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多夫也像犯人们那样快步疾走，他虽然穿得很少，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感觉热得要命，更主要的是，马路上的尘土和纹丝不动的热空气让人憋闷。走了半里路，他坐上马车赶路，可坐车走在马路中央他感觉更热。他尝试回忆昨日与姐夫的交谈，可这些回忆已不像在早上那样让他激动。犯人们走出监狱、行走大街的场景所留下的印象已遮蔽了那些回忆。更主要的是，热得难受。在围墙旁的树荫里，两个中学生脱下帽子，站在一个蹲在地上的冰激凌小贩面前，一个男孩已享用起来，舔着牛角小勺，另一个男孩则在等，等小碗里装满黄色的冰激凌。

“什么地方能喝点东西？”聂赫留多夫问车夫，他觉得自己必须喝点东西提提神。

“这儿有家不错的饭馆。”车夫说道，赶车拐过一处街角，把聂赫留多夫拉到一个挂有很大招牌的饭馆门口。

柜台后面坐着身穿衬衣的肥胖老板，由于没有客人，几个伙计坐在桌边，他们的白色外衣已难辨原色，他们全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常见的客人，过来招呼。聂赫留多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稍远处一张铺着脏桌布的小桌旁坐下。

一张摆有茶具和白色玻璃瓶的桌子旁坐有两人，他俩擦着额头的汗，在心平气静地算账。其中一位皮肤黝黑，秃顶，后脑勺处留一圈黑发，与伊格纳吉·尼基福罗维奇一样。这一印象使聂赫留多夫又想起昨日与姐夫的交谈，想到自己要在行前去与姐姐和姐夫告别。“开车之前可能来不及了，”他想，“最好还是写封信吧。”于是，他要来信纸、信封和邮票，喝了几口冒泡的清凉矿泉水，想着该如何写信。可是思绪纷乱，他怎么也编不出这封信。

“亲爱的娜塔莎，昨天与伊格纳吉·尼基福罗维奇的交谈给我留下沉重印象，我不能就此离开……”他这样开头，“接下去写什么呢？因为自己昨天说的话而道歉？可我说的是我的真实想法。他会认为我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再说，是他在干涉我的事情……不，我不能这样写。”于是，聂赫留多夫心里又涌起了对那个自以为是的人的仇恨，那个人不了解自己，形同路人，聂赫留多夫将未写完的信揣进口袋，付完账，来到街上，坐上马车去追赶犯人队伍。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似乎都在喷吐热气。双脚好像被滚烫的路面烫着了，聂赫留多夫没戴手套的手触到马车的漆面侧门，竟有被灼伤的感觉。

拉车的那匹马无力地迈着小碎步，马掌有节奏地敲打着满是尘土、凹凸不平的路面，艰难地走过一条条街道。车夫一直在瞌睡，聂赫留多夫则坐在车上，什么也没想，无动于衷地盯着前方。在街道的下坡处，一座大房子门前，站着一群人，还有一位带枪的押解兵。聂赫留多夫让车夫停车。

“怎么回事？”他问一个守院人。

“一个犯人出事了。”

聂赫留多夫跳下马车，走近人群。在下坡马路凹凸不平的石头路面上，靠近人行道，头朝下躺着一个已不年轻的犯人，他宽肩膀，红胡子，面膛通红，鼻子扁平，身穿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面躺着，伸开两只满是雀斑的手，手掌朝下，他在呼哧呼哧地喘息，宽大的胸脯有节奏地上下起伏，间隔时间很长，他用呆滞的、充血的眼睛看着天空。他身边站着一个愁眉不展的警察，一个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伞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提着空篮子的光头男孩。

“他们身体不行了，坐牢坐坏了身体，还把他们往这大日头里带。”那个店员对走近的聂赫留多夫说道，像是在谴责什么人。

“他可能不行了。”打伞的妇人带着哭腔说道。

“应该把他衬衣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他哆哆嗦嗦的粗指头笨拙地解开裹在犯人青筋暴露的红脖子上的衣领。他显然既紧张又慌乱，但仍觉得有必要对人群发号施令。

“都围在这里干吗？这么热。你们挡着风了。”

“应该让大夫检查一下。应该把病号留下。他们把快死的人也带了出来。”店员说道，显然在炫耀自己懂得程序。

警察解开衣领，站直身体，环顾一下四周。

“我说，你们快散开。又不关你们的事，看什么看？”他说道，希望博得聂赫留多夫的同情，可他在聂赫留多夫的目光中并未发现同情，于是便看了看那名押解兵。

可押解兵站在一边，看着自己磨歪的脚后跟，对于警察的尴尬处境完全无动于衷。

“管事的人倒不出头。难道允许就这样把人整死吗？”

“犯人也总归是人啊。”人群里有人说道。

“把他脑袋垫高些，再给他喝点水。”聂赫留多夫说。

“有人去拿水了。”警察回答，同时抱着犯人的腋下，吃力地把犯人的身体往高处拖了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