地方。”
“你看！”茱莉娅说。
一只画眉鸟飞到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一根树枝上，几乎跟他们的脸部在同一高度。也许它没看到他们，它在太阳地里，而他们在树荫下。它张开翅膀，又小心收好，接着猛然把头低下一会儿，似乎在向太阳行某种礼。接着，它开始啼唱出一连串的歌声。午后的静寂中，鸟啼声大得令人惊异。温斯顿和茱莉娅紧紧搂抱在一起，在着迷地听着。那啼唱声没完没了，唱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变化无穷，令人惊讶，而且一次也没重复，好像那只小鸟在从容展示它的完美技巧。有时它停了几秒，展开翅膀然后又收起，接着又鼓起它有斑点的胸部唱起来。温斯顿看着它，隐隐有了种敬畏之心。那只鸟是为谁、为何而啼唱？没有求偶对象，也没对手在看着它。是什么让它落脚到了这片偏僻的树林，然后向着空旷之处啼唱起来？他怀疑附近哪里到底还是藏了个话筒。他和茱莉娅只是在悄声说话，话筒拾不到音，然而会拾到画眉的啼叫。也许在设备的另一端，某个长得像甲虫的矮个男人正专心听着——听到的却是鸟鸣。然而渐渐地，那不绝的啼唱声让他脑子里什么都不再思考，似乎它是种液体东西，和树叶过滤下来的阳光混合在一起，全倾泻在他身上。他停止思考，只是去感觉。那个女孩的腰部在他臂弯里感觉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好让他们面对面。她的身体好像融进了他的，不管温斯顿把手放到哪儿，她的身体都像随物赋形的水一样。他们久久吻在一起，跟他们早些时候笨拙的亲吻很不一样。停止接吻后，他们都深深叹了口气。那只鸟儿受到惊吓，翅膀一振便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朵。“现在。”他悄声说。
“别在这儿。”她也悄声说，“回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安全些。”
他们很快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偶尔踩断一两根小树枝。走到小树环绕的那片空地后，她转身面对着他。他们都呼吸急促，然而她的嘴角又现出微笑。她站在那里看了温斯顿一会儿，然后摸到自己工作服上的拉链。真是好极了！几乎跟温斯顿的梦境一模一样，几乎跟他想象的一样迅速，她一把扯下衣服。把衣服扔到一边时，动作也一样优雅无比，似乎整个一种文化被摧毁了。她的躯体在太阳地里闪着白色光芒。他的眼睛紧盯着那张有雀斑的脸庞，上面带着淡淡的、无所顾忌的笑容。他跪下去，握住了她的手。
“你以前也这么过吗？”
“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跟党员？”
“当然，总是跟党员。”
“跟内党党员？”
“不跟那些猪猡，从来没有过。不过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半点儿机会就会，他们可不像装扮的那样神圣。”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他希望会是几百次、几千次。凡是暗示堕落的事，总让他的心里充满狂想。天晓得，也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如果温斯顿能向他们的许许多多人传染上麻风或梅毒，那他会极其愿意去做！凡是能起到腐化、削弱和破坏作用的事情都行！他把茱莉娅拉了下来，他们面对面跪在那里。
“听着，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品质优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存在任何德行，我想看到人们都堕落到了骨头里。”
“这样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了，亲爱的，我堕落到了骨头里。”
“你喜欢这个吗？我不是说仅仅跟我，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极其喜欢。”
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就在掉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没遇上困难。不久，他们的呼吸恢复到了正常频率。带着愉快的无助感，他们的身体分开了。他伸手把扔在一旁的那件工作服拉过去给她盖上了一点。他们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首先醒来，他坐起来看那张长有雀斑的脸庞。她仍在安详地睡觉，头枕在手掌上。除了嘴唇，她不能说漂亮。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她眼角有一两道皱纹。她一头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特别柔软。他想起自己仍不知道她姓什么，以及住在哪里。
那年轻强壮的躯体此刻正无助地睡着，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怜悯的、要将其保护的感情。但那种不思不想的亲切感仍未完全重现，那是他在榛树下听画眉鸟唱歌时所感到的。他把她的工作服拉开，仔细看着她那光滑的白色腰腹。他想，在过去，男人看着女人的躯体，看得产生了欲望，就这么简单。如今却既没有纯粹的爱，也没有纯粹的肉欲，没有一种情感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混合了恐惧及仇恨。他们的拥抱就是场战斗，高潮就是胜利。是向党的一击，是政治行为。
3
“这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茱莉娅说，“藏身处通常用两次还安全，不过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一醒来，举止立刻变了个样，变得机警而且有条理。她穿上衣服，把那条鲜红色饰带在腰间打了个结后，就开始安排回去怎么走，把这些留给她安排好像很自然。她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这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茱莉娅似乎对伦敦周围的乡下了如指掌，那积累自无数次集体远足。茱莉娅跟他说的回家路线跟他来时走的很不一样，他要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下车。“回家时走的路，永远不要跟出来时是同一条。”她好像是在宣布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她会先走，温斯顿等半个小时后再走。
茱莉娅说了个他们下班后可以见面的地方，是在四天后。那里位于贫民窟，有个露天市场，一般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她会在摊点间转悠，装着在找鞋带或者缝衣线。如果茱莉娅认为平安无事，会在他走近时擤一下鼻子，否则他就和她擦肩走过，装作互不相识。但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谈上一刻钟话，安排下次会面。
“现在我得走了。”温斯顿一明白给他的指示后茱莉娅就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我一定要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花两个小时，要么散发传单，要么干别的事。是不是很操蛋？请你帮我把身上拍一拍。我头发里有没有小树枝？你肯定吗？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
