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走到她的床边，她就朝墙壁翻过身去。

我扳过她的身子，见她流泪了。

慌得我赶紧哄她，逗她乐，挠她的痒痒，向她认错。

终究，我俩都才二十多点儿，说小不小，说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使起小性子来，都还有几分像是没长大。

中午她请我吃了顿江南炒饭。

下午我俩一块儿闲逛，在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或者她带我，或者我带她。情绪高涨了，就齐唱《逛新城》。

她问我办下了深圳居民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说也没什么太不一样的，无非就是以后可以对别人说我是深圳人了。

她又问：“那对你很重要吗？”

我说：“以后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回答起来明确多了——深圳，一步到位。现而今，全中国知道玉县在哪儿的人太少了，不知道深圳的人也太少了。”

她说：“可也是。我特烦别人问我哪儿的人。有时我用‘黑龙江人’四个字回答了，有的人还接着问‘黑龙江哪儿的’。那我只能再回答：‘农村的’。唉，我李娟这辈子，怕是难以脱胎换骨了……”

她似乎有点儿像姚芸了，常说些使我不知如何回答为好的话——我俩都是帮厨那会儿的李娟，并不总说消极的话。

她确乎有些变了。

那一阵子，深圳市对社会治安和清除“黄赌毒”十分重视。

那日晚上，公安干警又出现在我俩所住的半地下小旅馆。明天小长假就结束了，住客大部分回来了——都是些单位无法提供住处但是给予住宿补贴的打工者，否则，即使住宿费便宜，那些农村出来的人也还是不会长住的。

公安守住了旅馆的门，逐个房间查证件盘问。

老板对一名公安说：“我登记时认真看过了，他们都有暂住证。”

他不说还好，一说，公安反而查得更认真，盘问得也更细了。

他们查到我俩的房间时，我双手恭恭敬敬地呈递身份证和居民证。

一名公安看着身份证照例问：“哪里人？”

我矜持地回答：“深圳人。”

“深圳人？”

他这才看我的居民证。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啪地来了个立正，同时向我敬了一个警礼——三十几名住客中，只我一人是有居民证的，这使他不由得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大约也因为，我对他的态度首先就特尊敬。

我被他逗乐了。

李娟看傻眼了。

他又问：“都是深圳人了，为什么不将身份证也换了？居住证和身份证，二者应该统一。”

我说：“还没稳定的住处，想等以后买了房子……”

他说：“那不行，还是早点统一为好，否则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又小声说，“趁现在房价便宜，房子也要早点儿买，从明年开始，房价必涨。”

因为我是有居民证的人，因为我声明李娟是我朋友，那名公安对李娟的态度也较客气，盘问得不是多么细。

待我将门关上，见李娟坐在床边发呆。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觉得……咱俩之间好像分出上下了……”

李娟带回了不少东西，却也没什么太稀罕的，无非是些东北产的花生、瓜子、榛子、松子外加蘑菇、木耳、猴头之类。

我问她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

她说：“都是带给你的。”

我说：“我在深圳又没家人，叫我怎么处理？”

她说：“那就送给你的朋友们啊。我想，咱俩八九个月没见了，你一定有了些新朋友。”

我说：“实话告诉你，一个都没有。也不想有。能有你这一位朋友，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起码目前是这样。”

她愣了愣，默默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阳光。

我要分出一部分东西给旅馆老板家。

李娟说：“不必吧？他老家的人会常给他寄的。”

我说：“咱们送不一样。咱们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关系。”

李娟说：“你变成熟了。”

我正分东西呢，听了她的话，不由得抬头看她。

她也被我看得疑惑起来，不解地问：

“又不爱听了？”

我说：“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因为……”

“快说嘛，让人着急劲儿的！”

“我是中学生时，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差不多等于说谁世故，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

“‘成熟’是不好的词？世故怎么了？不就是人情事理那一套吗？打工妹如果连那一套都不懂好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就是成熟得早的意思吗？民间说一个孩子历事早，那又是什么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吗？毛病！明明是表扬你的话，却偏往反了听，还不拿好眼色瞪我！”

