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莫斯科，聂赫留多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监狱医院，把参政院维持法院判决的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让她做好准备去西伯利亚。

律师已经为他拟好呈递皇上的诉状，他此刻带着这诉状去监狱让玛丝洛娃签字，但他对上诉结果已不抱太大希望。说来奇怪，他如今甚至不愿看到上诉成功。他已做好前往西伯利亚的思想准备，决心与流放犯和苦役犯生活在一起，如果玛丝洛娃被无罪释放，他反而很难想象他该如何安排自己和她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的一句话，梭罗在美国的奴隶制尚未废除的时候说，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并得到庇护的国家，一个诚实公民唯一体面的去处就是监狱。聂赫留多夫就是这样想的，尤其在彼得堡之行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之后。

“是的，在当下俄国，一个诚实人唯一体面的去处就是监狱！”他想道，他来到监狱，走进高墙，甚至真切地体验到了这种感受。

医院的守门人认出聂赫留多夫，便立马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去哪儿了？”

“又回号子了。”

“为什么送她回去？”聂赫留多夫问。

“本来就是那号人啊，大人，”看门人说道，露出轻蔑的笑容，“她和医士勾搭上了，主任就把她赶走了。”

聂赫留多夫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玛丝洛娃及其精神状态居然让他如此惦念。这个消息令他大为震惊。他此时的感受，一如人们获悉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他非常痛心。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居然满心欢喜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变化。他此刻在想，她所说的那些不愿接受他牺牲的话，她的指责和眼泪，全都是一个变态女人的狡猾伎俩，她是想尽量充分地利用他。他现在觉得，他最后一次探监时在她身上看见的种种不可救药的迹象，如今这本质暴露出来了。在他本能地戴上帽子、走出医院的时候，他脑中闪过这一念头。

“但如今怎么办呢？”他问自己。“还跟她拴在一起吗？我如今能因为她的这一行为而让自己解脱吗？”他问自己。

但是，他刚给自己提出这一问题，便立即明白，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解脱，可以抛开她不管，他这样做并非如他希望的那样是在惩罚她，而是在惩罚自己。他因此觉得很可怕。

“不！这件事并不能改变我的决定，只会使我的决定更加坚定。就让她由着她的精神状态行事吧，愿意勾搭医士就勾搭去吧，这是她的事……我的事，就是按照我良心的要求行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与她结婚，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婚姻，我要跟随她，无论她被流放到哪里。”他发狠地对自己说，出了医院，他步履坚定地向监狱大门走去。

来到大门口，他请求值班看守去通报典狱长，说自己想见玛丝洛娃。值班看守认识聂赫留多夫，就像面对一位熟人那样告诉聂赫留多夫监狱里的一个重大新闻，即原先担任典狱长的大尉已被免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严厉的长官。

“现在可严了，严得要命，”这看守说，“他这会儿在这里，我这就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他很快便出门来见聂赫留多夫。新任典狱长个子很高，瘦骨嶙峋，颧骨突出，动作慢吞吞的，一脸愁容。

“探监只允许在探视日，在探视室进行。”他说道，并不看聂赫留多夫。

“可我需要她在给皇上的诉状上签字。”

“您可以交给我。”

“我需要见一见这位女犯。先前一直让我见的。”

“先前是先前。”典狱长飞快地扫了聂赫留多夫一眼，说道。

“我有省长的许可。”聂赫留多夫据理力争，掏出皮夹。

“请出示。”典狱长说道，仍旧没看聂赫留多夫的眼睛。他用白皙干瘦、指头很长、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接过聂赫留多夫递上的那张纸，不紧不慢地读了一遍。“请来办公室吧。”他说道。

这一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在办公桌旁坐下，翻阅面前的文件，他显然打算留在这里监视聂赫留多夫和玛丝洛娃的见面。当聂赫留多夫询问可否探视政治犯鲍戈杜霍夫斯卡娅，典狱长一口回绝，说不可以。

“政治犯不能见。”他说道，然后又埋头读起文件。

聂赫留多夫的口袋里装着那封给鲍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他觉得自己像个阴谋败露的罪犯。

当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抬起头，既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多夫，只说了一句：

“你们可以开始了！”然后便继续看文件。

玛丝洛娃像先前一样，依旧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裙子，戴着白色的头巾。她走到聂赫留多夫身边，看到了他冰冷、恼怒的神情，她的脸顿时羞得通红，她一只手摸弄着上衣下摆，垂下眼睛。她的窘态使聂赫留多夫认定，医院守门人的话果然没错。

聂赫留多夫想如同上次那样对待她，他想向她伸出手去，可是却做不到，他此刻十分讨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