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
我父亲在做饭，我二姐在帮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
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支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东西。
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
我父亲说是张家贵送来的青蛙肉。张家贵是当年的一名“老高三”返乡知青，在一九八二年，仍是神仙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从前他曾一心考大学，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能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满满。但“文革”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返乡后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谈恋爱。恢复高考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瘫在床上了。等他尽了最后的孝心，发送走了老母亲，已经到了一九八一年了。此时我大姐何小芹，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颜值高得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书亲自替我大姐向他说媒，居然一说就成了。神仙顶的人普遍认为，他肯放弃高考夙愿，无非由于这么三种原因——那夙愿本身被生活磨去了光彩，如同败落了的宅院门上的一把锈锁，持有钥匙的人已懒得尝试那把锁还能不能打开；二是他刚被选为村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种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
人们又普遍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据我二姐说，张家贵以前并没太注意过我大姐，等他开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神仙顶的一个三十二岁的大龄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于曾是“老高三”，这一页已彻底被历史翻过去了，不再能成为优越于别人的资本了。而且，提亲时我大姐才十六岁多，他的年龄比我大姐大了一轮。
都三十二了，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四年后大学毕业三十六了，不论在学校里还是毕业后，他能找到何小芹那么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辈子活得好不好，无非是由财运、官运、口福、艳福四桩事决定的。四桩事中，艳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个男人艳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佬也是嫉妒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芹订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如是议论。
至于我大姐心里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中意还是勉强，我从没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没主动说。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
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能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地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地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
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像插在我家破桌子桌缝间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
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我父亲说有几支签子上穿的是蛇肉。张家贵打死了一条一米半长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这位未来的老岳丈。
而我二姐后来对我的说法是——张家贵是为了取悦我大姐才特地送来的。
老支书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说他已很久不知肉味儿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尔吃到的肉。他一边说，一边拔下一支签子，开始吃在他看来是蛇肉的东西；还让我二姐给他点儿盐，说蘸着盐吃才别有滋味，要不好东西也吃瞎了。
我父亲说家里断盐了，本来当天要到乡里去买的，不承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伞兵，没顾上。他吩咐我二姐从咸菜坛子里舀出一小碟咸菜水，请老支书蘸着吃。
老支书其实并不算老，才五十三岁，当支书的年头很长了，人们称他老支书，体现着对于党的代表人物的敬重。
他是为那件空军上衣来到我们家的。
他说我家不该独占那件上衣。那么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县城去卖，估计五六十元都会顺利出手。我家独占了，村里不少人有意见。
我二姐一听就火了，丢下拨火棍，腾地往起一站，双手叉着腰说：“那是人家伞兵哥哥送给我姐的，怎么就成了我家独占了？谁爱有什么狗屁意见就有，犯不着你支书到我家来念这套不三不四的经！”
老支书倒也没生我二姐的气。大概他觉得，自己是支书，与我二姐那么一个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头一般见识不成体统。
他望着我父亲继续说他的理——如果现在神仙顶还是个生产队，那么，一名伞兵因为队里帮了他而送给队里任何人的东西，都应该看作解放军送给大家的东西，理应归集体所有……
我父亲软言软语地怼了他一句：“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
老支书叹了口气，据理力争：“是啊，不是那时候了。但对那伞兵帮忙最大的，你得承认还是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们起作用了，好处却一点儿没他们的份儿，他们很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我二姐张张嘴没话说了。
我父亲愣了会儿，憋出几句话：“难道你要把那上衣收走，让人到县里卖了，再把钱分了不成？”
这时我大姐从屋里出来了，端着水盆生气地说：“伞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给我时，明明说的是‘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说的可不是‘送给你们’，你支书当时也听到了他的话。既然他是送给我的，谁都别想把它从我家要去！”
老支书尴尬了。
他解释说他不是来要那件上衣的，更没想把那上衣卖了，把钱分了。
