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西大夫，”他说，“你和居劳尼先生所指望的那艘接应船几个星期后能到？”

我告诉他，那不是几个星期后，而是几个月后的事。如果我们到八月底还没有回去，布兰德利才会来找我们，但在那之前绝对不会。

“看来，”船长说，“我该说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妙。”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把第二船的东西丢了，真是太可惜了，先生。我说的就是这意思。”船长回答说，“我们的弹药是够用了，但粮食短缺，而且是严重短缺。李维西大夫，我们的粮食短缺到少了一个人反而成了件好事的地步。”他说着用手指了指被旗子覆盖着的尸体。

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呼啸着从木屋的上空飞过，轰隆一声落在了远离我们的树林里。

“哦嗬！”船长说，“把炮弹都打光吧，孩子们。反正你们的火药不多。”

第二发炮弹比较准，落在了木栅栏里，炸起一团沙土，但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

“船长，”居劳尼先生说，“他们在船上根本看不到这木屋，他们一定是瞄准那面旗帜开炮的。把国旗降下来是不是明智一些？”

“降下国旗？”船长嚷了起来，“绝对不行，先生。我不干。”他的话一出口，我想我们大家便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因为那面国旗不仅体现了坚定的精神和水手的气魄，而且也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可以向敌人宣告，我们对炮击有多么藐视。

整个傍晚，敌人一直在不停地开炮。炮弹一颗接一颗地飞来，不是太远就是太近，要么就在屋外的空地里掀起一片沙土。由于他们只能往高处开炮，所以炮弹落到沙土里时已经失去了威力。

“这件事倒也有好的一面，”船长发表他的看法说，“我们前面的树林里很可能已经没有敌人了。潮水退下去也有一阵子了，我们的给养应该露出水面了。不知有没有谁自告奋勇去把它们搬回来。”

格雷和亨特首先站了出来。他们带好武器，悄悄翻过栅栏，结果却白跑了一趟。那些叛乱分子要么比我们想像的更大胆，要么更相信伊斯利尔的开炮本领。有四五个人正忙着搬运我们的给养。他们每个人现在都配了一把火枪，大概是从他们自己的某个秘密军火库里取出来的。

船长坐下来写航海日志，开头是这样写的：

船长亚力山大·斯摩莱特，随船医生大卫·李维西，船员亚伯拉罕·格雷，船主约翰·居劳尼，船主的仆人约翰·亨特和理查德·乔伊斯——船上剩下的全部忠实成员——带着勉强能维持十天的给养，于今日上岸，并在金银岛的木屋上空升起了英国国旗。船主的仆人汤姆·雷德鲁斯被叛乱分子开枪打死；男孩吉姆·霍金斯——

我这时也在为可怜的吉姆·霍金斯的命运担忧。

从陆地方向传来了一声呼唤。

“有人在叫我们。”站岗的亨特说。

“大夫！船长！喂，亨特，是你吗？”那个声音嚷道。

我跑到门口，刚好看到吉姆·霍金斯安然无恙地从木栅栏外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