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几乎是猛烈地吻他。过了一会儿，她在小树苗中拨开一条路，便消失在树林中，弄出的声响很小。即使到这时，他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哪里住，但这无所谓，因为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在室内见面，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字交流。
事实上，他们从未再去过那片林中空地。五月份，他们只有另外一次机会真正做了爱，是在茱莉娅知道的另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在一间废弃教堂的钟楼上。那里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周围几乎完全荒废，只要能去，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但路上很危险。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在街上见面，每天傍晚换个地方，而且每次见面从来不超过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在街上可以勉强谈话。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算是并排走，从不互相看。他们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奇特交谈，如同灯塔光柱的一闪一灭。接近身穿党员制服的人，或者到了电屏附近时突然打住话头，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接上没说完的那句继续说。到了商量好的地点突然中断谈话，第二天几乎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茱莉娅好像很习惯进行这种谈话，称之为“分期谈话”。她擅长说话时不动嘴唇，令人吃惊。在几乎有一个月之久的傍晚会面中，他们只接过一次吻。那次，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在大街以外的街上，茱莉娅从来不说话），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大地在震动，空中一片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侧躺在地上，皮肤擦伤了，吓得要命。一发火箭弹肯定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突然，他看到离他几厘米外的茱莉娅的脸庞，死一般苍白，连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她死了！他紧紧抱着她，却感到亲吻的是一张活人的温暖面庞，然而有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进到他嘴里。他们两人的脸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达约会地点后，却不得不连个信号也没打就擦肩而过，那是因为有支巡逻队正好从街角转过来，或者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就算没那么危险时，仍然难以挤出时间见面。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茱莉娅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一些，他们的休息日则根据工作紧迫度调整，不一定是哪天，不能经常凑到一起。不管怎样，茱莉娅很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她把令人吃惊的大量时间花在像听讲座、游行、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品、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捐款之类的事情上。她说那都值得，是伪装，遵守一些小条条，就能违犯一些大框框。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牺牲一晚上时间去报名参加兼职军火生产工作，那都是党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所以温斯顿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要烦得要命地花上四小时，把小金属块用螺丝拧在一起，大概是用来做炸弹的引信的。干活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光线不足，锤子声跟电屏里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令人生厌。
在教堂的塔楼里相见时，他们又补上了零零碎碎谈话的断茬。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上面的小方屋子里，空气闷热且不流通，鸽子粪臭气熏天。他们坐在满是灰尘、遍布小树枝的地板上一谈就是几小时，还要不时透过瞭望孔往外看，以确保没人来。
茱莉娅二十六岁，跟三十个女孩住集体宿舍（“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当中！”她补充道）。她的工作，正如温斯顿已经猜到的，是负责小说司的一部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主要是开动并维护一台功率很大、难以侍弄的电动马达。她“不算聪明”，却喜欢动手，机械方面是行家里手。她说得清楚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流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总指令到由重写组进行最后的润色。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按她的话说，是“不怎么喜欢读书”。书籍只是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
她不记得六十年代初之前的事，认识的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生活如何如何的人是她爷爷，在她八岁时就失踪了。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过体操比赛的奖杯。她当过侦察队的中队长，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当过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一贯表现出过硬的素质，甚至被选中（那是名誉很好的标志，绝对可靠）在色情科——小说司下面的一个科——工作，这个科负责生产出低级下流的黄色书籍在群众中发行。据她说，这个科被其工作人员起了个绰号叫“粪坑”。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助生产用密封套封起来的小册子，有着像《过瘾故事》或《女校一夜》这种书名。群众里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购买，觉得自己在购买某种违禁品。
“那些书是写什么的？”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垃圾到了极点，都很没劲，真的。情节总共只有六种，不过他们把这几种情节翻来覆去地用。当然，我只是在小说写作机上工作，从来没在重写组干过。我文笔不行，亲爱的——根本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情科里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科长都是女孩子。有种说法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难控制，因此男人受到所经手的淫秽作品腐蚀的危险更大。