他离开桌子，拿着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对我父亲说：“永旺啊，我与你家，论起来还多少沾点儿亲，我对你家咋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没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给你提个醒。谁心存不满，也是人之常情，摆平他们的情绪不就得了嘛，比如买条烟分分，这也是应该的吧？虽然现在集体不是集体了，我也没什么实权了，但使神仙顶的人们搞好团结，我还有这个责任啊……”
我大姐听了他的表白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话不但在理，而且态度又是那么地诚恳，出发点良好。
我父亲望我大姐一眼，低头默想片刻，明确表态说：“那行。我听你支书的，买了烟由你支书代我家分吧。”
我父亲说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
我大姐就一声不响地出门泼水去了。
我父亲又小声对老支书说，他手头一时紧，没钱买烟。不过呢，他会让张家贵买条烟交给老支书。
老支书说谁买都一样嘛，家贵也不是外人。何况，春节时他和我大姐一成亲，我大姐还不把那件上衣带过门去了？那么上衣不就成了他们小两口的共有之物了？
他临走时，又从桌上抽出一签子蛇肉，在咸菜水里蘸了这面儿蘸那面儿。显然地，他蘸着吃出瘾头儿了。
晚饭后，我大姐穿上那件夹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块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照右照。我家就两小间住屋。我父母住一间，我大姐二姐住一间。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镜子，摆在一口旧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亲的嫁妆，那面镜子由于受潮，水银斑驳，照人已经不清楚了。我二姐说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镜子，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儿，不照也是美人儿。二姐后来说她照镜子的次数反而多些，每次照时都想把镜子砸了。二姐当年承认也有嫉妒大姐的时候，但自从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顶？得嫁个比自己大一轮的平常男人？
我二姐后来说，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晚上，在短短一截蜡烛的烛光里，穿上了那件夹克式的软皮上衣的我大姐，美得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网语来说那就是——美得不行不行的。
我大姐似乎也对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尽管她脸上并没呈现出自我欣赏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时我大姐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毫无表情”来形容。用我二姐的话说，“她那样子好像魂飞天外了。”
我父母临睡前关上了屋门，这是很反常的举动。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关上门，不通风了，会使人感到憋闷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关门睡觉的。
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她就猫悄地走过去，偷听父母在说什么话。
我父亲何永旺是独生子；我爷爷也是，两代单传。我父母虽然都姓何，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有再多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儿子。女儿总是要嫁出门的。
这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
我母亲也觉得内疚。
于是，便有了我。我尚在母亲的肚子里，即将临盆。
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了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
我父亲求子心切，为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我母亲认为那不失为“英明”——我大姐订婚时才十六岁多，一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岁多了；春节时成婚，离满十八岁只差两个多月。在神仙顶，这种情况是可以先成婚，两个多月之后再办证的。
那么，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个女儿了。我的出生，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而以有两个子女来论了。
老支书何广泰确实与我家沾亲，当然会急我家之所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人那儿，“后”或许并不专指儿子，但在神仙顶，“无子”即等于“无后”，兹事体大。由于他从中周旋，乡里对我母亲又怀上了我这件事，基本上持的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剩下的问题是，仅仅是——我是子还是女？
我父母达成了共识，认为事不宜迟，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看出了我大姐的状态有些不对头，唯恐我大姐婚事起变——那么我的出生，不管是子是女，都将成为棘手的情况了。
于是我父母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县城去。县里有位“半仙”，据说对预测胎儿的性别特别在行，收钱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从不会拒人于门外。我父亲并不是连买条烟的钱都没有了，他有十几元钱，是要第二天带到县里去用。
如果我竟被预测是女孩，那么他们将按“既定方针”——将我送人。
预先联系过的是山下的两户人家。一户愿给我家两袋红薯作为谢礼；另一户愿给三四十片鱼鳞瓦。我家房顶已多处漏雨，不换瓦不行了。
我父母商议的结果是——将我送给以两袋红薯作为谢礼的人家更划算，因为吃两袋红薯会省下不少粮，卖了省下的粮，能买不止三四十片瓦。
几个月没再与那两户人家沟通了，我父母也担心他们变卦。
我母亲忧虑地问：“真那样咋办？”
我父亲叹口气，沉默良久才说：“那就白送给肯要的人家吧。”
我母亲说：“我怀这一胎怀得很辛苦，那不亏死了？”
我父亲说：“亏也没有别的法子啊！再为谁家养大一个儿媳妇这事，我是够够的了。难道你还没够？”
我母亲就低声哭了。
我父亲劝道：“哭什么啊，你那想法它是钻牛角尖儿的想法嘛！也许这次你怀上的真就是个儿子呢！”
二十六年后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二姐与我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她当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满面地把我父母当年的“密谋”讲给我听。
我却没笑。
也想笑来着，就是笑不起来。
我的心连续抽搐了几下，像被低压电流击着了似的。
我又一次觉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还心疼神仙顶的人家当年那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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