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m的故事
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阴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做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和画家邢仪、王子冀
“我想再吃一块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不这么简单。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儿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以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子，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子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白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褪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姑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像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吗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儿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儿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白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涨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涨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儿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
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份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得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儿：“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嘁里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儿，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待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鲶（黏）鱼。鲶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鲶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黏得很。
鲶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鲶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儿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鲶鱼忍不住，不一会儿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打个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鲶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吗？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儿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鲶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个儿抽吧。”鲶鱼点起一支“香山”。
据鲶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鲶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衣）？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鲶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一世威名就全完了。鲶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壮，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儿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鲶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趴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儿含糊。鲶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鲶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工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鲶鱼说大砖真是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鲶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像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瞄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鲶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鲶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全看出来了。鲶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鲶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鲶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鲶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鲶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鲶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鲶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儿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儿一点儿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鲶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鲶鱼的事。真的，鲶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鲶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合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绝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闷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吗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一九七六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十九岁，或者还差一点儿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鲶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十九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比如摇滚与写作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再像六庄那样，渴慕的仅仅是一件军装，一条米黄色的哔叽裤子。如今的年轻人要的是名牌，比如鞋，得是“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大人们多半舍不得。家长们把“耐克”一类颠来倒去地看，说：“啥东西，值得这么贵？”他们不懂，春天是不能这样计算的。
我的小外甥没上中学时给什么穿什么，一上中学不行了，在“耐克”专卖店里流连不去。春风初动，我看他快到时候了。那就挑一双吧。他妈说：“拣便宜的啊！”可便宜的都那么暗淡、呆板，小外甥不便表达的意思是：怎么都像死人穿的？他挑了一双色彩最为张扬、造型最奇诡的，这儿一道斜杠，那儿一条曲线，对了，他说“这双我看还行”。大人们说：“这可哪儿好？多闹得慌！”他们又不懂了，春天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张扬。
大人们其实忘了，春天莫不如此，各位年轻时也是一样。曾经，军装就是名牌。六十年代没有“耐克”，但是有“回力”。“回力”鞋，忘了吗？商标是一个张弓搭箭的裸汉；买得起和买不起它的人想必都渴慕过它。我还记得我为能有一双“回力”，曾是怎样地费尽心机。有一天母亲给我五块钱，说：“脚上的鞋坏了，买双新的去吧。”我没买，五块钱存起来，把那双破的又穿了好久。好久之后母亲看我脚上的鞋怎么又坏了，“穿鞋呀还是吃鞋呀你？再买一双去吧。”母亲又给我五块钱。两个五块加起来我买回一双“回力”。母亲也觉出这一双与众不同，问：“多少钱？”我不说，只提醒她：“可是上回我没买。”母亲愣一下：“我问的是这回。”我再提醒她：“可这一双能顶两双穿，真的。”母亲瞥我一眼，但比通常的一瞥要延长些。现在我想，当时她心里必也是那句话：这孩子快到时候了。母亲把那双“回力”颠来倒去地看，再不问它的价格。料必母亲是懂得，世上有一种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价格。这儿的价值，并不止于“物化劳动”，还物化着春天整整一个季节的能量。
能量要释放，呼喊期待着回应，故而春天的张扬务须选取一种形式。这形式你别担心它会没有；没有“耐克”有“回力”，没有“回力”还会有别的。比如，没有“摇滚乐”就会有“语录歌”，没有“追星族”就会有“红卫兵”，没有耕耘就有荒草丛生，没有春风化雨就有了沙尘暴。一个意思。春天按时到来，保证这颗星球不会死去。春风肆意呼啸，鼓动起狂妄的情绪，传扬着甚至是极端的消息，似乎，否则，冬天就不解冻，生命便难以从中苏醒。
你听那“摇滚乐”和“语录歌”都唱的什么？没有什么不同，你要忽略那些歌词直接去听春天的骚动，听它的不可压抑，不可一世，听它的雄心勃勃但还盲目。你看那摇滚歌手和语录歌群，同样的声嘶力竭，什么意思？春光迷乱！春光迷乱但绝不是胡闹，别用鄙薄的目光和嘴角把春天一笔勾销。想想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的惊讶与好奇吧。想想那条魔魔道道的蛇，它的谗言，它的诱惑，在这繁华人世的应验吧。想想春风若非强劲，夏天的暴雨可怎样来临？想想最初的生命之火若非猛烈，如何能走过未来秋风萧瑟的旷野（譬如一头极地的熊，或一匹荒原的狼）？因而想想吧，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储备！
因而年轻的歌手没日没夜地叫喊，求救般地呼号。灵魂尚在幼年，而春天，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那是幼小的灵魂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节，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躯体所蒙蔽的时节，是喑哑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的时节。
万物生长，到处都是一样，大地披上了盛装。一度枯寂的时空，突然间被赋予了一股巨大的能量，灵魂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欲望被刺激得不能安宁。我猜那震耳欲聋的摇滚并不是要你听，而是要你看。灵魂的谛听牵系得深远那要等到秋天，年轻的歌手目不暇接，现在是要你看。看这美丽的有形多么辉煌，看这无形的本能多么不可阻挡，看这天赋的才华是如何表达这一派灿烂春光。年轻的歌手把自己涂抹得标新立异，把自己照耀得光怪陆离，他是在说：看呀——我！
