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羽毛球在潮湿的寒冷的风里摇摆着，慢慢从天空落下来。徐守仁拿着拍子，跟着这个羽毛球跑过来，两只眼睛直盯着它。羽毛球快要落地，他伸出拍子，啪的一记，很吃力地把它打过去。那边吴兰珍手里拿着拍子却没有接，大声说：
“线外。”
“outside？”徐守仁不相信，他踮起脚尖，透过挂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网子，注视着羽毛球降落的地方。羽毛球歪着身子躲在左边的草地上，橡皮头躲在草地里，只有雪白的羽毛露在草上面。他肯定地说，“inside。”
“明明是线外，”吴兰珍也不服，说，“不信，你来看。”
徐守仁拿着拍子，从网子下面钻了过去，跑到羽毛球前，对着挂网子的两根柱子一看，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当然是inside。”
“离线这远了，还不是线外？”
“你站在啥地方？”
吴兰珍经徐守仁这么一问，她不吭气了。他们两人因为客厅里餐厅里卧室里的客人太多，不愿意和那些来拜寿的客人打交道，就跑到草地上来打羽毛球。球场上并没有划线，徐守仁脱下身上穿的黄皮茄克放在自己后面八步远近的地方，吴兰珍也在那边八步远近的地方放了自己那件雪白的兔毛的绒线衫，左右两边没有标志。刚才那球可以说是线外，也可以说是线内。吴兰珍打得很累，从她的鬓角那儿流下了汗水，她用手拭去，洒在草地上，气喘喘地说：
“算你赢了，好吧？”
“哪能讲算我赢？应该讲，是我赢了。”
“好，”吴兰珍不想再打了，也不敢得罪他，有意让他一步，说，“你赢了。”
“这就对了。”他摆出胜利者得意的姿态，说，“再比一盘？”
“休息一会吧。别看不起这个小羽毛球，跑起来可有点累人。”
“白相别的，好？”
“好，”吴兰珍拾起地上的雪白的绒线衫，披在她的淡绿色的丝棉旗袍的肩上，说，“打康乐球去。”
他点头同意，跑过去把地上的黄皮茄克往身上一披，扔下拍子，搀着吴兰珍的手，向花圃那边走去。
站在羽毛球场上看他们打球的一些小孩子见他们去了，像是一窠小蜜蜂似的，都拥到场子里，你夺拍子，他抢羽毛球，乱哄哄的闹成一团。
徐守仁在香港书院里第一学期考试不及格，第二学期缺席过多，成绩仍旧很坏，给院方开除了。他在香港九龙荡来荡去考不上一个像样的学校，美国电影倒是看了不少，美国料子的衣服也做了不少，浅水湾、香港仔和青山也玩腻了，只是手头开始有点紧，书也没地方读，英文更不必提了，没有丝毫的进步。这样白相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他开始对香港不满，想起了上海。他写信给父亲，要求回来读书。被开除的事情一字不提，他尽可能瞒着父亲和家里的人。徐义德许久要不到成绩单看，担心他在香港不大容易学得好，同时又怕他自己径自去美国而不去英国，另外一方面亲眼见到共产党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如解放前谣传的那样可怕，而是采取缓和的稳健的办法，觉得让徐守仁回来，熟悉熟悉业务，对自己也会有些帮助。他写信叫他回来。徐守仁回来没几天，就碰上林宛芝的三十大寿。
他和吴兰珍走到花圃前面的那一片草地上，那边摆着一张康乐球的台子。这台子原来放在小客厅里的，因为今天客人多，腾空地方，就移到外边来了。有几个人还在打，一会打完了，有意走开，让徐守仁和吴兰珍打。吴兰珍很熟练地把红的绿的木圈圈间隔地摆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又在四角洞口的上面各放了红圈圈和绿圈圈。两个人开始打了。徐守仁生怕自己输，他抢着要先打。吴兰珍在年龄上是他的妹妹，在举止与态度上都像是他的姊姊，在学问上差得更远：徐守仁中学还没有毕业，而吴兰珍已经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二年级的高材生了。她毫不争先，谦让地说：
“你刚从香港回来，当然让你一步，你先打吧。”
徐守仁没有对准，打了一个空枪。吴兰珍拿起杆子，弯着腰对准洞口，接连打了两个下去。徐守仁站在旁边看得眼红，他有点忍不住了，踮着脚尖，轻轻绕到吴兰珍的背后。她正要打，他有意对她的杆子一碰，打歪了，没有落洞。她歪过头来看他一眼，说：
