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
“所以你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地下时期，你领导工人和反动政府斗争不麻烦吗？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志，袁国强同志为了革命，连生命都献出了。全国不晓得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解放后，你做工会工作不麻烦吗？就是你在党内担任个小组长，组里有各种思想情况和各种复杂问题的组员不麻烦吗？同志，做革命工作，都有麻烦，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不过是各种麻烦不同罢了。毛主席讲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之一。你不做，叫谁做呢？大家都不做，那要不要革命呢？……”
“杨部长，”杨部长的话碰到严志发思想上的病位，他听杨部长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感到自己懂得太少了。他想听下去，给自己多长见识，对党的路线政策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又不想听下去，那是因为自己的理由给杨部长这一说，全不值得提。他心中承认自己不对，暗暗往后撤退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提意见了。
杨部长听他叫了一声没说下去，喝了一口开水，微笑地说：
“这一次是你打断了我……”
“请你说吧，杨部长。”
“我看你还不只是怕麻烦，”杨部长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外科大夫，他手里拿着一把犀利的刀子，打开患处，很仔细地把腐皮烂肉割下来，割得很干净，病人虽然有点痛，但是好得快。他说，“你主要的是怕和那些人往来，说得深一点，是怕和他们往来之后，受他们影响，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做工会工作稳当些。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如果你站稳工人阶级和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那你怕啥呢？怕和他们往来，不是表现你的坚强，恰恰是反映出你的脆弱，经不住考验，没有把握么？”
严志发猛地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杨部长的手：
“这一次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话了，杨部长。我懂了，别的同志为革命连生命都牺牲了，我连这点工作都不能做吗？我一定做。”他激动地注视着杨部长，宣誓似地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做好统战委员工作。”
杨部长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说：
“好！”
严志发像是一列火车，经过了长远的旅途的奔波，煤用得差不多，水也消耗了不少，力竭声嘶地到了一个加煤加水的站头。刚才杨部长那一番话，就是无数的烟煤和大量的水加到严志发的火车头里，有了动力，严志发这一列火车又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地啌隆啌隆地向着远大的前程奔驰了。他走到杨部长的门口时，回过头来，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对余静说：
“做吧。”
余静会意地说：
“向你看齐。”
杨部长对余静说：
“志发是个好同志，给他谈通了，他做起来比谁都卖力气，从来不晓得疲倦。”
“是的，他在厂里的群众威信很高。”
“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个下午了吧？”
“唔。”杨部长把办公桌上的电灯扭开了。“接着谈吧，用不着休息。”
坐在他身后的那个年轻女同志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很暗，她过去开了电灯，送了两杯开水过来，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埋到桌子上抄写去了。
余静说：
“要不要先把我们厂里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你给区委的报告，我看了两遍。报告上已经写了的就不要再汇报了。”
“那我从那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的。劳资协商会议以后，车间的生活是不是好做了一些？”杨部长关心地首先问这个问题。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确实比较好做了，断头减少，出勤增加，出纱品质由第三级提高到第二级了。……”
“转变得这么快？”杨部长怀疑地问，“生活从此一直好做了？”
“没有，好了不到半个月光景，生活慢慢又不好做了。最近，生活更难做了，断头多了，飞纱也多了，产品质量降低了，……”
“只有缺勤率增加？”杨部长笑着给余静加了一句。
“你说得对，现在差不多恢复那次生活难做的老样子，车间里又唉声叹气，张三怪李四，李四怪张三。”
“你们和徐义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提了，他说是上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厂里派人到花纱布公司交涉，交涉了好几次，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才好一点，生活就好做得多了。最近大概是因为棉花缺货，质量差一点，生活不好做。希望工人同志动动脑筋，把机器保全好一点，清洁卫生工作注意一些，生活慢慢会好做的。目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杨部长听余静谈到这里，他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翠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回忆余静给区委报告上所说的情形，徐义德那张狡猾而又阴险的面孔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了想，说：
“余静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上了徐义德的当。”
“我上了徐义德的当？”余静不解地问，“为啥？”
