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每座城市只有一幢房屋；倘若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一百万人，几百万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巨大的穹顶之下，像一家人一样；倘若他们都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抗拒社会的任性对他们命运的摆布，那么城市将会变成怎样的舞台呢？仇恨，这种由高级思维和可怕情感而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彼此具有诱发性的污染，是否会消除呢？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悲剧是否会从社会的节目单上减少一些呢？
呵，你这年轻的城市，你这三百万儿女的母亲呵，当你目睹你的孩子们之间由于受命运的捉弄而彼此仇恨甚至产生彼此杀戮的动机时，你又为什么那样麻木那样无动于衷地缄默着？难道你对他们的爱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而变得如冰一样冷如水一样淡了么？哦你快看呀，你快将你的脸转向这一条在昨天热闹的喜剧和严峻的悲剧同时发生过的小胡同呀！你快将你的目光注视到那个残留着花圈的灰烬和喜庆的彩纸屑的院落呀！你快将你的制止的呼喊从贴着双喜字的倾斜的门和低矮的窗传入寒酸的新房啊！你看到了么你？你的一个孩子，由于仇恨的作用，又一次操起了尖刀！
世间未经探勘的险境，不在大陆上，不在海洋中，而在人们的头脑和心里。某些人的人格防线一旦受到袭击甚至被突破，他们心底里激起的报复的狂飙是猛烈于一般人十倍的。
郭立伟在磨刀石上霍霍磨刀，猛烈的渴望实行报复的狂飙在他胸膛内卷荡呼啸。他手中的尖刀在磨刀石上推磨一下，报复的狂飙便在他胸膛内冲腾一次。它是那么样的猛烈，仿佛就要鼓破他的胸膛，随之鼓破这小小的新房，在天地间造成一种真正的风暴！
受伤的蚌用珠来补它们的壳。
郭家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是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受的种种屈辱和艰难岁月所沉淀的同质岩层。
十几年前，他们家这一带的小街窄巷，还都没有下水道。各家各户的脏水，是靠脏水车运到市郊的下水道总口的，每天早晚各送一次。拉脏水车的，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伴着这匹老马走街串巷的，是郭家兄弟的父亲。父亲手持木梆，蹒跚地跟着老马踉踉跄跄的步子，不停地机械地敲着，在每一个大杂院前都必须停一阵。各家各户的人听到梆声，便从家中拎出或抬出脏水桶，倒入铁箱式的脏水车。他们家原先并不住在这一带，家境原先也并不很贫困。甚至还可以说是个小康之家。他们的父亲，曾开过一个卖杂货的小铺子。小铺子归公后，家中曾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父亲每月也有固定收入。后来，他们的父亲由于贪污罪被判了刑。当警车开入他们家住的那条街道时，弟兄俩和许多小孩子一块儿跟在警车后面奔跑，一块儿呼喊：“抓坏人喽！抓坏人喽！”警车却在他们家门外停住了，父亲被铐着锃亮的手铐从家中带出来，押上了警车……
那一年哥哥十四岁，弟弟九岁。
他们不相信父亲会是一个贪污犯。他们幻想着明天、后天，最迟大后天，会有另外一辆车，当然不应该是警车，将父亲送回家。警员们会羞愧而负疚地当众向父亲，向母亲，也向他们赔礼道歉，郑重地为他们家恢复名誉。
倒是有另外一辆车开到了他家门前。不是送回父亲，不是来为他们家恢复名誉。
而是查封他们的家。
父亲果真是一个贪污犯，而且是一个长期贪污、多次贪污的贪污犯。
父亲已在法律面前低头认罪了，被判刑八年。
父亲在外还供养着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女人，和那女人姘居了整整六年……
家中的房产、家具、存款都统统被没收充公了。
母亲不得不带着他们来到这条小胡同这个大杂院住下。
他们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尊敬对父亲的血缘之亲骨肉之情，连同“父亲”两个字从他们快乐的儿童世界中抹掉了。羞耻如同厚厚的茧壳一层层缠裹住蚕蛹，从此缠裹住了他们还未接触过任何丑恶的幼小心灵。他们不能理解那个在家中似乎对母亲很体贴，在邻居面前似乎很正派的父亲，原来竟是一个伪君子。这种忍心的欺骗使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生活可怕又可耻的另一面受到强烈无比的震撼。