“他们甚至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在那儿工作，”她又说，“女孩子总被认为很纯洁，可是不管怎样，我不算。”
她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跟一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为避免被捕而自杀。“干得也很漂亮，”茱莉娅说，“要不然在他坦白时，他们会从他嘴里知道我的名字。”在那以后，她还跟别的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生活在她看来很简单：你想开开心，“他们”——指的是党——不想让你开心，你就尽量去违反规定。她似乎觉得“他们”会力图剥夺你的快乐，就跟你力图不被抓到一样，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她仇恨党，而且是以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也并非一切看不顺眼。除了触及到她个人生活，她对党的教义没兴趣。他注意到除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她从不使用新话的词语。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其存在。在她看来，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在革命的天下长大，对别的一无所知，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躲避它，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讨论过有没有可能结婚这个问题，那太遥不可及了，不值得去想。即便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有办法摆脱，也想象不到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连做梦都别想。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茱莉娅问道。
“她是——你知不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思想好’，意思是生来正统，不会产生坏想法？”
“不，我不知道那个词，不过我认识那种人，认识得够多的了。”
他开始讲起有关他婚后生活的事，然而很奇怪的是，茱莉娅好像已经了解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好像她已经看到过或者感到过一样，她开始向温斯顿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她的身子就变得僵硬，还有即使她的手臂紧搂着他，她仍好像在全力推开他的样子。跟茱莉娅在一起，他感到说起这种事情没有一点困难：不管怎样，关于凯瑟琳的记忆早已不再是痛苦的了，而是变得令人不快。
“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本来还能忍下去。”温斯顿说。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同一天晚上强迫他来一遍的令人沮丧的仪式：“她很不喜欢那样，可是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停下来不做。你永远猜不到她怎样称呼它。”
“我们对党的义务。”茱莉娅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过学，亲爱的。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周一次性教育，青年团里也有。他们花很多年时间把它强灌进人们的脑子。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是奏效了。当然这永远也说不准，人们总是很虚伪。”
她开始就这一话题发了番议论。在茱莉娅眼里，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一谈到这个问题，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一点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性冲动对党危险，党对之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被教导监视其父母，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
他的思绪突然又转回到凯瑟琳身上。如果她没有愚蠢得察觉不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无疑会向思想警察检举他。然而此刻让他想起凯瑟琳的，是那天下午令人窒息的燠热，他额头上因此冒出了汗珠，他开始向茱莉娅讲述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或者说，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那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下午，十一年前的事了。
那发生在结婚后三四个月，他们在去肯特郡的一次远足中迷了路。他们只落后其他人一两分钟，却转错了向，不久发现走到一个老白垩采石场的边缘，前无去路。边缘离底部的垂直高度有二三十米，底下全是大石头。他们看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凯瑟琳一意识到他们迷了路，就显得特别不安，离开闹哄哄的那群人哪怕只是一会儿，也让她有种做错事的感觉，想尽快沿原路返回，然后向别的方向寻找。但就在那时，温斯顿注意到他们脚下悬崖的裂缝里有几丛黄连花，其中一丛有两种颜色，品红和砖红，显然长在同一条根上。他从未见过那种黄连花，就叫凯瑟琳也过去看。
“你看，凯瑟琳！你看那些花，靠近底下的那一丛，你看到它们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吗？”
她已经转过身走了，但还是很不情愿地走回来待了一会儿。她甚至在悬崖上往前倾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他在她身后不远处站着，用手扶着她的腰。此时，他突然想到他们有多孤单，一个人也看不到，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没有一只小鸟在啼叫。在这种地方，不大可能哪里藏有话筒，而且就算有，也只能拾音而已。那是下午最热、最让人想睡觉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们，汗水在他脸上流着，痒痒的。他想到……
“你干吗不猛推她一下？”茱莉娅说，“换了我就会。”
“没错，亲爱的，你会。如果当时的我是像现在这样，我也会。要么说，我也许会——我不敢肯定。”
“你是不是后悔没干？”
“对，总的说来，我后悔没干。”
他们挨着坐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向自己，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她头发里好闻的气味盖过了鸽子粪味。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还有点期盼，她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那也无济于事。”他说。
“那你干吗后悔没干？”