“看你，打康乐球也是这么调皮！”
可是她并不生气。他咧开嘴得意地笑笑，拿着杆子去打了。这次打进去了一个。当吴兰珍打的绿圈圈只剩下洞口上面两个，徐守仁紧张了。吴兰珍拿着杆子对洞口上面的一个绿圈圈说：
“守仁，我打反动派给你看。”
徐守仁目不转睛地望着“台湾”。啪的一声，被叫做反动派的那个绿圈圈掉到洞口里去了。徐守仁眼看着自己要失败了，他把康乐球的台子一推，放下杆子，说：
“别打了。”
“你输了。”吴兰珍涨红了脸说。
“现在还说不上谁赢谁输，算和了吧。”
“你赖皮啊。”吴兰珍指着他的面孔说。
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我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去。”
“好吧好吧，让你一盘。”吴兰珍并不在乎这一点小输赢，慷慨地答应了他。她看看天色还早，日头不过才偏西，便说，“还不到开饭的辰光，吃啥物事？”
“到楼上去，娘那里准有东西吃。”
“去看看她们也好。”
徐守仁领着吴兰珍从走廊里走进客厅。
三开间的大客厅里挤满了男男女女，乱哄哄地嚷成一团，各自形成了几个中心，东客厅里，大半是工商界的来宾，徐守仁认识的很少，就是少数认识的人，他也懒得一个一个去打招呼。吴兰珍更不消说，她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那些人，尾随着徐守仁走到中间的那个客厅。这间客厅完全改变了往日的面貌。当中挂的是史步云送的一幅大红寿幛，上面贴着一个金晃晃的大“寿”字。紧靠着这幅寿幛的左边有另一幅寿幛，上面有四个耀眼的金字：“宝婺星辉”，下款是“潘信诚敬祝”。靠这幅寿幛的右首是马慕韩送的一幅向王母恭贺的寿桃图。上沿八仙桌当中的一个寿星银盾，是冯永祥拜贺的。八仙桌前面挂的是绣着彩凤的大红缎子桌围，桌子上点着一对寿烛，熊熊的火头兴高采烈地跳跃着。中间客厅两边一直伸延到东西客厅墙壁上悬挂的是沪江纱厂梅佐贤他们送的寿幛寿匾。这三间客厅闪耀着一片刺目的红光，红光上面泛滥着各式各样的金字，当中最多最注目的是寿字。徐守仁看到这许多客人和那许多的礼物，他深深感到今天父亲在上海工商界显赫的地位，他自己也仿佛沾到一份光荣。谁不知道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哩。本来急于要上楼去吃东西，现在脚步放慢了，而且挺起了胸脯，东张西望，生怕人看不见他。可是中间的客厅是客人进出口的要道，那里墙上挂了一个鹦鹉，它像是个司仪似的，一见有人来，就张开嘴，饶舌地叫：“客人来哉，客人来哉。”许多客人从外边走进来，立刻被林宛芝、徐义德迎接过去，客人拱拱手说：“恭喜，恭喜。”“特地来给你拜寿。”
大家并没有注意徐守仁站在那里等着和他们打招呼哩。虽然没人上来和他打招呼，可是他仍然耐心地站在那里望来望去。他看到潘信诚送的那幅寿幛上面的四个字，好奇地指着寿幛，问吴兰珍：
“这是啥意思？”
吴兰珍一走进客厅，看到那热烘烘的场面，她就从心里反感；看到那许多的礼物，更不满意了。她认为这是浪费，这是庸俗，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旧社会的坏习惯的残余。更可恶的是，这个热闹的场面是姨父为林宛芝布置的，想起姨妈到徐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心中愤愤不平。她恨不得马上走出去，到楼上找一间安静的房间去看一本《青年的修养》或者是《青年团的任务》这一类的书，那比在客厅里停留或者和那些客人周旋有意义得多。因为等徐守仁，她就厌恶地站在那里，像是发痴一般。听到徐守仁问她“宝婺星辉”四个字的意思，她不耐烦地说：
“还不是说女人过生日，祝寿，有啥意思。”她拉着徐守仁的手，说，“你肚子哪能不饿了？上楼去吧。”
徐守仁点点头，搀着她的手，一同上楼去了。