他们从此变成了两个孤僻的自卑的孩子。
父亲由于生病提前三年获释。
母亲居然还将父亲接回了家！弟兄俩不跟父亲说一句话，也对母亲产生了鄙视，对母亲变得粗暴起来。父亲卑下地承受着儿子们对自己的惩罚，母亲隐忍着儿子们的粗暴。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两兄弟都没有加入“红卫兵”。他们自认为是比那些“走资派”、“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子女们更卑贱的人。那些子女们也还有暗中互相同情的伙伴，而他们则属于“坏分子”的后代。“坏分子”的内涵除了贪污犯还包括盗窃犯、抢劫犯、强奸犯、诈骗犯。他们觉得自己是掉进了社会的垃圾桶里。
按照“给出路”的政策，父亲成了这一带赶脏水车的人，一个哑巴似的最负责的赶脏水车的人。
父亲每天在这一带小街窄巷中敲起梆子的时间，从未早过或迟过一分钟。是想以此向人们表示忏悔？还是想以此获得人们的一点怜悯？只有父亲自己心里知道。从没有谁对父亲表示过什么，他在人们眼中与那匹拉脏水车的老马没有区别。
那匹拉脏水车的老马，生命力是很强的，并没在哪一天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突然倒下。父亲却在有一天帮一个女人拎起脏水桶往脏水车里倒时突然倒下了。脏水泼了他一身，再也没爬起来。
兄弟俩的耳膜又开始熟悉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像木梆声一样单调，但绝不如木梆声那么脆响的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
母亲纺石棉线的声音。
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那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中，满屋飘飞着白雪般的石棉的飞絮，哥哥伏在小炕桌上，聚精会神地解数学题或几何题，仿佛社会上发生的一切“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毫不相干，他要独自进入一个数学或几何的世界里去似的。而弟弟则缩在墙角，瞪大眼睛编织着该属于成年人的梦——塞满一个个抽屉的钱，宽敞的房子，体面的衣着和人们的真诚的尊敬，借以哄骗自己那颗幼小的心灵。
弟弟当时唯一能够获得安慰的是：哥哥在学校里曾是个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的学生。这一点如一缕烛光照耀在弟弟身上，也照耀在弟弟心里。虽然小小的自珍的蜡烛是持在哥哥手中的，却使弟弟感受到了那微弱的烛光对他的宝贵。因为弟弟连任何一点可以持举自照的光辉也没有。弟弟对哥哥的情感之中，也包含有感激、尊重和崇敬。他总在暗暗地想，“文化大革命”早晚会结束的，那时哥哥一定会考入一所名牌大学。那时他将可以不无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哥哥……”
有天晚上，他早早就躺下了，母亲以为他睡着了，对哥哥谈起了父亲。
“你不要再恨你父亲了，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他也怪可怜的……”自从父亲被判刑后，母亲一下子变得至少苍老了十五岁，变成了一个老太婆。连声音也变得苍老了，没有丝毫韵调了。母亲的声音，就如同那纺石棉线的嗡嗡声的一部分。
哥哥一个字也没回答。
“被坏女人缠住的男人都没个好结果……”
“……”
“你在听妈说话么？”
“妈，你别再对我提他！也不要再对弟弟提他！”哥哥的语气中流露着毫不掩饰的憎恨。
纺车疲惫地嗡嗡响了一阵后，他听到了母亲的一声悠长的叹息。这声叹息就像一个因窒闷而昏死过去的人发出的第一声呻吟。
“也许是我将他害到那种地步……”母亲又嗫嚅地说了一句。
他听到了哥哥摔课本的声音。
“你不愿听，妈也得说……妈不定哪天两眼一闭，两腿一蹬，就到阴间去了……不对你说，到了阴间，你父亲的鬼魂会恨我，就像你们恨他……”
啪！又是一响。
纺车疲惫地嗡嗡着。