“我只是喜欢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我们无法取胜。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如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或早或晚，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她相信不管怎样，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呢。”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
“不是说在肉体上，那要再过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我不怕死。你年轻，所以你大概比我更害怕死。显然我们会把死亡尽量往后推，但效果极其有限。只要人类仍然保持人性，生和死便是同等的事情。”
“哦，废话！我跟骷髅，你更想跟哪个睡觉？你觉得活着不好吗？你来感觉一下：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有形的，活着的！你难道不喜欢这样？”
茱莉娅的身子转过来，把胸膛紧紧贴着温斯顿。透过工作服，他能感觉到她的乳房，成熟但仍坚挺。她的身体好像在把青春和活力倾注进他的体内。
“是的，我喜欢。”他说。
“那就别说死了。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好久没去了。不过你这次去，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全计划好了，你坐火车——哎，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她以那种实际作风，很老练地用手聚拢了一小方块灰尘，用一根从鸽子窝里拿的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
4
温斯顿环视着查林顿先生楼上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窗户旁边，那张特大的木床已经铺好，上面放着破旧的毯子和没盖枕巾的长枕头。那座有十二小时刻度的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墙角那张折叠桌上，放着上次来时买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幽幽闪着光。
壁炉挡板那里，有个破旧的铁制油炉，一口深底锅，还有两只杯子，是查林顿先生提供的。温斯顿点着油炉并把一锅水放到上面去煮，他带来了满满一信封胜利咖啡和一些糖精片。时钟指针指向七点二十，其实是十九点二十，她将在十九点半到。
愚蠢啊愚蠢，他心里一直在说：这是明知故犯、无缘无故、自寻绝路的愚蠢，在党员能犯下的所有罪行里，数这种罪行最不可能掩盖。实际上，他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是在看到折叠桌面反射出的那块玻璃镇纸的样子时。不出所料，查林顿先生很爽快地把房间租给了他，他显然为能赚到几元钱而高兴。弄清楚温斯顿租房间是为了跟情人幽会后，他也没有流露出震惊或者令人反感的心照不宣的模样，而是目光前视，泛泛而谈起来，带着一种微妙的神色，给温斯顿造成的印象是他已经变得处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他说独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谁都希望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偶尔独自待一下。他们有了这么一个地方时，对任何一个知情人而言，不再外传是唯一有礼貌的做法。他甚至又加了一句，说那幢房子有两个入口，其中之一穿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说话时，他好像几乎就要隐身不见了。
窗户下边有人唱歌，温斯顿从挡得严严实实的平纹布窗帘后向外偷看。六月的太阳离下山还很早，楼下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脚步通通响地来回于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正在往绳上夹一溜四方形的小片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尿布。那个女人结实得像根巨大的圆柱，长着肌肉结实的红色手臂，腰上系了一条粗麻布围裙。只要嘴里没噙着衣服夹子，她就会用浑厚的女低音唱道：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过去几周里，伦敦到处能听到这首歌，它是音乐司之下某个科为群众出版的无数类似歌曲中的一首。谱写这些歌曲时，完全不用人动手，而是由一部韵曲机写出来。然而那个女人能把它唱得悦耳动听，以至于把那种臭大粪的东西变得几乎可以称得上悦耳。他能听到那个女人的歌声，她的鞋子走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街上小孩子的哭喊声，远处还隐隐传来隆隆的汽车声，但房间里似乎安静得出奇，那是没有电屏的缘故。
愚蠢，愚蠢，愚蠢啊！他又想。不可想象他们一连几周都来这个地方而不被抓到，然而对他们两人来说，有个完全属于他们的，在室内而且近在咫尺的藏身之处，这种诱惑太大了。去过那个教堂钟楼后，有段时间他们没办法再安排会面。为迎接仇恨周的到来，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距仇恨周还有一个月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的规模宏大而且复杂的准备活动让每个人都必须加班。终于，他们等来了两人都不用上班的一天下午，他们商量过要再去树林里的那块空地。之前一天的傍晚，他们在街上短暂地见了一面。他们在人群中向着对方渐渐走近时，温斯顿照例几乎不怎么看茱莉娅的脸庞，但在很快瞟了她一眼时，发现她的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
“全吹了，”在觉得安全时，她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哦，还是那个原因，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感到火冒三丈。认识茱莉娅之后的那个月里，他对于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一开始，这种欲望中真正性欲的成分很少。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种兴之所至的行为，然而第二次以后变了。茱莉娅头发的气味、嘴里的味道、皮肤的触觉似乎已经进入他的内心，或者说进入他周围的空气中。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必需物，他不仅想拥有她，而且觉得有权拥有她。茱莉娅说她没法去时，他有种被她欺骗的感觉。但就在此时，人群把他们推到一起，他们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茱莉娅把温斯顿的指尖很快地握了一下，好像那唤起的并非是肉欲，而是爱意。他突然想到男人跟女人一起生活时，像这种感到失望的情形肯定属于正常，一再出现。他突然陷入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中，以前他对茱莉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希望他们是已经结了十年婚的夫妻，希望他和她是在大街上一起走着，就像那时候一样，然而是正大光明、无所恐惧的，说无关紧要的话，买零零碎碎的家庭用品。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一起，也不用感到每次非得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而不是当天，他想到可以租下查林顿先生的房间。向茱莉娅提议时，出乎意料的是她欣然同意。他们两人都明白那是种疯狂而且愚蠢的行为，好像他们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迈近了一步。他坐在床边等待时，他再次想到仁爱部里的牢房。那种注定降临的可怖之事会在一个人的意识里进进出出，这堪称怪事。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在未来某个时候，在死亡之前，就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一样绝无差错。你不可能避开它，但有可能把它往后推，然而恰恰相反，人们会时不时在清醒状态下故意缩短这段时间，令其提前发生。