“你们那次劳资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徐义德欺骗了你们。他当时看到工人同志们普遍不满的情绪，把问题提到他面前，无可抵赖，只好承认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但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花纱布公司身上，并且表示负责去交涉。过了没两天，生活渐渐好做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狡猾而毒辣的阴谋，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生活好做了，这一方面缓和了当时工人高涨起来的斗争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从事实上把责任完全推给花纱布公司，叫工人同志看：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一好，生活就好做了。生活难做和徐义德没有关系。可是，为啥现在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忽然又坏了呢？这就是徐义德事先安排好的诡计：等大家情绪缓和下去，出勤率增加，再慢慢恢复老样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剥削工人获得超额利润呢？这么一来，生活难做的责任不在他，钞票却上了他的腰包。”
“会有这样的事体吗？”余静大吃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很年轻，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现在怎么办呢？”余静想不到解放后还有这样坏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生活难做显然是徐义德搞的鬼，关键问题是原棉。最近需要再开一次劳资协商会议，顺水推舟，徐义德说最近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那就根据花纱布公司配来的原棉来一次重点试纺。我估计他不好正面反对的。重点试纺，要有领导，要有计划，要组织各车间的力量，在进步骨干分子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看纺出来的结果怎样。我估计纺出来的纱一定很好，那就可以根据重点试纺揭露徐义德的阴谋。通过这一次斗争，可以启发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总之，可以把沪江纱厂的工作推进一步。事先，党团要开会好好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啥事体都好办了。”
“重点试纺这个办法很妙，只是我们厂里党团员太少，办起事来总觉得人手不够。”余静一想到干部，就有点担忧，她要求道，“杨部长，可以不可以调点干部到我们厂里来？”
“又是干部问题。到处要钱要人——批预算，调干部。可是现在区里派不出干部。”杨部长耸耸肩膀，过了一会说，“干部就在你们厂里。”
“在我们厂里？”她不解地问。
“一点不错。”杨部长肯定地说，“群众是干部的泉源，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干部，关键在于领导上的发现和培养。不发展党团员，啥地方有党团员呢？”
“人手不够，马上培养也来不及。我们厂里党的力量太弱，总共只有六个党员，两个还是候补，团员也只有九个。”
“啥辰光培养才来得及呢？”
她发现自己说错了，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杨部长严肃地说下去：
“你们厂里工人差不多快两千，加上职员和资本家代理人就超过两千。党的力量太薄弱了。余静同志，我看，你们在发展组织这个问题上有保守思想，要克服，应该快点发展一些优秀的工人同志到我们党里来，到青年团里来。放手培养骨干，大胆提拔一批干部。通过骨干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啥工作都好做了。”
“杨部长，你批评得对，击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在发展组织上是有保守思想的，要求对象十全十美，又不注意很好地培养对象。上海解放两年多了，只发展了两个党员，团员一共只发展九个，确实太少了。”
“每一次大的运动当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进步分子，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培养他，提高他，那我们的干部就不愁了。……”
“还有问题吗？”杨部长又问。
“还有一个问题，”余静说到这里笑了，“不过已经解决了。”
“问题不谈就解决了？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谈谈看。”杨部长笑了。
“就是统战委员问题，接到区委的通知，我们也要建立……”
杨部长插上去说：
“是呀，执行区委的指示，任何厂不能例外的。你们厂很大，统战对象不少，更需要建立。”
“建立是要建立，只是支部里的党员对这个问题思想上有点搞不通，本来要提出来向你请示。听你和志发同志谈，我有了本钱，回去可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了。”
“那你得了外快，问题没谈就解决了。”杨部长很轻松地站了起来，燃了一支香烟，说，“不过，思想的钥匙是不止开一个门的，它可以开很多类似的门。”
“那是的。”余静想起了戚宝珍，问道，“宝珍这两天好些吗？”
戚宝珍是杨部长的爱人，是余静的姑表姊妹。因为身体不好，她没有工作，在家里休养。杨部长说：
“这两天还好。”
“带个信，给我问候她。过两天空一点，我去看她。”余静站了起来。
“好的。”
杨部长转过身子关心地望着他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同志，说：
“小叶，抄了半天报告要累了，该下班了。”
“不累，”她仰起头来，一张滚圆的脸上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说，“还有一点就抄完了。”
“不要抄了，明天再抄吧。来，”他对小叶招招手，说，“刚才谈话，忘记给你们介绍了，余静同志，这是我们统战部的秘书，小叶，叫叶月芳。以后你有事找我，要是我不在，你找她好了，她会告诉我的。”
“好的。”余静走过来，握着小叶的手，亲热地说，“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小叶的圆脸上浮起两个小酒窝，说：
“欢迎你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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