“妈觉得你已经长大了，才对你说。户口本上写着，妈和你父亲同岁。其实你父亲比我小五岁……那小铺子早先是你姥爷开的，你父亲是铺子里的伙计。后来你姥爷死了，你父亲就娶了我……那一年你父亲十七，我二十二……第二年就生下了你，隔了五年又生下了你弟。生下你弟后，妈作了一场大病。病好后，就再也没对你父亲尽过一个女人的……本分……”
纺车的嗡嗡声忽然急而大起来了。
母亲苍老的、没有丝毫韵调的声音，仿佛从极遥远极幽深的一个洞穴里传来，仿佛带着一股寒潮的冷气，使他感到屋里凉森森的。
“我觉得亏待了你父亲，主动提出要和他离了。他觉得那样又亏待了我，自己良心上过不去……他也舍不得撇下你们，他是真舍不得……那个女人我虽没见过，可我知道你父亲和她的事……我没想到你父亲为了用钱拢住她，会犯下贪污的罪……他当初是真舍不得你们……”
他觉得那股寒潮的冷气直沁到心里，他冷得瑟瑟发抖。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紧闭着眼睛，整个身体绷得都快抽搐起来了。
嗡……嗡……嗡……
这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快，充满了小小的空间。他觉得母亲正在机械地将她自己，将哥哥，也将他一块儿纺进石棉线。他觉得他的四肢，他的整个身体都像麻花似的扭转着，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抻着，抻着，抻得细细的长长的，又被骤然放松，绕到了纺车轮上……
母亲讲的那些话，从始到终，都没有任何韵调，不带任何感情。她仿佛在尽着一次早晚得尽到的既不是情愿也不是被强迫的义务，那些话像从没拧紧的笼头里滴滴答答淌出来的一股自来水。
听不到哥哥的任何声息。
哥哥似乎不存在了。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噩梦：父亲将木梆举在他耳畔，不停地敲击着，不停地对他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真舍不得你们，我是真舍不得你们，我是真舍不得你们……”父亲的头忽然变成了那匹拉脏水车的老马的马头，大张着马嘴，暴露出一排稀疏的参差不齐的马齿，要啃他的脸……
他惊醒后，出了一身冷汗，被子褥子湿漉漉的……
第二天早晨，他第一眼看到哥哥时，觉得哥哥变得陌生了。
一夜之间，哥哥那张本来就缺少青年人所应具有的种种表情的脸上，除了阴郁的缄默——如果缄默也可以算作一种表情的话，就再难寻找出别的什么表情的虚线了。
哥哥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低声问：“立伟你怎么了？你病了？……”
只有从哥哥的话语中，还能听出哥哥一向对他深深怀有的手足之情。
“我没病……”
“那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
“我……觉得夜里有点冷……”
“冷？……”
哥哥将一只手放在他额头上。
他并未发烧。
…………
那单调的持续不止的使人欲眠的嗡嗡声有一天中断了。当哥哥放下课本，弟弟从那种概念化的幻想中抬起头来时，他们才发现母亲已倒在纺车旁。母亲脸上、头发上和衣服上，落着一层灰色的毛茸茸的石棉絮。
那种嗡嗡之声首先将母亲催眠了，再也没醒……
他们毕竟是爱母亲的，母亲毕竟是他们唯一的相依为命的亲人。他们认为母亲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有罪过的女人。他们心中因为母亲的死而充满了悲哀，他们为母亲也为自己默默地流了许多泪，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声哭。
他们没有请来任何一位邻人帮助料理母亲的后事。他们用温水轻轻地给母亲洗了几遍脸，洗了几遍头发，洗了几遍手，洗了几遍脚。他们给母亲脱去了落满石棉絮的外衣，破旧的衬衣，翻出母亲生前舍不得穿的一套新衣服和干净衬衣，互相配合着给母亲换上了。
当母亲那瘦得可怜的、枯槁的、皮肉松弛的身体赤裸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不由得慢慢曲下双膝，虔诚地在母亲身体两旁跪下了。
母亲的两只乳房干瘪地塌在条条肋廓清晰可见的胸上，像被婴儿吮扁了的胶皮奶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他想含住母亲那变成黑色了的乳头，从母亲的乳房中再吸吮到什么，无论是奶汁还是别的什么。
他一下子扑在母亲身上，紧紧抱住了母亲的身体，从心底里叫出了两个字：“妈妈！”
过了许久许久，哥哥才轻轻将他从母亲身上拽起。
