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多夫想改变自己的外在生活，即退租这套大房子，辞退仆人，搬进旅馆。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却向他证明，在入冬之前对生活现状做任何改变都没有道理，夏天无人租房，总得有个地方住人，摆放家具和杂物。于是，聂赫留多夫试图改变其外在生活的所有努力均无果而终（他本想像大学生那样简朴地生活）。一切照旧，而且家里还更起劲地忙乎起来：各种各样的毛料服装和皮毛服装被拿出来晾晒、拍打，看门人、看门人的帮手、厨娘，还有科尔涅依本人，全都参与其中。起先把一些制服和从未穿过的奇特毛皮服装搬出去晾在绳子上，然后开始搬出地毯和家具，看门人和他的帮手挽起袖子，露出结实的胳膊，使劲拍打这些东西，所有房间里于是都充满了樟脑气味。无论穿过院子，还是从窗口往外看，聂赫留多夫都大为吃惊，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全都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的唯一用途，”聂赫留多夫想，“就是给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科尔涅依、看门人、看门人的帮手和厨娘提供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

“玛丝洛娃的事情还没解决，现在也没必要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多夫想，“改变起来也很困难。等到她获释，或者她被流放，我跟她走，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在律师法纳林给定的时间，聂赫留多夫赶去见他。聂赫留多夫走进律师富丽堂皇的私宅，院里立着高大的植物，窗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无处不在的奢华陈设表明主人发了横财，亦即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钱财，只有暴发户家里才如此陈设。聂赫留多夫走进接待室，见有众多客户在排队等候，就像在医生的诊所里那样，他们愁眉苦脸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看供他们消遣的几本画报。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里，坐在一张高高的写字台旁，他认出了聂赫留多夫，便走过来问好，说他马上去向老板禀报。但没等助手走近，办公室的门就突然打开，传出两个人爽朗开心的说话声，一位是已不年轻的壮汉，他脸膛泛红，唇须浓密，穿一身崭新的外衣，另一位是法纳林本人。两人脸上都有这样一种表情，人们在刚刚完成一件有利可图，却不完全正当的事情之后往往都会面带这样的表情。

“老兄，这都怪您自己啊。”法纳林笑着说。

“我很乐意进天堂，可我罪孽深重，不让我进啊。”

“得了，得了，我们都清楚。”

两人又很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公爵，您请。”法纳林看到聂赫留多夫，招呼了一声，他朝走远的商人再次点点头，便领聂赫留多夫走进自己格调严谨的办公室，“您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多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前一个成功案件而生的笑意。

“多谢，我来谈玛丝洛娃的案子。”

“好的，好的，马上。唉，这些财主都不是好东西！”他说道，“您看到刚才这个家伙了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产，可他还说想进天堂。要是有可能从您这里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恨不得用牙咬。”

“他说想进天堂，你说的是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多夫此时心想，他对这个举止放肆的人生出难以遏制的厌恶。此人试图用他的说话腔调来表明，他和聂赫留多夫是同一营垒的人，而其他客户与他俩不同，均属另一营垒。

“这个可怕的恶棍，他把我折磨得够呛。真想缓口气。”律师说道，似乎在辩解他为何没有直接切入正题，“好吧，现在来谈您的案子……我仔细读了此案卷宗，‘我不赞成其内容’，就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多余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也就是说，那个小律师很糟糕，放过了上诉的所有理由。”

“您决定怎么做呢？”

“稍等。您去告诉他，”他对走进屋来的助手说，“就按我说的做，能做就做，不行就拉倒。”

“可他不同意。”

“那就拉倒。”律师说道，他那张开心和善的脸突然变得阴险恶毒了。

“人们都说律师挣钱是白拿，”他说着，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和悦，“一个破产债主受到不实指控，我帮他打赢了官司，现在他们全都来找我。每桩案件都要付出巨大辛苦。有位作家说，他把自己的一块血肉留在墨水瓶里了，我们这些律师也一样。好吧，来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是您感兴趣的案子，”他继续说道，“情况很糟，没有很好的上诉理由，不过还是可以试着上诉，我拟了一份上诉状。”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了起来，他囫囵吞枣般地迅速念出那些枯燥的公文词汇，其他段落他则读得字正腔圆：

“呈刑事上诉庭，云云，特提起上诉，云云。原判决云云，判决书云云，认定玛丝洛娃犯有毒杀商人斯梅尔科夫罪，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处苦役，云云。”

他停了下来，显而易见，尽管此事早已是家常便饭，可听着自己撰写的作品，他仍旧心满意足。

“‘此判决为一系列严重的诉讼程序错误之结果，’”他继续字正腔圆地读道，“‘必须予以撤销。首先，在庭审时，斯梅尔科夫内脏尸检报告刚开始宣读便被庭长打断。’这是第一点。”

“这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啊。”聂赫留多夫惊讶地问道。

“反正一样，辩方也有理由要求宣读。”

“可这完全没有必要啊。”

“总归是个理由。接下来是这样的：‘其次，玛丝洛娃的辩护人，’”他继续念道，“‘本想界定玛丝洛娃的个性，涉及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可他的发言却被庭长阻止，理由是辩护人的发言似乎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刑事案件中，正如参政院数次指出的那样，对被告性格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描述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正确判定罪责至关重要。’这是第二点。”他看了聂赫留多夫一眼，说道。

“他说得很糟糕，什么都听不明白。”聂赫留多夫说道，显出更多的惊讶。

“那小子完全是个傻瓜，当然什么也说不清楚，”法纳林笑着说，“但这毕竟是个理由。接下来是这样的：‘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中不顾《刑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之明确规定，没有向陪审员解释犯罪概念由哪些法律元素构成，他没有告诉他们，即便玛丝洛娃向斯梅尔科夫投毒的行为得到证实，如果无法认定她是蓄意谋杀，他们依然有权认定她并未触犯刑法，而是过失杀人，商人死亡这一结果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我们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