今天一早，客人还没有来，大太太和朱瑞芳两个人就相互约好：不下楼招呼客人，让林宛芝一个人逞能，给她触触霉头，看看她的笑话。徐义德要给她做生日，她们两个人没法反对。自从林宛芝进了徐家的门，她们两个人说话的效力大为减少，凡事总是林宛芝说的算。林宛芝成了徐义德面前唯一的红人。啥事体林宛芝都在她们的前头。她们老想找一个机会报复，泄一口怨气，却总没有适当的机会。今天过生日，她们两个人不下去，也使亲戚朋友晓得林宛芝在徐家是没有地位的。过生日的辰光，大太太二太太都不出来，可见得她在徐家没有地位，当然也就没有面子。她们两个人没有把自己的心思向徐义德倾吐，只是说她们两个人留在楼上招呼一些内亲。其实她们两个人身上的亲戚早由她们通知不要来了，一定要来的话，也希望迟点来。所以到现在楼上的内亲和女客仍旧很少，只是马丽琳在陪着朱瑞芳。她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朱瑞芳坐着闷得慌，她想起到了徐家以后，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做过生日，越想心里越气，越想心里越闷，胸口仿佛有一块铅似的东西堵着，要把它吐出来，心里才痛快。
楼下传来高谈阔论的欢笑声，有时夹几句刻板的没有感情的出于应付的道喜声，“恭喜恭喜”呀，“给你拜寿”呀，她心里厌烦透了。她想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宁静，把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马丽琳不了解她为啥这样，也不便问她，静静地坐在那里陪伴她。
声音小了，远了。朱瑞芳拿起《解放军画报》来看。这是吴兰珍今天从学校里带来的，早一会和徐守仁下去打羽毛球，掼在她卧室的床上。她翻了几页，里面都是解放军生活的照片。她对这份画报没有兴趣，轻轻合上。门外传来乱哄哄的人声，她对门口轻蔑地说了一句：
“真讨厌！”
马丽琳随口应道：
“是呀，真讨厌。”
朱瑞芳抬头望了马丽琳一眼，仿佛现在才发现马丽琳在房间里陪伴她。
有人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
“谁？”
推开门进来的是大太太，她笑嘻嘻地说：
“关着门，我还以为你下楼去了哩。”
“下楼做啥？给那个骚货拜寿吗？”朱瑞芳说。
“当然不，”大太太坐在贴墙的紫色丝绒的双人沙发上，说，“不是讲好了不下去么。”
“那就对了。”朱瑞芳放下《解放军画报》说，“我听到楼下乱哄哄的，什么恭喜呀拜寿的，我心里就烦，特地把门关上。”
“对。”大太太走过去把卧室的门关上，表示赞同她的意见，叹了一口气，伸出三个手指，说，“这个人越来越神气了，简直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
朱瑞芳有意装出很淡泊的神情，说：
“人家的眼睛里早就没有我了，谁还晓得徐家还有个朱瑞芳哩。”
“人家不把朱瑞芳放在眼里，可是谁不晓得徐守仁是徐义德的爱子？这一点她再能也没有办法。她总不能说徐守仁不是朱瑞芳生的，是她生的。她要是生了儿子，还不哪能晓得神气哩。”
“是呀，是呀。”马丽琳附和着说，“别理她。”
“她生了儿子，是不是徐家的还很难说。”大太太撇一撇嘴。
“这种野货生的儿子，天晓得是哪一家的！”
“对。”马丽琳说。
她们相视哈哈笑了。
大太太想挑起朱瑞芳和林宛芝的仇恨，好泄心头的气忿。她怨怨艾艾地说：
“我这辈子算完了。我命里无子，没有给徐义德留下一条根，我对他不起。我在徐家伸不直腰，抬不起头，只要给我一碗粗茶淡饭，糊到眼一闭脚一伸就算了。”她抬起头来，惋惜地看看朱瑞芳，同情地说，“只是苦了你，你还年轻，你有守仁，可是你也让她压住了。她骑在你头上，今后的日子长哩，哪能过啊？”
“是呀。我是二房，讲起来和她差不多。可是，你不同啊，”朱瑞芳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你在，不管怎么样，她不能压住你，也压不住你。你是明媒正娶的，虽然没有生男育女，但总是这个呀。”她又伸出了大拇指，恭维地说，“你不像我。你到啥地方都可以站起来，都可以说话。亲戚朋友不管哪一个，谁不叫你一声大太太，有事谁敢不敬你在前头？那个人再神气也没用，只是这个。”她轻视地伸出三个手指来。
“你虽这么说，可是，那个老东西恨不得我早死早好，他哪个地方也不带我去。”大太太深深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命不好，没有生育过，我抬不起头来。”
“她生育过吗？”
大太太给朱瑞芳一提醒，她的心亮堂多了。真的，人家也没有生育过啊。她“咦”了一声，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说：