给母亲换好衣服后，哥哥跪在炕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他也跪在炕上给母亲磕头。磕了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兄弟俩将母亲用家中最好的一床被子包住，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推着经过半个城市，推到了远在市郊的火葬场……
不久，哥哥拿起了那被父亲敲过的油光的木梆。这是经过哥哥请求，区民政局批准才获得的权利。哥哥挑起了养活自己也养活弟弟的担子。
一天早晨，哥哥没按时醒。弟弟却醒了，悄悄爬起，悄悄穿好衣服，悄悄溜出了家门。
他要替哥哥赶一次脏水车。
那匹老马刚拐进一条小胡同，一蹄踏在冰上，猝然跪倒。
沉重的车辕压断了他的一条腿。
不负责任的医生，将他的断腿接得过于草率。石膏拆掉后，他成了一个“颠脚”。
又过了不久，哥哥不得不撇下他到北大荒去了。
他从哥哥手里接过了木梆，每天清晨颠着一只脚，敲着梆子，一步一倾地跟随在拉脏水车的老马旁。
每天夜晚，当他熄了灯，孤独地躺在炕上后，想到自己将可能一生都成为那辆脏水车的一部分，他就对人生陷入了绝望。
他开始抽烟了。
二十四元的工资，一半吃到了胃里，一半吸到了肺里。
每次将脏水车赶近下水道总口，他都要蹦到车辕上半坐着，一手紧紧扳住车闸。那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冬天，路面的雪被一天往返两次的脏水车轮碾压得很实很滑。路尽头有一排七倒八歪的木栅，越过木栅是十几米高的石垒的断壁。脏水车在木栅前调转，脏水就从那里像瀑布般泻下，与全市下水道的脏水汇在一起，形成一条污秽的浊流，缓缓地淌向远处。脏水结成的黑色的、浑黄的、深褐的或浅紫色的冰，相间相衬地悬挂在石垒的断壁上，如同人工合成的水乳石。
一天，当他又像往常一样蹦上了车辕，控制着脏水车向下滑时，他心里骤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与脏水车与那匹苟延残喘而又不堪重负的老马一块儿报销。
他放开了紧扳车闸的那只手，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辆雪橇上，耳畔风声呼呼……
完全是人的希望生存的本能拯救了他。他猛地睁开眼睛，俯下身去扳车闸，却一头从车辕上栽了下去。
他抬头看见了脏水车怎样疾速地推着那匹老马，撞断木栅，从他眼中隐去了，他也听到了一种破碎的声音……
他站起来，一步步走到了木栅前，但见车箱已摔为几片铁皮，浊流中露出半个马头和一条马腿……
他自己制造的这场惨剧，使他失业了。
于是某些街道干部们觉得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动员他“上山下乡”。
他说：“我算病残青年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回答：“贫下中农照样会欢迎你的！你如果都上山下乡了，对那些泡在城市的青年不是更能起带头作用吗？”
他拒绝起这种带头作用。他并不怕艰苦，只想要与什么东西对抗。他能够对抗的唯“上山下乡运动”而已。
城市，你还记得当年那个闻名全市，绰号“半导体”的颠足青年吗？“半导体”不广播革命歌曲也不广播“最高指示”，“它”只充满血腥的传布斗殴新闻。“它”对那些以争雄斗狠为常事的流氓，具有着不可轻视的威胁性。在一般青年中，“它”是传奇式的可畏的一方悍霸；在普通市民中，“它”造成恐惧。
这颠足的青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终于自以为寻找到了体现自己尊严和回击别人欺辱的方式——暴力手段。
他用一株小榆树制作了一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当成武器。与人打架时，出其不意地倒挥起手杖，钩住对手的脖子，猛力将对手勾倒，然后用手杖痛打。
他不怕死。不怕打死对手，不怕被对手打死。他是个亡命徒。只有每个月收到哥哥从北大荒寄来的汇款单那一天，理智和人性才归复，像鸟儿归巢。但归复是短暂的。有时延续一整天或几天，有时仅仅是片刻的忏悔，瞬间的灵魂不安，又会被新的挑衅和报复的欲念所燃烧。他所进行的种种挑衅和报复，体现着对生活本身、对整个社会的盲目的挑衅与报复。他在种种挑衅和报复之中，获得心理上精神上的快感，获得超乎正常人的非正常的病态体验。他像一颗火药充足但无定时器的炸弹，随时预备自我爆炸，同时炸死他人。
