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行。我会尽力而为。”我尽力而为。

“还有些人争辩说，这种黑帮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杜波夫加了一句。

“真是太绝妙了！”薇拉喊道，“你是说，那些黑帮是被故意带到那里的？”（要么是她的乌克兰语生了锈，要么是我的翻译比我认为的还要糟。）

“不完全是。”杜波夫耐心地解释说，“但那些黑帮类型已经存在于那里了，它们的掠夺本性被控制在文明社会的组织手中，一旦那个组织分崩离析，它们就像新犁过的田野上的杂草一样疯长起来。”

他说话的方式中有种恼人的迂腐气息，有点像父亲。通常这会让我烦躁不安，但我发现他变得越来越热切。

“但是你能看到出路吗，杜波夫？”迈克问。我翻译过去。

“暂时来看，没有。长远来看，我会说有。就个人而言，我赞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汲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的方面。”杜波夫搓着双手说，“只要最好的，米哈伊尔·戈尔多诺维奇。你同意吗？”

（迈克的父亲名叫戈顿。如果它有个对等的俄语词汇的话，谁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

“是的，当然，你可以在一个具有强有力的工会运动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那么做，比如瑞士。（这可是迈克的老本行。）但这在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能做到吗？”

他要求我翻译。我真希望自己不曾介入翻译这档子事。我俩都已旷了半天工，我们该动身了。假如再这样下去，我们接下来又要拿出李子酒了。

“啊，我们处在一种大大的两难境地。”杜波夫怀着深沉的斯拉夫人的情感叹息道，他那黑色鹅卵石般的眼睛紧盯着自己的听众，“但乌克兰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目前，唉，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的一切。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垃圾。（我身不由己地翻译着。迈克点着头。薇拉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父亲还在削苹果。）如果我们能够将古拉格sup/sup

薇拉一直站在窗边，越来越不耐烦地看着这场谈话。

“但那样瓦伦蒂娜会觉得适得其所。”她宣布。我向她投去“住嘴”的眼神。

“但是请告诉我，杜波夫，”我问，如果此时我的声音里带有了一点恶意，那我也管不了了。“你将怎么去劝说某个像……像瓦伦蒂娜那么敏感的人回到那么个地方？”

他两手一摊，耸了耸肩，但嘴角闪出一抹微笑。

“还是有些可能性的。”

***

“迷人的人。”迈克说。

“喔。”

“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见解，对于一个工程师而言。”

“喔。”

我们回家的路才走了一半，我三点还有门课。我应当思考女性与全球化的问题，但我也在思索杜波夫所说的话。母亲和薇拉在用有倒刺的铁丝围起来的集中营；瓦伦蒂娜在护理院、在帝国饭店的吧台后像奴隶似的干着时间长、报酬低、三班倒的工作，在我父亲的卧室做苦役。没错，她贪得无厌，掠夺成性，蛮横无理，但她也是个受害者。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我想知道事情会如何收场。”

“喔。”

我是幸运的一代。

***

我不知道杜波夫在接下来的两周是如何展开他的爱情追求的，但父亲告诉我，他每天都开着劳斯莱斯出门，有时是早晨，有时是晚上。等他回来时，他会表现出神情各异的喜悦与快乐，尽管有时他的情绪似乎更抑郁些。

而每当我父亲在离婚的事情上开始生出二心来时，也正是杜波夫维持着我父亲的离婚决心，这种情况在最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会说，“薇拉和娜杰日达在成长阶段曾受益于您的为人父母的智慧。斯坦尼斯拉夫也需要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至于那个小宝宝——一个年轻的孩子需要一个年轻的父亲。请满足于您已有的那些孩子吧。”

“你自己也不那么年轻，嘿，瓦洛佳·西蒙诺维奇。”我父亲反唇相讥。但杜波夫总是很平静。

“的确不。但我比您年轻多了。”

瓦伦蒂娜的律师给卡特尔女士回了封信，坚决拒绝考虑亲子鉴定，但同意接受低至五千英镑的最终和解费。

“我该怎么说？”父亲问。

“我们该怎么说？”我问薇拉。

“你有何建议？”薇拉问卡特尔女士。

“给两千英镑。”卡特尔女士说，“这很可能是法院会判给的数额。特别是在有通奸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同意。”薇拉说。

“我来跟爸爸说。”我说。

“ok。如果你们想这样的话。”我父亲不情愿地说，“我可以看出来，人人都在跟我作对。”

“别这么傻了，爸爸。”我打断他的话，“唯一跟你作对的是你自己的愚蠢。你得感谢周围有这么多人把你从自己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ok，ok。我什么都同意。”

“那么等你上了法庭，别再说‘我是娃他爸’之类的胡话了。没有亲子鉴定，没有‘娃他爸’，ok？”

“ok。”他咕哝道，“娜杰日达，你正在变成薇拉那样的怪物。”

“噢，住嘴，爸爸。”我砰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离法院听证会只剩一个星期了，人人都变得有些紧张。

inutero，拉丁语，意为在子宫内。

古拉格，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