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他们又站在铁丝网边。风从桦树林的方向吹来。满天繁星。

我已经认识了几个会说德语的俄国人。其中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曾在柏林做过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拿出小提琴演奏起来。其他人坐下，靠着铁丝网。他站着，拉着琴，表现出一个小提琴手常有的陶醉，闭着眼睛，随后又有节奏地摆动着乐器，微笑地看看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歌，其他人跟着琴声哼唱。他们像一座黑暗的山丘，从深邃的地下发出声音。小提琴声像一位修长的少女，高高在上，既明亮又孤单。哼唱停下来，小提琴继续鸣唱着——夜里，这声音纤弱稀薄，像是冻僵了。大家紧紧靠着，站在一旁。要是能在室内多好——在这里，它独自四处游荡，叫人忧伤。

***

因为刚休过长假，周日就不能休息了。返回前线前的最后一个周日，父亲和姐姐来看我。我们一直待在军人之家。如果不想去营房，我们还能去哪里？中午时分，我们去荒野上散步。

时间真折磨人。我们无话可说，只好谈起母亲的病情。她已确诊患上了癌症，住进了医院，不久就要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好起来，但我们还没听说过癌症能治好。

“她住在哪家医院？”我问。

“住在路易斯医院。”父亲说。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先看看手术价格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儿还有人能说说话。再说三等病房也便宜些。”

“一个房间那么多病人，但愿她夜里能睡个好觉。”

父亲点点头。他神情疲惫，脸上满是皱纹。母亲一向体弱多病。虽然不得已才住进医院，但住院毕竟要花一大笔钱。父亲其实一辈子都扑在这些事上了。

“要是知道手术的价格就好了。”他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不能那么问——要是惹得医生不耐烦可怎么好，他还要给你妈妈手术。”

是啊，我辛酸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宁愿忧心如焚，也不敢问手术的价钱。而那些无须为钱担忧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事先商定了价格。医生不会对他们不耐烦。

“术后的包扎费也很贵。”父亲说。

“难道医疗保险公司一分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病得太久了。”

“家里还有钱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但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会站在桌前，折叠，粘贴，剪切，直至午夜十二点。晚上八点时，他会吃些凭票换来的没有营养的东西，随后服用头疼粉，继续干活。

为了让他高兴，我讲了些刚好想起的事。无非是当兵的常讲的笑话，一些愚弄将军、上士们的事。

之后我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

他们走了。我回到营房。

晚上，我吃了些土豆煎饼涂果酱，却食之无味。于是我出去，打算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却忽然想起，这是母亲亲手煎的。或许她站在火炉前时还忍着疼痛。我重新包好，放进背囊，只拿出两个煎饼分给了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