我？可我是谁？
我怎样了？我还将怎样？
我终于又能怎样呢？
先别这样问吧，这是春天的忌讳。虽不过是弱小的灵魂在角落里的暗自呢喃，但在春天，这是一种威胁，甚至侵犯。春天不理睬这样的问题，而秋天还远着呢！秋天尚远，这是春天的佳音，春天的鼓舞，是春风中最为受用的恭维。
所以你看那年轻的歌手吧，在河边，在路旁，在沸反盈天的广场，在烛光寂暗的酒吧，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歌声由惆怅到高亢，由枯疏到丰盈，由孤单而至张狂（但是得真诚）……终至于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风（装出来的不算），熬红了眼睛，眼睛里是火焰，喊哑了喉咙，喉咙里是风暴，用五彩缤纷的羽毛模仿远古，然后用裸露的肉体标明现代（倘是装出来的，春风一眼就能识别），用傲慢然后用匍匐，用嚣叫然后用乞求，甚至用污秽和丑陋以示不甘寂寞，与众不同……直让你认出那是无奈，是一匹牢笼里的困兽（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被困在了牢笼？其实春天已有察觉，已经感到：我，和我的孤独。
我，将怎样？
我将投奔何方？
怎样，你才能看见我？我才能走进你？
那无奈，让人不忍袖手一旁。但只有袖手一旁。不过慢慢地听吧，你能听懂，其实是那弱小的灵魂正在成长，在渴望，在寻求，年轻的歌手一直都在呼唤着爱情。从夜晚到天明一直呼唤着的都是：爱情。自古而今一切流传的歌都是这样：呼唤爱情。自古而今的春天莫不如此。被有形的躯体，被无形的本能，被天赋的才华困在牢笼里的，正是那呢喃着的灵魂，呢喃着，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于是，年轻的恋人四处流浪。
心在流浪。
春天，所有的心都在流浪，不管人在何处。
都在挣扎。
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作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
空空洞洞的午后。满怀希望的傍晚。在万家灯火之间脚步匆匆，在星光满天之下翘首四顾。目光洒遍所有的车站，看尽中年人漠然的脸——这帮中年人怎都那样儿？走过一盏盏街灯。数过十二个钟点。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伸长然后缩短，伸长然后缩短……一家家店铺相继打烊。到哪儿去了呀你？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冤家——自古的情歌早都这样唱过。）
细雨迷蒙的小街。细雨迷蒙的窗口。细雨迷蒙中的琴声。
直至深夜。
春风从不入睡。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
但力量凶猛，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跟警察逗闷子。对父母撒谎。给老师提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街上看人打架，公平地为双方数点算分。或混迹于球场，道具齐备，地地道道的“足球流氓”。
也把迷路的儿童送回家，但对那些家长没好气：“我叫什么？哥们儿这事可归你管？”或搀起摔倒在路边的老人，背他回家，但对那些儿女也没好气：“钱？那就一百万吧，哥们儿我也算发回财。”
不知道中年人怎都那样儿？
不知道中年人是不是都那样儿？
剩下的他们都知道。
一群鸽子，雪白，悠扬。一群男孩和女孩疯疯癫癫五光十色。
鸽子在阳光下的楼群里吟咏，徘徊。男孩和女孩在公路上骑车飞跑。
年年如此，天上地下。
太阳地里的老人闭目养神，男孩和女孩的事他了如指掌——除了不知道还要在这太阳底下坐多久，剩下的他都知道。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流浪的歌手，抑或流浪的恋人——在瓢泼大雨里依偎伫立，在漫天大雪中相拥无语。
大雨和大雪中的春风，抑或大雨和大雪中的火焰。
老人躲进屋里。老人坐在窗前。老人看得怦然心动，看得嗒然若失：我们过去多么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呀！
曾经的禁区，现在已经没有。
但，现在真的没有了吗？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袒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倘禁果已因自由而失——“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互相近在眼前但是：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呀——
群山响遍回声。
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
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那时百花都在交媾，万物都在放纵，蜂飞蝶舞、月移影动也都似浪言浪语。那时候灵魂被置于一旁，就像秋天尚且遥远，思念还未成熟。那时候视觉呈一条直线，无暇旁顾。
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
设若枝桠折断，春天惟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惟含苞再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我还记得一个伤残的青年，是怎样在习俗的忽略中，摇了轮椅去看望他的所爱之人。
也许是勇敢，也许不过是草率，是鲁莽或无暇旁顾，他在一个早春的礼拜日起程。摇着轮椅，走过融雪的残冬，走过翻浆的土路，走过滴水的屋檐，走过一路上正常的眼睛，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感觉到伤残，只感觉到春天。摇着轮椅，走过解冻的河流，走过湿润的木桥，走过满天摇荡的杨花，走过幢幢喜悦的楼房，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有什么卑怯，只有春风中正常的渴望。走过喧嚷的街市，走过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卖，走过灿烂的尘埃，那时，伤残的春天毫无防备，只是越走越怕那即将到来的见面太过俗常……就这样，他摇着轮椅走进一处安静的宅区——安静的绿柳，安静的桃花，安静的阳光下安静的楼房，以及楼房投下的安静的阴影。
但是台阶！你应该料到但是你忘了，轮椅上不去。
自然就无法敲门。真是莫大的遗憾。
屡屡设想过她开门时的惊喜，一路上也还在设想。
便只好在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阴影里徘徊，等有人来传话。