我检讨地说：“明白了明白了，姐别训我了。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

她扑哧笑出了声，亦庄亦谐地说：“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没有点儿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们儿？一点儿世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先不论刘柱怎么样，刘老头那就是个老油条、老狐狸……哎哎哎，行了行了，给东北人那么多东北山货干什么嘛！……”

果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那份儿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了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

我带到厂里去的东西，也大受欢迎。瓜子、花生之类，被姑娘们顷刻抢光了。木耳什么的我送给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炒上了，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吃到了，并且都说东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

赵子威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他说市里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抓得更紧更严了，要求有集体宿舍的厂，十点之前必须清点住厂工人的人数；晚上十点以后还未归宿的，厂里对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做到有登记；一问三不知的厂将受严厉批评……

我身为女工们的总长，自然责无旁贷。

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多些。

李娟也认为那对我有好处，会使我更加成熟。

于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厂里去了，而李娟每天骑自行车四处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饭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回旅馆陪李娟待会儿，一往一返溜溜达达权当散步消化食了。有时我俩没聊够，她又将我送到厂门口，路上边走边聊；主要聊她找工作的见闻和感想，而她的感想又是些不顺心引起的郁闷。我则劝她，或贡献点参考意见。我向她倾吐工作中的烦恼时，她也反过来劝我，主张我应该怎样或不应怎样。那些日子经常勾起我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玉县中学的岁月，晚上有时到同学家或同学到我家，也是互相送来送去的。

我的回忆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乡愁”。

我的乡愁原发地是玉县——我总是尽量避免“神仙顶”这一地名印于脑海之中。

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她说是在某省的会所当领班，她对工资挺满意。情况变得有趣了，仿佛我俩在旅馆的那个房间变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个喜欢去串门儿并永远受欢迎的人；也仿佛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儿毕竟首先是我的家，不经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会想家，也会使那么一个姐惦念似的。

我渐渐也习惯了和厂里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和她们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厂里和“家”里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觉得生活因而多了种意味。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里”时，已是十点以后了。我是对姑娘们点名后才回家的——十一点旅馆的门仍会从里头锁上的，但李娟居然没在“家”，我不禁有点儿奇怪。

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

有人敲门，我开门见是老板娘。

“能让我进去说几句话吗？”

老板娘的表情很怪异。

我将她请入之后，她吞吞吐吐地说：“有些话我还真难以开口，你大哥不好意思对你讲，非让我来告诉你。你是长住客，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有的事如果我们碍于情面不向你反映吧，那也不对。向你反映吧，又好像是在背后挑拨什么——最近李娟她经常回来得很晚，有一次都锁门了她才回来，第二天不少住客因为她半夜敲门有意见。现在对那方面查得可严了，你得给你姐们儿提个醒……如果又出姚芸那样的事，我们这家旅馆可能就会上有关方面的黑名单了……”

我记不清自己说话了没有。也许，什么都没说。老板娘啥时候走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呆坐在椅子上，如同全身几处被点穴了，想再躺到床上去，却动弹不得。那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头脑里一片空白”，“血脉贲张”又是何意。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经过的清脆响声，听到了一个男人不是好动静的成心的干咳声。

门一开，李娟回来了。她穿一件会所发给她的墨绿底子、印有粉红色小花的旗袍，将她的手臂和双腿衬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认，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脸上化了淡妆。我第一次看到化了妆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她挺善于化妆，脂粉使她的鹅蛋脸多了几分妩媚。她做过了发型，一头乌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多半绾于头顶，少半垂于两颊。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红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间凝固了；又似乎，随即开始倒流，一股股热血直冲脑门儿……

李娟见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

她高兴地说：“回来啦？”

她是真的挺高兴的，这我看得出来。

我不理她，冷冷地瞪着她。

“谁惹你生气了？来，让姐拥抱一下，消消气儿。”

