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而我也恰有此念。玉县虽也不错，而且正在变得现代起来，但毕竟是小小县城。它已再无吸引我的地方了，更无使我眷恋之处了。

爸爸妈妈的主张正中我下怀。

于是情况成了这样——每周回玉县探家的不再是爸爸，而是我这个住校的女儿了。大桥尚未落成，公路尚未开通，每周乘江轮往返一次，也是件累事。

我便向爸爸妈妈请求两星期回家一次，爸爸妈妈体恤地同意了。

实际上两星期一次我也没做到，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的时候也不少。

爸爸妈妈从无怨言。

只是每次我回家那天，家里的气氛像过节，我感受到的可用“欢迎”二字形容。爸爸、妈妈和于姥姥从早到晚笑盈盈的，如同天使又下凡到了方家。于姥姥一直留在我家替我爸妈料理日常生活。我爸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无心过问生活之事。我妈在理家这件事上常常表现得弱智又无能。她无疑是好母亲、好妻子，却天生不是好主妇。家里离不开于姥姥，于姥姥自己也没家没子女，年轻轻丧夫，守寡守了一辈子。我爸妈对她好，每月给她一份她特别满意的工资，我家就等于是她的家了。

临江一中是全市唯一一所只有高中的中学。地区行署范围内各县领导的儿女、市领导的儿女、邻市某些领导的儿女，只要学习上还是那么块料，差不多都被一中吸纳了。

一般人认为，干部家的儿女，智商往往不太“灵光”——这实际上是流言。虽然流传又广又久，但那也是流言。起码在当年，在临江一中，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

临江一中的学生普遍用功，干部儿女也不例外。有的干部儿女在中学时就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甚至是全校学霸。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学习特自觉，根本无须任何人督促。互相的关系也淡淡的，不会多么好，却也都尽量避免将关系搞糟。并且，都特低调，一个个本能地“夹起尾巴做人”。对比起来，我不由得每每因自己从小学到中学那种“幸福外溢”的状态感到羞愧。有的同学看书也很多，他们谈起弗洛伊德、《时间简史》和《第三次浪潮》来，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插不上一句话——我从没听父母谈过那一类外国人名，家中也无那一类书。

有次在食堂吃饭，同桌的几名同学不知怎么谈到了文学，一个学兄忽然问我读过什么书？我想了想，回答了《悲惨世界》。

“啊，喜欢雨果呀。”

“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

“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

另两名学兄随口背出了书中的两句话——我因为往小本子上抄过，所以知道是书中的话。

“别在学妹面前卖弄啊。学妹，也读过西蒙的小说吗？”

我怔怔地摇头。

“我除了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所开出的境界外，并不知道其他的境界为何……”

那位师姐自己也掉起书袋来。

“你这就不是卖弄了？打住，都打住，不许再谈文学，换个话题。”坐我旁边的学姐替我圆场。

我借口要添汤，端着碗起身，一去不返。

过后有同学告诉我，那几名学兄学姐已高三了，即将面临高考。他们都是校文学社的骨干，也都是一中的文学名人。

他们是不是名人我倒不感兴趣。读的小说再多，不也只不过是读者，而非任何一篇作品的作者？

但我对于他们还是不禁肃然起敬。想想吧，即将步入考场了呀，一个个居然还能那等地神闲气定、谈笑风生，内心该有多大的自信呀！读了那么多书，又能保证学习上跻身于优等生之列，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除了敬意，我内心也产生起从未有过的自卑来。

那一年，具体说是高一下学期，我感到学习上吃力了。用功再用功，也只保持住了全班中等成绩的名次。爸爸妈妈教我的学习方法，在临江一中根本不起作用了。

我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智商来。

我曾这样问爸爸妈妈：“你们希望我将来成为怎样的人？”

爸妈对视一眼之后，妈妈首先说：“女儿，妈妈对你只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将来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女性。至于怎么为好，你懂的。至于你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事，爸妈贡献些意见供你考虑，但绝不干涉。”

爸爸接着说：“我完全同意你妈的态度。你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就是。别给自己预设什么高目标，非跟自己较劲地去实现。人没必要将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紧绷，活得顺其自然也很好。总之，你幸福，你爸妈就幸福。”

爸妈对我的期许如此宽松，几无任何寄托，使我暗自庆幸，同时也难免有点儿不被重视的失落与沮丧。而他们的话是否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了。