“她也没生育过啊。”
“这就对了，你为啥要怪自己的命呢？”
“是呀。”大太太接着就想起自己的青春早已消逝得了无踪迹，眼角上聚集着扇形的皱纹，白发悄悄爬上了鬓角，皮肤开始发松了。徐义德那一头好头发，真叫做“蒙不白之冤”，快五十的人了，连一根银丝也没有。她对他的头发早就不满，现在越发讨厌了。她嫉妒地说，“人家长得年轻，长得俊，长得俏，我们当然不能和她比。”
“不，还要加一点，长得骚。我们是正派人，不和她比。”
“那当然，好人不和狗比，”大太太恨恨地把“狗”这个字的声音讲得很高，好像这样心里才松快些。
像是一阵狂风，徐守仁砰的一声推门走了进来。他走进门，谁也不看，眼睛木瞪木瞪的，一个劲嚷道：
“娘，我肚子饿啦，我肚子饿啦。”
吴兰珍接着跟了进来，补充说：
“二婶，守仁早就闹饿了，现在离开饭的辰光还早，你拿点东西给他吃吧。”
“好的。”朱瑞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走过去，打开红木的柜子的抽屉，取出一盒沙利文的什锦巧克力糖和一小玻璃瓶的蜜饯无花果，放在徐守仁和吴兰珍的面前，说，“吃吧。”
这两样东西都是徐守仁的心爱之物。娘随时都要给他准备着。她每次到南京路或者是到外滩，都要给他带点糖果回来，其中必有这两样。徐守仁拿了一颗奶油巧克力，剥开外面的大红的玻璃纸和闪闪发着银光的锡纸，一口就吞下去了，接着又吃第二颗。吴兰珍没有吃巧克力，她拣了一颗蜜饯无花果，含在嘴里，细细品着那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大太太的气虽然出了些，但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阵热热闹闹的欢呼声、谈笑声、鼓掌声，林宛芝在客人当中兴高采烈的神情马上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眉头不满地皱到一起了。她心里想为啥让林宛芝一个人出现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大太太也没死，徐义德也不止这一个老婆，自己生气留在楼上不是显得很傻吗？她把心里想的这一番意思告诉了朱瑞芳。朱瑞芳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你说得对呀。我们不能老躲在楼上，要下去。你下去就坐在她旁边，摆脸色给她看，叫她下不了台，看她还能神气活现？”
“你也去吧。”大太太和朱瑞芳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两个人似乎穿了一条裤子，形影相随，一步不离。
“好，我陪你下去，怄怄她的气。”
吴兰珍边吃蜜饯无花果边听她们两人在谈话，慢慢听懂了，见她们两个人要走，便劝道：
“算了吧，下去吵啥，别理她就是啦。这种女人，在家里天天打扮得像妖怪似的，见了她，我就生气。理她做啥！”
“是呀，这种女人……”大太太撇撇嘴，没说下去。
“让她去过生日，我们在楼上白相。”吴兰珍还想劝姨妈不要去。
“我们不吵，兰珍，”朱瑞芳像是小孩子对大人说话似的，露出恳求的神情，说，“下去看看。”
“来，你也去。”大太太为了壮自己的声势，拉着亲姨侄女的手，要她一道走。
吴兰珍把手一甩，表现对这些事毫无兴趣，淡然地说：
“我刚从下边来，我不去。你们去吧，我要歇会。”
“好，好好。你们两个小鬼歇着吧，我们去。”大太太拉着朱瑞芳的手，露出不满的情绪，边说边走。
马丽琳站起来说：
“我陪你们一道去。”
朱瑞芳说：
“丽琳来，一道去。”
徐守仁站在那里，吃了巧克力又吃蜜饯无花果。他对她们那些事毫不关心，自顾吃着，一边吹着口哨，同时，用皮鞋踏着拍子。
吴兰珍拿起沙发上的《解放军画报》放到花布的提包里，悄悄地离开朱瑞芳的卧室，走进姨妈的房间里，把房门紧紧关上，好像这一来把一切嘈杂的人声、庸俗的交谈和人事的纠纷都关在门外，和她毫无牵连了。
她坐在沙发上，对着楼下说：
“这些人真无聊，整天闲着没事做，找个机会，到这儿来瞎嚷嚷。”