她说着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

我闻到一股酒气，双手使劲儿一推，将她推得倒退数步，坐到了她的床边儿。

“我又没招惹你，干吗把火儿撒到我身上啊！”

她非但没生气，竟又笑了一下；接着，拉开她的小挎包，将里边的东西往她的床上兜底儿一倒，于是我看到一床钞票，还有一只老板们喜欢戴的大盘面儿手表。

“对不起了哈，哄你虽然很重要，那我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儿再哄你。”

她一边说，一边点数钞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一千元。

我默默地看着她打开拉杆箱，从夹层取出钱包，将点数过的钱放入钱包，再将钱包塞回夹层。她拿着那块表欣赏了一会儿，也塞入了夹层……

她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儿”后，脱下高跟鞋，像东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盘腿大坐，一边揉脚一边说：“现在讲讲吧，受了什么委屈，生那么大气？”

我问：“高跟鞋哪儿来的？”

她说：“你又没喝酒，怎么问醉话？买的呗，还会是偷的呀？”

我说：“你穿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一个人。”

她问：“谁？”

我说：“姚芸。”

她又问：“姚芸是谁？”

我说：“一个女的，也在这儿住过，某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

她翻了翻白眼，还问：“为什么？”

我恶狠狠地说：“卖身。”其实我想说“卖淫”来着。

这么说时，我觉得很罪过，一个劲儿在心里请求宽恕。

“说什么呢？太过了啊！”

她沉下了脸，也不看着我了，穿上拖鞋，端着盆就往外走。

我说：“你别那个样子出去。”

她问：“怎么了？”

我说：“你化了妆虽然好看，但也会使老板夫妻俩想到一个人。”

“又是谁？”

她站在门口，既不转身，也不回头。

我说：“还是姚芸。”

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的话有明显的审判意味。

她将盆放下，缓缓转过身，表情庄严地走到我跟前，俯视着我问：“你认真的？”

她的语调也变冷了。

我仰着脸，不示弱地迎着她的目光，傲然地反问：“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我说：“滚。”

她愣了片刻，猛转过身去，胡乱地将属于她的东西尽数塞入拉杆箱，昂头拖着往外走。

我高叫：“站住！”

她又僵立在门口了。

我命令地说：“拖鞋是旅馆的。”

她缓缓从拖鞋中抽出了双脚。

她竟赤足而去，还用手阻挡了一下门，使房门关得几近无声。

我看着门前那双拖鞋，顿时泪如泉涌。

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终于困得不行睡过去了，却又梦到姚芸。不是什么好梦，姚芸在梦中一句接一句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也如同审问。

我无法回答——我变哑了。哑巴还能发出咿里哇啦的声音呢，我却连那种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声带的人。

我从梦中醒来，“为什么”三个字犹声声在耳。已不是姚芸在问，而是自己在问。

是啊，为什么啊？究竟为什么？同样的事发生在姚芸身上，我一味同情；发生在李娟身上，我却表现得深恶痛绝？

李娟和姚芸，不都是单纯、坦诚又温暖的女人吗？

难道仅仅因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芸和我的关系还很浅吗？

朋友之间不是更应多一些怜惜吗？

我无法给自己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好幸运地有了一个亲如同怀的姐们儿，却又那么简单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个社会关系之和归零的人了。

第二天我已不愿住在那个如同是家的房间，早早就回到了厂里。

以后十来天我一次也没回“家”，因为很难面对李娟睡过的空床而若无其事。

一日傍晚，我在厂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头信步。

忽然听到一阵哨声，随之听到有人喊：“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刚一抬头，被别人撞了个满怀——对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头撞疼了。我揉着额定睛细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蒙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紧身瘦腿儿的长裤。她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有一只脱脚了；并且，断跟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着一辆警车，只见车头，不见车尾。车前盖上的红色警灯不停地转，警笛长鸣不止。一名公安背对我俩，倒剪双手，叉腿伫立。

李娟仰脸看我，向我伸出只手。她的举动那么自然，也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即使我是陌生人，也应该握住她的手拉她起来。