但是没人。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只有安静的绿柳和安静的桃花。
那就喊她吧。喊吧，只好这样。真是大煞风景，亏待了一路的好心情。
喊声惊动了好几个安静的楼窗。转动的玻璃搅乱了阳光。你们这些幸运的人哪，竟朝夕与她为邻！
她出来了。
可是怎么回事？她脸上没有惊喜，倒像似惊慌：“你怎么来了？”
“啊老天，你家可真难找。”
她明显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没有哇？”
她频频四顾：“那你……”
“没想到走了这么久……”
她打断你：“跑这么远干吗，以后还是我去看你。”
“咳，这点儿路算什么？”
她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嘘——今天不行，他们都在家呢。”
不行？什么不行？他们？他们怎么了？噢……是了，就像那台阶一样你应该料到他们！但是忘了。春天给忘了。尤其是伤残，给忘了。
她身后的那个落地窗，里边，窗帷旁，有个紧张的脸，中年人的脸，身体埋在沉垂的窗帷里半隐半现。你一看他，他就埋进窗帷，你不看他，他又探身出现——目光严肃，或是忧虑，甚至警惕。继而又多了几道同样的目光，在玻璃后面晃动。一会儿，窗帷缓缓地合拢，玻璃上只剩下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桃花。
你看出她面有难色。
“哦，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
你听出她应接得急切：“那好吧，我送送你。”
“不用了，我摇起轮椅来，很快。”
“你还要去哪儿？”
“不。回家。”
但他没有回家。他沿着一条大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傍晚，走到了城市的边缘，听见旷野上的春风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候他知道了什么？那个遥远的春天，他懂得了什么？那个伤残的春天，一个伤残的青年终于看见了伤残。
看见了伤残，却摆脱不了春天。春风强劲也是一座牢笼，一副枷锁，一处炼狱，一条命定的路途。
盼望与祈祷。彷徨与等待。以至漫漫长夏，如火如荼。
必要等到秋天。
秋风起时，疯狂的摇滚才能聚敛成爱的语言。
在《我与地坛》里有这样一段话：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终于一天，有人听懂了这些话，问我：“这里面像似有个爱情故事，干吗不写下去？”
“这就是那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那座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而今的爱情故事都放到那儿去，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
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
“结尾是什么？”
“等待。”
“之后呢？”
“没有之后。”
“或者说，等待的结果呢？”
“等待就是结果。”
“那，不是悲剧吗？”
“不，是秋天。”
夏日将尽。阳光悄然走进屋里，所有随它移动的影子都似陷入了回忆。那时在远处，在北方的天边，远得近乎抽象的地方，仔细听，会有些极细微的骚动正仿佛站成一排，拉开一线，嗡嗡嘤嘤跃跃欲试，那就是最初的秋风，是秋风正在起程。
近处的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变化。人们都还穿着短衫，摇着蒲扇，暑气未消草木也还是一片葱茏。惟昆虫们似有觉察，迫于秋天的临近，低吟高唱不舍昼夜。
在随后的日子里，你继续听，远方的声音逐日地将有所不同：像在跳跃，或是谈笑，舒然坦荡阔步而行，仿佛歧路相遇时的寒暄问候，然后同赴一个约会。秋风，绝非肃杀之气，那是一群成长着的魂灵，成长着，由远而近一路壮大。
秋风的行进不可阻挡，逼迫得太阳也收敛了它的宠溺，于是乎草枯叶败落木萧萧，所有的躯体都随之枯弱了，所有的肉身都遇到了麻烦。强大的本能，天赋的才华，旺盛的精力，张狂的欲望和意志，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以往的自负顷刻间都有了疑问。心魂从而被凸显出来。
秋天，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冬天。
呢喃的絮语代替了疯狂的摇滚，流浪的人从哪儿出发又回到了哪儿。
天与地，山和水，以至人的心里，都在秋风凛然的脚步下变得空阔、安闲。
落叶飘零。
或有绵绵秋雨。
成熟的恋人抑或年老的歌手，望断天涯。
望穿秋水。
望穿了那一条肉体的界线。
那时心魂在肉体之外相遇，目光漫漶得遥远。
万物萧疏，满目凋敝。强悍的肉身落满历史的印迹，天赋的才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因而灵魂脱颖而出，欲望皈依了梦想。
本能，锤炼成爱的祭典——性，得禀天意。
细雨唏嘘如歌。
落叶曼妙如舞。
衰老的恋人抑或垂死的歌手，随心所欲。
相互摸索，颤抖的双手仿佛核对遗忘的秘语。
相互抚慰，枯槁的身形如同清点丢失的凭据。
这一向你都在哪儿呀——
群山再度响遍回声，春天的呼喊终于有了应答：
我，就是你遗忘的秘语。
你，便是我丢失的凭据。
今夕何年？
生死无忌。
秋天，一直到冬天，都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那时有一个老人走来喧嚣的歌厅，走到沸腾的广场，坐进角落，坐在一个老人应该坐的地方，感动于春风又至，又一代人到了时候。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以什么姿态，以怎样的狂妄与极端，老人都已了如指掌。不管是怎样地嘶喊，怎样地奔突和无奈，老人知道那不是错误。你要春天也去谛听秋风吗？你要少男少女也去看望死亡吗？不，他们刚刚从那儿醒来。上帝要他们涉过忘川，为的是重塑一个四季，重申一条旅程。他们如期而至。他们务必要搅动起春天，以其狂热，以其嚣张，风情万种放浪不羁，而后去经历无数夏天中的一个，经历生命的张扬，本能的怂恿，爱情的折磨，以及才华横溢却因那一条肉体的界线而束手无策！以期在漫长夏天的末尾，能够听见秋风。而这老人，走向他必然的墓地。披一身秋风，走向原野，看稻谷金黄，听熟透的果实砰然落地，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祭拜四季；多少生命已在春天夭折，已在漫漫长夏耗尽才华，或因伤残而熄灭于习见的忽略。祭拜星空；生者和死者都将在那儿汇聚，浩然而成万古消息。写作的季节老人听见：灵魂不死——毫无疑问。
我的梦想——和短跑名将卡尔·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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