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感到清醒和宁静。她认为一天不看书学习，就随随便便过去，实在太可惜了。她记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段话，老记在她的心里，几乎随时都在她的脑海里出现，发出一股力量，在吸引她努力学习，好好生活，以便将来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最近，她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她要了解解放军那种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的卓绝的精神，她要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那种忘我的国际主义的崇高的品德，她要研究青年团的团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她贪婪地读着图书和刊物报纸，特别是那些青年读物，每次买到这些书，她恨不得一口都把它们吞了下去，让肚子装得满满的。她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做党的有力助手，在党的指导与培养下，献身给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事业。她把这个愿望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想到这些，她的两颊不禁微微发红了，低低地对自己说：
“你还差得远哩，要好好努力才行。”
她把《解放军画报》放在膝上，打开来，精神贯注地细细地阅读。
大太太和朱瑞芳肩并肩地下楼，马丽琳跟在后边，走到半道上，大太太在人丛中看见一道亮光从她眼前闪过，她站下来，歪过头去，对朱瑞芳说：
“你看。”
朱瑞芳的眼光在人丛中搜寻，一边问：
“啥？”
“你看看人家手上戴的啥物事。”
朱瑞芳的眼光注意到林宛芝的手。当林宛芝洋洋得意举起手来招呼新到的客人时，朱瑞芳看见她右手无名指上那一颗耀眼的大钻石戒指。她奇怪地问：
“从前没有看见她戴过么。”
“人家神通广大，有本事，”大太太轻蔑地盯了林宛芝一眼，说，“当然有人送啦。”
“谁？”
“谁晓得是哪个寿头。”
“你看她神气的，简直是目中无人。”
“当然啦，”大太太酸溜溜地说，“人家今天是寿婆么。”
朱瑞芳一直不满地注视着林宛芝。林宛芝今天穿的是短袖大红丝绒的旗袍，两只雪白的胳臂完全露在外边，左手的白金手表和右手无名指上的大钻石戒指不时在客人面前发出闪闪的亮光。从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对客厅门口那边一看，也不论那里麇集了多少人，谁都是首先看到林宛芝。她的那一身红光和两只摇晃着的胳臂夺去了所有人的视线。在她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青年，也打扮得出奇的漂亮。他的头发梳得雪亮，和他脚下的那双皮鞋一样的可以照见人，面孔刮得光光的，微微可以看出今天脸上涂了过多的香粉蜜，因为脸上过分的白，显得耳朵那里有点黄了。他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英国条子哔叽的西装，打了一条大红呢子的领带。从领带后面那里时时发出一阵阵浓烈的香水味。他站在林宛芝的身后，俨然像是徐家的主人。林宛芝招呼进来的客人，凡是工商界的朋友，他都以主人的身份过去引路，把工商界客人带到东边客厅，随后回到原来的地方，笑眯眯地望着林宛芝的苗条的背影。他是冯永祥。
那天冯永祥陪林宛芝到南京路去买钻石戒指，跑了好几家都不中意。最后他们跑到南京路四川路口永兴珠宝玉器商店，那里有一只三克拉的大钻石白金戒指，是菊花钻，做工非常精细。林宛芝用放大镜一遍又一遍欣赏，那线条细而长，闪闪发光，确实比一般做工高明。她听店员说，定价五千八百万元，一个不能少，马上把戒指放到玻璃柜台上，眼睛却一个劲不舍地望着它，嘴里说：太贵了。他窥出她的心思，在一旁怂恿她买。店员凑趣地说，“做工那么好，这么大的钻石戒指，我们店里只有这一只，全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只来。要不是你们二位来，我们还舍不得卖哩。”她想了想，决心买下。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人到弟弟斯咖啡馆喝了杯咖啡。他们坐在卡座里，在小小的暗弱的电灯光亮照耀下，她取出钻石戒指又仔细看了一番。他把戒指拿过去，凝视了一会儿，戴在她的右手的无名指上，意味深长地说：
