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同志来了,汤阿英等你哩。”
钟佩文立刻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恳求地说:
“你也参加一个。”
余静摸不着头脑,她思索地凝视着钟佩文:
“文教委员,又有啥花样经?”余静慢吞吞地说,“要我参加啥?"
赵得宝把钟佩文动员人参加合唱队的事说了一遍,代余静回答了钟佩文:
“你就饶了她吧,小钟,余静同志整天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她哪有时间参加这个。”
“越是忙,越要参加;工作时候工作,娱乐时候娱乐嘛。”
“你还有理论哩?”余静笑着说。
“是呀,谁也说不过小钟。”赵得宝插上去说,“工会里有我带头参加就行了。”
“不,唱歌也不好派代表的,余静同志,你说,是吗?”
“我参加一个,小钟,不过,忙的辰光让我请假。”
“好的。”钟佩文同意余静的意见。
余静今年虽然不过二十五岁,可是在细纱间挡车快八年了。上海解放前一年,在地下时期,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沪江纱厂党的力量很薄弱,现在连余静在内也只有六个党员,其中还有三个是候补党员。原来的组织关系没有打通,上海解放以后才打通,建立了支部,余静被选为支部书记。她离开细纱间,脱产专门搞党的和工会的工作。工会建立,她当选了工会主席。她从一清早进厂起,就忙个不停,不是那里开会,就是这里谈话,或者到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去,要么,区工会办事处一个电话把她找去。到了晚上,别人下班了,她还留在工会里,写汇报,填表格,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她虽然这样忙,却十分愉快,从来不感到疲倦,觉得越忙,给革命尽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劲道。不管工作怎么忙碌,她对于唱歌的兴趣,绝没有因此有些减低,一有空闲,或者是回到屋里去的辰光,她一个人爱哼几句,但一旦被人发现,她却腼腆地闭上了嘴。开会的辰光集体唱个歌,或者是在操场上大家唱歌的时候,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个。如果要她单独唱啥歌,她总是羞涩地一扭头逃避开去。钟佩文邀请她参加,本来她就要答应的,给赵得宝那么一说,她又不好开口,等钟佩文再一次邀请,她很快答应了。她听说阿英在等她,便走到汤阿英面前,坐在那张板凳上,关怀地问道:
“阿英,找我有啥事体吗?”
“有点小事,”汤阿英注视着余静,嘴唇动了动,犹犹豫豫,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啥事体?”余静歪着头问她。
汤阿英想:她和余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没有送一份厚礼给余静,提出来,余静会答应吗?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不提,事体不会成功的。她正在左右为难,余静开口了:
“阿英,有啥事体,尽管对我说好了,自家姐妹,不是外人,有啥不好说的。你大胆说吧。”
她浑身感到一种温暖,像是对着最好的亲人一样,心中的话不得不说出来:
“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吗?”
“你没有提出啥要求,我怎么答应呢?”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她没有说下去。
“你家里有啥困难?”余静关怀地问。
“不是我的事体,”汤阿英话到了嘴边,又停下来了。
“说吧,”赵得宝在一旁听得有点急了,说,“只要行,余静同志一定答应的;不行,余静同志也会马上告诉你的。余静同志是愿意帮助人的。她办事一点不敷衍,一是一,二是二。阿英,痛痛快快地说吧。”
汤阿英抬起头来,说:
“现在厂里人手够吗?余静同志。”
“人手还不够,你想介绍人吗?”余静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汤阿英的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和钦佩。
“听你那口气,工会主席会猜不出?”钟佩文用唱歌的调子说,尾音拖得很长。
“梅厂长要开足锭子,增加生产,今天又增加了几十个临时工,还是不够。我刚才到车间里去看,夜班比日班更累。你有人介绍来,正好,是谁?”
“我有一个干姐妹,叫谭招弟,原来也是做厂的,生病歇了生意,闲在家里,手艺不错,能介绍来吗?”
“你对她了解吗?”
“了解了解。她,人很好,很单纯,只是有点性子急。”
“她原来在哪个车间做的?”
“在筒摇间,挡摇纱车的。”
“多大啦?”
“二十五。”
“有几年工龄?”
汤阿英想了想,说:
“七年光景。”
“那你明天把她带来。”
汤阿英怀疑地望着余静:
“你已经答应了吗?”
余静看她那股怀疑的神情不禁笑了,说:
“是的,答应了。”
汤阿英想起解放以前介绍一个工人到厂里多么不容易,没有靠山,就别想跨进工厂的大门,就是她自己走进沪江纱厂也是经过一番困难的。现在余静立刻答应了,一没有送礼,二没有说情,她还是有点不相信,试探地说:
“我明天就带她来?”
“对。”余静肯定地说,“我们工会介绍给厂方。”
“好的,好的。”汤阿英从心眼里笑开了,她的眼光注视着当中墙壁上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想起上海解放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她为谭招弟感到幸福。
“你明天上班把谭招弟带来,迟了,怕人手够了,厂方不要。”余静说,“阿英,还有啥事体吗?”
“没有了,”汤阿英站了起来,说,“我得赶紧通知她去。”
“以后有啥事体,尽管来找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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