的确，种种外因使我变得稳重了。似乎不仅仅是外因在起作用，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身体里也有某种属于生命本源的东西开始产生了——不，说产生不太恰当，它必定原本就存在于我生命的某一方面，起先处于“休眠”状态，由于受到外因的影响，开始“复活”了。

于是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从高二起，我蹿个儿了。到高三时，身高一米七三了。个子高了，腰显得更细了，胸部发育得更丰满了，想不那么挺都不可能。腿也不知不觉地变长了，这使我在校园里成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不论穿裙子还是穿长裤，都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了。我的脸形也发生了变化，由苹果脸变成鸭蛋脸了。

这种变化使我暗自惊喜，也给我带来了几分困扰——因为我并不习惯有过多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首先来自男生，后来也包括了女生，再后来爸妈看我的目光也异样了。

妈妈欣赏地看我时绝不会使我感到不自在，相反那会使我十分愉快。

但我身体的变化似乎给爸爸带来了不便，他不怎么正眼看我了。在我面前，他似乎不知该将目光望向何处了。

所以我在家里不再穿裙子了。

只有于姥姥对我身体的变化毫不掩饰她的高兴。

“你这孩子，天这么热，在家穿什么长裤呀！连我看着都替你热，快换上裙子，穿最短的那条！”

她这么说时，我一笑而已。

在临江一中，我默默无闻，成绩一般。我稳重，不是装稳重，而是再也活跃不起来了，想要活跃一下的生命动能似乎消失了。没有男女生关系的任何闲言碎语，更没有恋爱经历。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自己身体的变化，但这种欣慰是只能内敛于心的。因为一名来自小县城的学习成绩一般般的女生倘若得意于自己的身材怎样，那是肯定会被同学所鄙视的。

我的高中阶段就像镜江，波澜不惊。

但有一件事使我受到了情感重创——在我高三下学期时，于姥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我妈妈对于姥姥很好，于姥姥对我妈妈也非常关爱；若我妈妈接连病了几天，她往往会急得上火——但她们的关系不是母女关系，一向只不过是两个年龄不同的好女人之间的关系而已。往根子上说，是好雇主与好女佣之间的关系。

但我与于姥姥的关系却不同。

尽管我没吃过她的一口奶，但我可是她一天几次用奶瓶喂大的啊！吐了拉了尿了这类一天多次的事，可一向是她的事而不是我妈妈的事。夏天怕我生疹子，每天晚上都为我洗一遍澡擦一遍爽身粉的也是她而不是我妈妈。我小时候家里既没电扇也无空调，为了使我睡足睡好，姥姥经掌手拿蒲扇坐我床边轻轻扇啊扇的，有时自己也困得一边扇一边打起盹来。如果身体确有记忆，那么我的身体对于她的怀抱的记忆肯定深刻于对我妈妈怀抱的记忆——实际上小时候我更愿让于姥姥抱我；胖胖的于姥姥的怀抱那么舒服，那么温暖，给我以更大的依恋感。由妈妈抱着我往往好久才入睡，由于姥姥抱着，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现在我写到她时，笔下出现的虽是“于姥姥”三个字，但在当年，对于小时候的我，她就是亲爱的姥姥。我会说话以后，口口声声对她叫的也是“姥姥”，而不是“于姥姥”。她的死对我而言是第一位亲爱者的死，对我的情感打击远大于我的情感承受力，以至于我都不愿回家了，因为一迈入没有了姥姥的家门就禁不住流泪。即使眼中未流，心也在流。

我原本是要考我父亲的母校贵州大学的，却没考上。

我考上的是贵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入校后，它改为师范大学了。

我承认，姥姥的死，影响了我的备考状态。

我对此毫无怨言——姥姥怎么可能为自己的死选择时日？

而我，觉得自己将来不管在哪儿当中学语文老师，那样的人生已挺好。能留在贵阳当然符合我的理想，去往临江也行，回到玉县也还行。

不知为什么，我对人生的理解，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一下子变得特现实了。简直也可以说，我变成了一名没有人生之梦的大学女生——在大学生无不有梦的年代和我最该有梦的年华。

这一点似乎也与姥姥的死有关。

既然谁都难免一死，那么对所谓幸福的孜孜以求的追求，是否也等于是对过眼烟云的专执一念？

放下便如何？

顺其自然又有何不可？

某些人的不幸恰在于连这样选择的“资本”都没有。

而我方婉之是有的呀。

我承认那时的我人生态度比较消极，而这使我更加稳重。

我稳重得不太与人交心了。

而这使我给人以“深沉”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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