“这也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算盘倒精，别人出钱，你送礼。”
“送礼并不在乎钱，”他最怕人提到工厂、商店和钱，因为他在工商界里混，就缺少这三样。他是无产无业也无钱的工商界著名人士。他听了她的话，耳根子有点红，旋即坦然地说，“谈到钱就庸俗了。”
“你真清高！”她近来和他讲话越来越不大客气了。
他也蛮不在乎：“可不是。”
她的左手指着自己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问他：
“你晓得这个东西可以随便送人的吗？”
他恍然大悟，懂得她的意思，顿时接过去说：
“我当然晓得。正是因为这个，我才陪你出来的。”
他两只手紧紧按着她的右手。她两眼望着他乌而发亮的头发，很久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像是喝醉了似的，脸蛋儿红而发烧。
他今天站在林宛芝右侧，暗暗得意地时不时偷偷看一看她手上的钻石戒指。
“你看她那股劲道，就像是徐义德的正房，”朱瑞芳挑逗地对大太太说。
一把嫉妒的火燃烧起大太太的仇恨和愤怒。大太太咬着牙齿说：
“有我在，她别想。就是我死了，也轮不到她，还有你哩！”
“我们走下去，”朱瑞芳觉得老是在楼梯上谈，给人看见了不好，而且看到林宛芝那股子神气劲，压抑不住心头的火，她鼓动大太太到林宛芝那边去，扫她的兴，抹她的面子，也出出这口气。她说，“我们坐到她跟前去，看她敢再神气！”
“好。”
她们两个人气呼呼地一笃一笃地走下楼，生怕人家听不见似的，有意把脚步走得很响。她们一下楼，附近就有几个女客和她们招呼、点头、道贺。大太太板着面孔，不自然地敷衍她们；朱瑞芳虽然笑脸相迎，可是皮笑肉不笑。女客们感到两位女主人有点异样，也不便多问，更不敢进一步表示热烈的祝贺。马丽琳见情势不妙，在楼上她可以一味敷衍大太太和朱瑞芳，下了楼，林宛芝也不好得罪。朱延年早告诉过她：徐义德最心爱林宛芝了，福佑以后有事还得靠徐义德帮助，得罪林宛芝就等于得罪徐义德啊。她悄悄地混到人群中去了。林宛芝看见她们两个人一同下来，心头一愣，料想情势不好，今天是自己的三十大寿，有这许多客人来拜寿，自己占了上风，面子上有了光彩，她打算忍受她们两人可能对她身上发泄的感情，准备受气；同时竭力设法缓和将要紧张起来的空气。她笑盈盈地走过来，体贴地对大太太说：
“站着累，你坐一歇吧。”
大太太斜视了她一眼，说：
“我自己会坐的，用不着你费心。”
林宛芝碰了一个钉子，她忍在肚里，表面上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并且努力缓和这个局面。她看到桌子上放着烟卷，她拿过去，敬大太太一支：
“抽根烟吧。”
“我不抽。”大太太有意把脸转过去。
“你抽吧？”林宛芝仍然不失望，她微笑地问朱瑞芳。
朱瑞芳表面很客气，实际上是一个橡皮钉子：
“谢谢你，我现在不抽，你忙着招呼客人吧。”
林宛芝把一听香烟放回到桌子上。她见大太太和朱瑞芳一同下来，而且就站在她旁边，好像一团熊熊的火焰给一张薄纸包着，随时都要出事的样子。她加倍小心，从客厅门口退了回来。她不敢离开那里，怕客人来了没人招呼，也不敢站在太前面，有大太太二太太在啊。她小心翼翼地站在客厅门里面，比大太太她们站的地方稍为后一点。她不敢笑，怕大太太她们说她得意；也不能严肃得像是板面孔，怕客人以为她在生气。她只好把面孔对着客厅的门口，尽可能不和她们面对面。