这时，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茱莉娅突然进了房间。她挎了个棕色粗帆布工具包，就是他有时看到她在部里上下班挎着的包。他向前一步，想把她抱到怀里，她却很着急地挣开，部分原因是她还挎着工具包。
“等会儿，”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有没有带那种垃圾胜利咖啡过来？我想你会。你可以把它扔掉，因为我们不需要了。你看。”
茱莉娅跪在地上一把扯开袋子，把放在上层的扳手和螺丝刀掏出来。下层是几个漂亮的纸包，她递上的第一个纸包有种模模糊糊的熟悉感觉，里面装的是某种沉甸甸、沙子一样的东西，摸起来很松软。
“是糖吗？”温斯顿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儿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操蛋玩意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儿还有一听牛奶——你看！这是我最得意的东西，我非得包上一点帆布，因为——”
不过茱莉娅不需要告诉温斯顿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那种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一种很浓烈的气味，似乎散发自温斯顿的童年早期，但即使在如今，也的确偶尔会闻到。在某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前，这种气味会从过道飘来，或者在人群里神秘地弥漫，有一阵子能闻到，然后又闻不到了。
“是咖啡，”他低声说，“真正的咖啡。”
“内党党员喝的咖啡，这儿有整整一公斤。”
“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都是内党党员用的，那些猪猡一样也不缺，没有一样。不过当然还有服务员、仆人以及能偷到东西的人们会有，还有呢——看，我还弄来了一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边蹲下来，把一个小纸包撕开一角。
“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刺莓叶。”
“最近的茶叶很多，他们攻下了印度还是哪里。”她含含糊糊地说，“可是听着，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身，三分钟别看我。你过去坐在床那边，别太靠近窗户。我叫你转身你再转身。”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透过棉布窗帘往外看。下面的院子里，那个红胳膊女人仍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阔步来回。她从嘴里又取下两个夹子，带着深沉的感情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她好像已经把整首愚蠢的歌曲了记于心。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往上飘扬着，很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人们对她会有种感觉，就是如果夏日傍晚无穷无尽，衣物也取之不完，即使让她那样待上一千年边夹尿布边唱垃圾歌曲，她也会很满足。他突然想到，他从未听过党员一个人自发性地唱歌。这件事说来奇怪，那种行为好像多少有点非正统，是种危险的怪癖，如同自言自语。也许只是当人们接近饿肚子时，才会去歌唱。
“你可以转过身了。”茱莉娅说。
温斯顿转过身，有那么一秒钟，几乎没能认出她来。实际上，他本以为会看到她赤身裸体，然而不是。那种转变比看到她赤身裸体更让人吃惊：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到群众住处的某间铺子里买了一整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鲜红欲滴，脸颊搽了胭脂，鼻子上也扑了粉，甚至眼睛下边也不知用什么描了描，让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她的化妆技巧并不高明，而温斯顿在这方面的欣赏标准也不高。他从未看到或想象过女党员的脸上会用上化妆品。化妆后，她的容貌不知好看了多少。就那样，在合适的地方描上几笔，她漂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头发和男孩式的工作服更是强化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到怀里时，一股合成的紫罗兰气味蹿进他的鼻孔。他想起那间地下室厨房里半明半暗的感觉，还有那个女人洞穴般的嘴巴。那个女人用的是同样的香水，但在此时，这好像也不重要了。
“还用了香水！”他说。
“对，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我要找来一件连衣裙穿上，而不是这种操蛋的裤子。我要穿丝袜，还有高跟鞋！在这房间里，我要做个女人，而不是党员同志。”
他们扯掉身上的衣服并爬到那张特大的红木床上。这是他首次在她面前脱光衣服，在此之前，他一直为自己苍白而瘦削的身子、小腿肚上的静脉曲张和脚踝上方变了颜色的那一块感到很难为情。没有床单，他们躺在其上的毯子尽管破旧，但是平滑。那张床的宽度及弹性让他们两人都很吃惊。“里面肯定长满了臭虫，可是谁会在乎呢？”茱莉娅说。除了在群众的家里，人们现在是看不到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偶尔睡过，茱莉娅就记忆所及，从未睡过双人床。
很快，他们在那里躺着睡了一小会儿。温斯顿醒来时，那座时钟的指针已经溜到差不多九点的位置。他没有动，因为茱莉娅头枕在他的臂弯上睡着了。她脸上化妆品的绝大部分都蹭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或长枕头上，一道浅浅的胭脂仍让她的颧骨显得美丽。夕阳的一道黄色光线照射在床腿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下面院子里，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街上却仍然隐隐约约传来的小孩子的叫嚷声。他在模模糊糊琢磨像此时这样，一男一女在夏日傍晚的凉爽空气中不穿衣服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聊什么，没有觉得必须起来不可，只是躺在那里听外面平和的声音，这在已被消灭的过去是不是一种很寻常的体验？肯定从来不会是寻常的，不是吗？茱莉娅醒了，她揉着眼睛，用胳膊肘撑起身来看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过会儿要起来煮点咖啡，我们还有一小时时间。你住的公寓什么时候关灯？”
“二十三点半。”
“宿舍里二十三点关灯。不过必须在那之前回去，因为——嘿！滚开，你这脏东西！”