在哥哥每年探家的日子里，他才是安宁的、温良的、本分的。判若两人。甚至不出门，整日呆在家里，变着样给哥哥做好吃的。并且预先警告他的兄弟伙，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登门去找他。邻居们惧怕他，谁也不愿多事向他的哥哥讲他什么。
有一年哥哥回家探亲，他却被押在监狱里。
哥哥带着母亲的骨灰盒去探监。
隔着铁栏，哥哥给他跪下了，举着母亲的骨灰盒，盯着他，对他说：“咱们老郭家，在城市里的人，只有你一个了。谁提到了你，就是提到了咱们老郭家。难道父亲给咱们家造成的耻辱你还嫌不够吗？你今天对着我，也对着死去的母亲发誓，出狱后要改邪归正！否则，我以后永远不再回到城市里来了……”
望着哥哥，他耳边仿佛又听到了木梆声，又听到了纺车转动的嗡嗡声……
跪着的哥哥，脸上没有苦口婆心的表情，没有哀哀劝导的神情，没有乞求，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也没有希望。任何一种表情都没有，一张“空白”的脸。
他完全看得出来，哥哥心里是有准备不再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了。
一阵痉挛滚过他的心头。
他说：“我什么誓也不发，你两年后再回来一次吧！……”
出狱后，他跟兄弟们绝交了。他放弃了一方“首领”的地位。他知道为此他将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许是以生命为代价，偿还那些结下的仇恨。他将手杖剁为三截，烧了。他受到了数次报复。每一次都被打得很惨，身上处处是伤。有次被一刀捅进腹部，切断了小肠。路人将他送进医院，他这条命才活了下来……
这个昔日可怕的报复者，在被冷酷无情甚而欲置之死地的报复中，重新赎回了他自己。
…………
今天，他又要实行报复了。
他终于停止磨那把尖刀，用手指拭了拭刀锋，自信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捅入人身体的任何部位，才插入刀鞘，别在腰间。之后，他坐在沙发上抽烟。边抽，边环视着屋内。
所有家具，都是他为哥哥做的。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较好，出狱后被介绍到家具厂去当临时工，学成了一个出色的木匠，转正了。虽然是最后一批，单独一个，但意味着人们承认他的确是改邪归正了。
生活却依然是孤独的，灵魂却依然是寂寞的，精神却依然是空虚的。内心里摈除了进行报复和提防被报复的刺激，反而更容易骚动了。
他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害怕空虚。更准确地说，他害怕孤独、寂寞、空虚，会像三条毒蛇，有一天又将他逼回到兄弟伙之间。他无法熬受每天下班后回到家中，睡觉前没个人说话那段时间，连他的梦境都是孤独的寂寞的空虚的。他是那么地需要与人交谈，那么的需要向人倾述，那么的需要有人对他表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对那个人是很重要的。
他终于明白，他所需要所渴望的这一切，都能够用两个字包括：哥哥。
他是在思念自己的哥哥。
他要自己的哥哥在自己的生活中！他要每天都看到他唯一的最亲的人！
只有哥哥才是在他感到活得太累了的情况之下，能够随时让他依靠一会儿的人。
他发誓，要与这个社会再进行一次非暴力的较量。要在社会的强大控制下将哥哥争夺到自己身边来。要给哥哥弄到一张城市户口卡。
那一张硬纸片，当时在城市不公开的浮动的价码，是一千五百元至两千元，或许更高些。
那是不在市场进行的买卖。
他开始为各种各样的人做家具，做各种各样的家具。那都是些可能与一张硬纸片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他每天下班后，胡乱吃点东西，就又开始比在厂里还紧张的劳作。天天干到后半夜。究竟做了多少家具，自己也记不清，但完全可以摆满一个大家具商店是毫无疑问的。大立柜、高低柜、酒柜、床头柜、单人床、双人床、梳妆台、写字台、沙发、茶几、圆桌、方桌、八仙桌、高椅、矮椅、太师椅……从大到小，什么他没做过？
那个区知青办专管往病返申请书上盖章的贪得无厌的家伙，费尽心机才被他钓上钩。他首先暗暗打听到那家伙的姓名，然后伺守在知青办门口，注意每一个上下班的人，按照别人对他描述的特征，单方面地认识了那张似乎是个正人君子的故作庄重的脸。他曾听人讲过，起码有一个班的下了乡的姑娘，为了在她们的“病返申请书”盖上掌握在这人手中的那颗图章，为这个人而“献身”。
这人是一个掠夺美丽的“海盗”。