大太太气呼呼地坐在靠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朱瑞芳坐在她的旁边，正好斜对着林宛芝。大太太见林宛芝那样忍气吞声，一个劲向自己赔小心，她准备好的愤怒的拳头打不下去；同时，给她碰了两个钉子，也泄了一点心头的闷气；并且林宛芝没有刚才那股神气劲了，像是一棵萎了的向日葵似的站在她们后面，自己也有了面子。她的视线慢慢转到林宛芝的身后。冯永祥像是永远和林宛芝保持两三步的距离似的，林宛芝退后了两步，他也退后了两步。他发觉大太太和朱瑞芳带进来的那股紧张空气，自己稍为收敛了一些。他转过脸去退后几步，看花园的草地上有七八个小孩子和两三个大人在打羽毛球，望了一阵，没有兴趣，慢慢转过来，又站在离林宛芝两三步远的后面，望着她的侧影。好像站在那里帮助林宛芝招呼客人是他的一种职责，不好随便离开似的。他察觉大太太在注视他，他装作没有看见，掏出烟盒子，抽了一根香烟，燃起在抽，表示自己并不注意啥了。他嘴里吐出一个一个的圆圆的烟圈。他望着圆圆的烟圈袅袅地升起。从烟圈中他注视着林宛芝的侧影。吐完了烟圈，他眼睛斜视了一下，他发现朱瑞芳也在盯着他看。他感到自己不适宜再站在那里了。他在红寿幛和红寿烛的光芒照耀下，显得自己的脸更是热辣辣红润润的了。他借着把烟蒂送到矮圆桌上的烟盘去的机会，悻悻地向东客厅走去。
大太太的眼光跟着他也到了东客厅。东客厅北面墙角那里坐着徐义德、江菊霞和沪江纱厂会计主任勇复基他们。勇复基坐在那里不言不语，静听徐义德和江菊霞聊天，不时发出一两阵笑声。大太太对朱瑞芳向东客厅撅撅嘴。朱瑞芳跟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勃然大怒地说：
“好哇，我说为啥看不见他，原来在那里谈恋爱哩。”
“你过去，”大太太指着东客厅北面墙角徐义德那里，说，“坐在那里，听他们谈。”
“对。”朱瑞芳在客人当中摇摇摆摆走过去，好像有啥要紧的事体急着去找人。
徐义德和江菊霞谈得正起劲，忽然听到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他以为出了啥意外的事体，转过头去一看，见朱瑞芳板着面孔向自己这边走来。他知道事体不妙，本想站起来避开，想到避开反而露了马脚，不如干脆仍旧坐着不动，装作没有看见她来，继续和江菊霞谈心。他刚才的话没有说完，忽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问题上去，说：
“我觉得这次棉纺公会改选，不够慎重……”
江菊霞听得徐义德突然转到棉纺公会改选的问题上来，感到丈八和尚摸不到头脑，她亲热地叫道：
“德公，你刚才说啥？”
徐义德身后的急促的脚步声近了，知道朱瑞芳已经走到自己的身边，他有意放高嗓子大声说：
“是呀，我是说我们棉纺公会这次改选不够慎重，你是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今天要和你谈谈……”
这时她才看到徐义德身后站着朱瑞芳，静静地在听他和她谈话。她立即懂得徐义德改变话题的用意。她天衣无缝地顺口答道：
“当然，我是执行委员，你们会员有意见，我有责任听的，也有义务给你办的，效劳不到的地方还要请徐总经理多多指教。”
“执行委员太客气了，”徐义德也改变了称呼，两个人好像突然变得很陌生，而且很客气。他说，“我认为棉纺公会改选应该照顾各方面，网罗各种人才。”
“是呀，外边对我们棉纺公会有不少闲言闲语，说我们棉纺公会的委员代表性不够广泛，就是几个大头在操纵，中小厂照顾不够，就连沪江这样规模的厂也没有一名执行委员，实在太不合理啊。”她之所以能当上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主要是因为和史步云的亲戚的关系，否则，保险连委员也当不上。她侃侃而谈，眼睛既不望着徐义德，也不看朱瑞芳，却对着坐在她对面的勇复基，说，“是？你是不是也听到一些？”
勇复基不知道他们海阔天空谈啥，一会东一会西，叫他摸不着头脑。既然江菊霞问他是不是，他不假思索，含含糊糊地应道：
“是的，是的。”
徐义德感激她的同情，说：
“是呀，沪江这爿厂在上海来说，也不算小，连个执行委员也没有，太不像话了。”他想起这次改选棉纺公会徐义德没当上执行委员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冯永祥不够朋友。他答应了考虑，改选出来却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委员。起不了啥作用。他感慨系之地摇摇头说，“这次改选棉纺公会，我总觉得不够慎重，遗憾，遗憾。”
她懂得是给他自己叹息，便凑趣地说：
“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照我个人看来，徐总经理应该当选为执行委员的。这次考虑不够慎重，下次改选，徐总经理一定会当执行委员的。”