我并没那么做。

我立刻蹲下了——我的举动也那么自然，半秒的犹豫都没有，如同鬼使神差。

我脱下自己的鞋子，替她穿在脚上，又脱下工作服帮她穿上。于是我光着脚了，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衬衣。我提着她那双高跟鞋，这才拉起了她。

她说：“我崴脚了。”

我扶着她，一声不吭往厂里走。

她又说：“别把鞋跟弄丢了，挺好的一双鞋，修修还能穿。”

我站住，却将鞋跟拽下来，扔到了远处。

快走到厂门口时我才说话。我说的是：“你扶着我。”

她顺从地扶着我了。

我又说：“低下头，别说话，扶我进厂。”

她照做了。

而我，苦笑着向老门卫扬了扬高跟鞋。

老门卫说：“姑娘，穿高跟鞋走路要当心嘛。”

我们厂有后门。

路过垃圾桶时，我将高跟鞋扔进去了。

她舍不得，想去掏出来。

我不放开她的手，硬拽着她往前走。

到了后门，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塞在她手里。

她伸开五指，见是钥匙，没说话，脸上也无任何表示，转身走出后门，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一次家犹豫再三。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回去，我不知再在“家”里面对她时该说什么好。

九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个借口，与一名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并未合眼。她显然听出是我回家了，却一动不动。

我也不吱声，走到我的床边坐下。

这时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仍一动不动。

隔了一会儿我才说：“那是怎样？”

“他不在了。”

她的话答非所问，而我没能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又隔了一会儿她才说：“周连长牺牲了……”

我觉得自己瞬间被铁水浇铸，全身炽热了一下，接着化成烟，似乎没了意识。

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周连长的铁塑坐像，只有双耳还是自己的，能听到李娟说什么——是我在听，又似乎是周连长在听。

我尽量全神贯注，将李娟的话归纳为如下情况——周连长是为了掩护几名群众被山体滑坡埋死的。他儿子寄养在他农村的父母家。那男孩明年该上中学了。李娟要多挣一些钱，替周连长的老父老母分担抚养的费用……

她说：“如果那孩子能考上大学，我李娟就是卖血卖肾也要供他到大学毕业。如果他学习不怎么样，那我也要将他供到十八岁。我希望那时他能参军。总之我暗暗发了誓，绝不让周大哥的儿子在十八岁以前活得受委屈……

“我没做你以为的那种事。我李娟并不比你方婉之人格卑下。我不觉得作为你的朋友我使你丢脸了。我也只不过就是陪陪酒，唱唱歌。我发现自己唱的歌不少人爱听，还是在你和倩倩的鼓励下开始的事儿。我从没厚着脸向男人们要过钱，但他们愿意打赏我也会高兴地收下。我不像你方婉之，你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而我现在要接济两个困难家庭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不配做你的朋友，那么明天一早我会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她的话一直是瞪着屋顶说的，眼角始终没有一滴泪。

我逐渐从浇铸状态复活了。

我已泣不成声。

泣不成声的我无言以对，只是一味地泣不成声。

李娟终于不再躺着了，起身走到我跟前默默搂住了我。她不劝我，只说：“别哭，说句话。”

我终于憋出几句话：“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啊！我的命里有两家那样的亲人已经够受的了，老天爷为什么还要使我唯一的朋友也成了和我一样的人？！……”

那天晚上，李娟抱着枕头躺到了我的床上，握着我的手陪我躺了很久，安安静静地听我诉说。

我向她承认以前有些事我骗了她。

我告诉了她我的身世，也告诉了她我买的股票全涨了，我大约已经有了多少钱……我在她面前透亮了，我是一个真实的我了。

早上我说：“娟，别在那家会所干了，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经不起诱惑，把持不住自己……”

她说：“行，我另找地方。只是现在过了招工期，我怕自己一闲下来挣不到钱，心里会慌……”

我说：“到我们厂吧，我们那儿缺个线长。线长的工资高点儿，如果你愿意，包我身上。”

她说：“那我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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