容貌不美丽而又确实有病不适应在农村“脱胎换骨”的姑娘，在他那里是不会获得任何同情的。这人不怜悯眼泪，而对容貌美丽的下了乡的姑娘，只要被他看上，就绝不会轻易放过。掌握在他手中的那颗图章，对她们是诱惑力无比的。落入他猎套的姑娘，犹如贪吃的猩猩寻找到的甜蜜的果子。
然而他却没有被一个姑娘控告过。
因为某个姑娘一旦对他进行控告，那么她返城的希望将会永远落空，她付出的将会白白付出。而且意味着她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贞操和名誉。
企图“偷渡”者是没有勇气控告“海盗”船的大副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美丽”可悲地成为贬值的通货。它能够交易到的最合算的东西是一张“船”票！
家具厂的颠足的青年木匠，在区“知青办”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第一次看到那家伙时，真恨不得奔过马路去，直奔到那家伙跟前，对那家伙大声说：“为了姑娘们！……”然后用尖刀在那家伙脸上划个十字。
但是他已许久身上不带尖刀一类的凶器了。即使带了，他也不会那么做。他必须与那家伙结识，他得利用掌握在那家伙手中的那颗图章。为了哥哥，也为他自己。
他用三个早晨的时间学会了骑自行车。在第四天的傍晚，当那家伙下了班走出“知青办”不远，正欲跨过马路时，他骑着自行车将那家伙撞倒了。
那家伙被撞得不算特别重，但也不算轻。他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结果令他颇觉满意。
那家伙从路上爬起后，先是大骂了他一通，接着抓住他的车把不放，装出昏眩欲倒的脑震荡的症状……
这正中他下怀。
一幕动乱年代的卓别林风格的小小喜剧就这样开始。
他惶恐不安地拦了一辆汽车，将那家伙送到了医院。
那家伙非要住院不可，这也正中他下怀，他不逃过失地留下了自己的工作证。
重要“情节”发展自然，增强了他对“结尾”的信心。
第二天他拎着很可观的诸样食品去看望。
第三天如此。
第四天如此。
第五天如此。
次次诚惶诚恐，好像契诃夫笔下那个不幸往将军靴子上啐了口痰的小官吏。
第六天医生强迫“脑震荡”患者出院了。
他租了一辆小汽车，陪送回家。
隔几天，他登门探望。依然是诚惶诚恐，依然拎着很可观的诸样食品。
他像个食品推销员似的，接连不断地往对方家里送食品。木匠手艺就是印钱的机器。
好吃的东西也能治疗“脑震荡后遗症”。
对方的老婆开始对他表示微小的欢迎，对方也不再很明显地厌恶他了。
条件成熟了。
于是有一次，在对方的家里，他环视着他们的家具，用批判的口吻说：“你们家住的房子不错，可惜家具都太老太旧了。”
于是从那天起，一下班，他就买了面包边吃边匆匆往对方家走。
他用最细致的手艺和当时最新颖的样式淘汰了他们家一半的旧家具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的请求。
“病返？……男的女的？……”
他明明说的是为自己的哥哥办理“病返”，可对方却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我哥哥……”
“噢，哥哥……那么是男的啰……”
“男的……”
“唉呀，这事不容易呀！如今想走‘病返’这条路回城的知青太多了呀！……”
“求求您啦！今后我就是您家的木工，您什么时候需要我做什么，只要通知我一声，我一定来……”
“这……有了什么机会再说吧！”
“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啊！”
怀着莫大的希望，他使他们家的家具全部焕然一新。
以后他又开始给他们的至爱亲朋做各种各样的家具。
当他第二次试探着问及哥哥“病返”的事时，对方搪塞地回答：“我那颗章子，不能随随便便地盖呀！有个原则问题……”
“您是不想帮忙了？”
“以后再谈好不好？你可答应我这个大衣柜半月内就做成的呀！……”
一天，他信步走入一家委托商店，不由得呆住了——他做的好几件家具都摆在那里，标以最高价格……
第二天，他拎着一个纸盒子，出现在对方的办公室。
“你怎么可以到这里来找我？……”对方有些恼怒。
见办公室没有旁人，他插上了门，将纸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办公桌上，神秘地说：“我给您带来些好东西。”
“你怎么可以……为什么不送到我家去？”对方动心地盯住纸盒子。
他不露声色地打开了纸盒盖，里面是一堆血淋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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