徐总经理脸红红的说：
“我个人倒无所谓，最近忙得很，也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我并不计较委员和执行委员，倒是从我们棉纺公会着想，能多一些人工作，就多一份力量啊。”
朱瑞芳站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是在谈公事，那不必在背后听，索性坐下去，参加他们谈。她很随便坐下去，给勇复基和江菊霞点了点头。徐义德看朱瑞芳坐下来，刚才为了让她听而说的一番话估计很成功，至少说明他是在谈正经事。现在他可以不露痕迹地走开了，因为当着朱瑞芳的面，没有啥好谈了。他对朱瑞芳说：
“你来得正好，给我陪陪客人。我的公事谈完了，要到那边去招呼一下。”他指着马慕韩、朱延年那一堆人说。
“好吧，你忙去吧。”
徐义德走了，留下一个尴尬的局面。江菊霞和朱瑞芳无话好谈，她认为自己不必过分敷衍她。朱瑞芳是带着嫉妒和憎恨的情绪来的，必要时，她准备给江菊霞一个难堪。她只听到一点点传说，风呀，雨的，徐义德和江菊霞有些啥暧昧关系，她不知道。在徐家只有林宛芝一个人了解这个详情，可是林宛芝从来没和她们谈过这些事。朱瑞芳刚才在后面听了一阵，也抓不到啥把柄，心里正在苦闷。勇复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人员，他对人就像是对待数目字当中的小数点似的，生怕弄错，那出入很大的。他永远把自己保持在一切是非的漩涡之外，他不干预任何事体，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就连三岁娃娃，他也不去碰他一下。他今天来拜寿的目的不过是一种职业上的应酬，找机会坐在徐总经理附近，好让他知道勇某人到了。徐义德晓得他是一个怕惹是生非的人，和江菊霞谈话无须避开他，有了他坐在旁边反而可以起一种掩护的作用。三个人沉默地坐在那儿，谁也不吭气。朱延年和马慕韩谈得很起劲，嗓门又高，显得他们这儿三个更加冷静得可怕。朱瑞芳眼睛对着勇复基，有意不看江菊霞，暗中却又不时睨视她一眼。她把江菊霞冷落在一边，打破沉默，对勇复基说：
“近来厂里很忙吗？”
勇复基恭恭敬敬地欠着身子说：
“是的，很忙，很忙。”
“你们的生活好吗？”
“很好，”勇复基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有点拘谨地说，“现在生活很好，很好。”
勇复基这样小心翼翼地简单答复问题，使朱瑞芳很难谈下去。江菊霞听到这些公式的寒暄也感到腻味。东客厅左边的书房里忽然爆裂开一阵喝彩的掌声，吸引了客厅里客人的注意。一会儿，这掌声消逝了，大家又安静地谈论自己的题目。这掌声救了江菊霞。她自言自语地说：“啥事体呀？这样高兴！”她很自然地站了起来，眼睛盯着书房的门，没有和朱瑞芳、勇复基他们打招呼，悄悄地走去。
朱瑞芳指着她的背影问勇复基：
“他们刚才谈啥？”
“我不晓得。”
“给我讲，没有关系，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他们谈啥哩。”
“谈啥？我听到一些……”
朱瑞芳聚精会神地在听勇复基谈。她希望在他嘴里能够发现一些秘密。勇复基说：
“他们谈改选委员会的问题……”
朱瑞芳听他说这个，大为失望，淡淡地说：
“这个我晓得，我在后面听见的。”
“啊！”勇复基吃了一惊，暗自想她在哪个后面听见的呢？讲话得小心一点，别弄出岔子来。这不是一般的是非，这是徐总经理家里的事体，别沾边，有啥差池，那是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的。他警告自己要小心，要留神。
“这以前他们谈啥？”
“这个，”他抬起头来，仿佛在仔细回想，半晌，说，“我不晓得。”
“你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
“是呀，坐在这里，哪能不晓得呢？”他反问自己。他想，对朱瑞芳不可得罪，她就是徐守仁的母亲，而徐守仁是徐总经理的爱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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