她突然在床上一扭身，从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一样突然胳膊一抡把它扔向墙角，跟她那天上午在两分钟仇恨会时，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动作一模一样。
“什么？”他诧异地问。
“一只老鼠，我看见它从护壁板里伸出鼻子，那里有个洞。不管怎么样，我可是把它吓了一大跳。”
“老鼠！”温斯顿咕哝道，“就在房间里！”
“老鼠到处都有，”茱莉娅又躺下来无所谓地说，“我们宿舍那儿连厨房里都有。伦敦有些地方老鼠已经成灾了。你知不知道它们咬小孩子？真的，真的会。那种地方的街道上，妇女们不敢把婴儿自个儿放下两分钟不管，是那种个头很大、毛是褐色的老鼠干的。最恶心的是，这些东西总——”
“别说了！”温斯顿说着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最亲爱的呀！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老鼠让你不舒服？”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数老鼠了！”
她把自己贴紧温斯顿，四肢缠在他身上，像是在用她的体温让他放心。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很长一阵子，他有种回到了他不时会做的噩梦中的感觉。基本上总是完全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的前方，墙那边是某种无法忍受、恐怖得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基本的感觉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知道那堵黑暗之墙后面是什么。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像从大脑上扭下来一块，他甚至本来能把那种东西拖出来，但总是在还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之前醒来。不知为何，它总是跟他打断茱莉娅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讨厌老鼠，如此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不会再有那种脏东西了。走之前，我会用帆布把洞塞住。下次来这儿时，我要带些灰泥把它封得严严实实。”
那个惊慌失措的黑色时刻已经差不多快被忘掉了。他略微感到难为情，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娅起了床，穿上工作服，开始煮咖啡。深底锅里冒出的气味浓烈而令人兴奋，他们关上窗子，以防别人在外面闻到而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绵滑口感。用了许多年糖精后，温斯顿几乎忘了还有糖这种东西。茱莉娅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抹有果酱的面包在房间里随意走动，冷淡地扫视着书架，指出最好该怎样修理一下那张折叠桌，猛地一下坐到那张破扶手椅里，看它坐着是不是舒服，而且多少算是饶有兴味地研究那座古怪的时钟。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好在亮一点的地方看，他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它柔和如雨水一般的样子总让他心醉神迷。
“你觉得它是干吗用的？”茱莉娅问他。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它没做过什么用，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他们忘了篡改的一块历史，是来自一百年前的一则信息，如果你知道怎样读的话。”
“那幅画，”她示意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
“还要早些，我想会有两百年。没法确定，如今不可能发现哪样东西有多少年历史了。”
她走过去看那幅版画。“那东西就是在这儿露了一下头。”她说着用脚踢了一下那幅画正下方的护壁板。“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哪儿看到过。”
“那是座教堂，或者至少以前是，叫圣克莱门特的丹麦人。”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押韵诗的片段，有点怀旧似的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她往下接道：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下面是怎么说的了，可我总算还记着最后一句：‘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那就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老百利”那一行后面肯定还有，也许给查林顿先生以适当提示，就能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谁教你的？”他问道。
“我爷爷，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我八岁时他被蒸发掉了——不管怎么样，他失踪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柠檬。”她又随口说道，“我见过橘子，是圆圆的黄色水果，厚皮。”
“我记得什么是柠檬，”温斯顿说，“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常见，酸得闻一下就能把牙齿给酸倒。”
“我敢说那张画后面有臭虫，”茱莉娅说，“我哪天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差不多该走了，我得马上把这妆给洗掉。真烦人！等会儿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在床上又待了几分钟。房间内正在变暗，他往光亮处挪了一点，盯着看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之处，不是珊瑚，而是玻璃内部。它很厚，但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那块玻璃的表面像天空的穹顶，包容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各种特点无不具备。他感觉能够进入其中，而实际上他已经身处其中，跟那张红木床、折叠桌还有钢雕版画及镇纸本身一起都在其中。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是茱莉娅和他自己的生命，被固定在清澈透明的玻璃中心，并成为一种永恒之物。
5
塞姆消失了。有天上午，他没上班，几个不长脑子的还在议论他怎么不来上班，第二天就没人再提起他。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布告牌。其中有则布告是印出来的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塞姆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员名单一模一样——除了少一个名字，什么都没划掉。这就够了，塞姆已不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
天气炎热难耐。迷宫般的部里面，没窗户的空调房间里保持正常温度，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时地铁里的恶臭更是能把人熏死。为仇恨周的准备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部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游行，开会，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展，电屏节目，这些都得安排。还必须搭起摊位、制作模拟像、撰写标语、谱写歌曲、散播谣言、伪造照片等等。小说司里茱莉娅所在的部门已经暂停长篇小说生产，而是赶制出一系列有关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在正常工作之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翻看过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将在讲话里引用的新闻进行改动或者润饰。一群群喧闹的群众深夜在街上闲逛时，市里有了种奇特的火热气氛。跟以前比起来，火箭弹轰炸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还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都不明所以，因此谣言四起。
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歌的新歌（叫做《仇恨之歌》）已经谱写了出来，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它有种野蛮的、咆哮般的节奏，不能准确称之为音乐，而和擂鼓声类似，它和着行军步伐声由几百个嗓门吼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群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在午夜大街上，它和仍受欢迎的《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卫生纸没日没夜地吹，令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由帕森斯组织的一队队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布置街道、缝旗帜、贴宣传画、在楼顶上树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上拉铁丝以拦截火箭弹。帕森斯吹嘘说单在胜利大厦，就要亮出四百米长的彩旗。他本性尽显，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炎热加上体力劳动，让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裤和开领衬衫。他无处不在，总在推、拉、锯、砸、即兴出点子、跟每个人说笑并佐以同志式的鼓励，而且从他身上的每处褶子，都在向外散发着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
一张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处，没有说明文字，只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欧亚国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庞，脚蹬巨大的皮靴，正在大步往前跨，冲锋枪端在臀部的高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张宣传画，被用透视画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总是正对着你。这张宣传画已经贴上了每堵墙上的空白处，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老大哥的肖像画。群众一向对战争缺乏兴趣，这次也被鞭策进入周期性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似乎要与普遍的情神状态保持一致，这一期间火箭弹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有一颗落到了位于斯泰普尼区的一家电影院，几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那一带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参加了一次绵延不绝的葬礼，为时几小时之久，葬礼实际上变成了泄愤大会。还有颗炸弹落到一块作为游乐场的废地上，几十个小孩子被炸成碎块。后来又举行了几次愤怒的示威活动，戈斯坦因的模拟像被投入火中，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以助火势，有些商店在混乱中被洗劫。后来还有传闻，说有间谍在通过无线电为火箭弹指引方向。有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两人都窒息而死。
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每次他们只要能去，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户下面那张没铺床单的床上，为了凉爽而赤着身子。老鼠再也没有露过头，臭虫却在炎热中猛烈繁殖，但好像那也无关紧要。不管肮脏还是干净，那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到，便到处撒上一些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然后扯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睡了一觉后，会发现臭虫正在集结，准备大规模反攻呢。
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他长胖了一些，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脚踝上方的皮肤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几乎像是个家，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知道它还在那里，完整无损，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那个房间自成一统，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上楼前，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他像个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里面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有个巨大的喇叭。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片，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而不是个生意人。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瓷制瓶塞，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仿金项链盒，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跟他说话，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
他们两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曾忘记——现状不会长久。有时，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然而还有些时候，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去那个房间不容易，也是危险的，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到里面，时间就可以凝固。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会像这样，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要么凯瑟琳会死去，通过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要么会一同自杀；要么会藏匿起来，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那全是胡思乱想，他们也都知道，现实中，他们无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即自杀，他们也无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过且过，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
有时，他们也会谈论要采取积极行动跟党对着干，然而对如何走出第一步心里没数。就算传言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如何加入仍是个难题。他跟她说了他和奥布兰之间有着或者说似乎有着的奇特亲近感，还有他时不时会感到的那种冲动，简单说来，就是走到奥布兰面前，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并请他帮助自己。很奇怪的是，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对她来说，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觉得安全的话，都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装作相信。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门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要求处死她从未听说过其名字的人，但对他们据称犯下的罪行，她却一点也不相信。进行公审时，她参加了青年团派出的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院，隔一阵就呼喊：“处死卖国贼！”两分钟仇恨会里，她在大声辱骂戈斯坦因方面，总比别人喊得响，但对戈斯坦因是何人，以及他代表何种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印象。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
从某些方面来说，她比温斯顿更敏锐，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党的宣传所蛊惑。有一次，他刚好说到某件事时提到了跟欧亚国的战争，让他震惊的是，她随随便便地说在她看来，并没有进行什么战争，落到伦敦的火箭弹很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中”，这种看法他实际上从未有过。她还说她在两分钟仇恨会里最感困难的，是克制住想放声大笑的冲动，这让他略微有了点羡慕的感觉。但她只是在党的教义以某种方式对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时，才会质疑它。一般情况下，她易于接受官方编造的鬼话，但那只是因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党发明了飞机的说法。（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时，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飞机；过了十几年，茱莉娅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而对下一代人，党会声称发明了蒸汽机。）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和革命以前飞机很早就已存在时，在她眼里，这件事实完全没意思。从她偶尔的说话中，他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这让他更为吃惊。没错，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根本没注意到敌国的名字已经改变。“我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她含含糊糊地说。这让他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前很久，但战争对象的改变才是四年前的事，是在她早已成年之后。他跟她争辩了也许有一刻钟之久，到最后，他总算成功复苏了她的回忆，她确实朦朦胧胧想起来敌国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这点在她看来仍然无关紧要。“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
有时，他告诉她关于档案司和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伪造活动，好像那也没能吓坏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时，她并未感受到正在她脚下扩张的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事，还有他在手里拿过一阵子的纸条，但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没领会他讲述这件事意图何在。
“他们跟你是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再说年纪比我大多了，属于革命以前的旧时代，在革命之前。我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那干吗要担心？什么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又试图让她明白：“这是个例外情况，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伪造。每本书都被重写过，每幅画都被重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这件事完成后，没有证据会留下来。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许多年以后——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没用，因为我几分钟后就把它扔掉了。可要是如今再遇到这种事，我会把它保存下去。”
“这个嘛，我是不会的！”茱莉娅说，“我很愿意冒险，但是只为值得一干的事，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你保存下来的话，会怎么处理它？”
“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但它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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