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她一瞧见这位妇女坐在餐厅靠里的大椅子上，便马上住口，神情很是尴尬。她赶紧脱掉帽子，把它翻转过来，弯起右胳膊，一直把它像只鸟窝似的贴在胸口。

那个头戴风帽的妇女，两膝之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拎包，开始讲述她的来意。她微微地摇晃头脑，鼓动舌簧，俨然像个来做客的女宾。她已经恢复了常态。当她一讲到她儿子，样子就显得高贵而神秘，使我们颇为好奇。

他们俩都是从圣·阿加特十四公里以外的拉费泰·当齐荣坐车来的。她是个寡妇，按她自己的说法还挺有钱；她的小儿子安托尼一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后死了，因为他和他哥哥在一个肮脏的池塘里游了泳。她决定让她大儿子奥古斯丁到我们这里来寄宿，以便学完高级班的课程。

接着，她马上把她带来的寄宿生大加称赞。我一分钟前在门口看到这位灰头发妇女时，她还弯着身子，失魂落魄，像只丢了野雏的母鸡哀求怜悯，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她对儿子大加赞赏的一切，真令人吃惊：儿子喜欢讨她好，有时光着脚丫子，沿着河边走好几公里，把丢在水草里的水鸡蛋和野鸭蛋捡来给她……他也撒鸟网……有一天夜里，他还在林子里一把抓住了一只野鸡的颈子……

我这个人胆小得连外套上被钩个小洞都不敢回家，不禁惊奇地望着米莉。

但我妈妈已经什么都听不进，还让那位太太也别吱声；她把手里的“鸟窝”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站起来，仿佛要走出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人……

果然，我们听见上面有陌生人的脚步声，在堆放去年七月十四日放烟火用具的小间里踱来踱去，震得天花板咚咚作响，脚步声还穿过楼上几间阴暗宽敞的谷仓间，最后朝无人居住的、用来晾干木板和放熟土豆的配间的方向消失。

米莉低声说：“刚才我就在底层的房间里听到过这个声音，我以为是弗朗索瓦你回来了……”

谁也没有答话。我们三个人都站着，心里怦怦地跳；突然顶楼通到厨房楼梯的门打开了，有一个人走下梯级，穿过厨房，来到餐厅阴暗的进口处。

“是你，奥古斯丁？”太太说。

来的人是个十七岁模样的大男孩。黄昏来临，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他那顶戴在后脑勺的农式毡帽，黑色的上衣，腰部束着一根小学生常用的皮带。我也依稀辨出他在微笑……

他一眼瞧见我，还没有等到别人问他干什么来着，就先开了口：“你到院子里来一下好吗？”

我迟疑了一秒钟。米莉没有拦我，我就拿起帽子，朝他走去。我们从厨房出去，走到风雨操场，那里夜幕也已降临。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一边走，一边看到他鼻正脸方，唇带茸毛。

“我在你的顶楼里找到了这些玩意儿，”他说，“你从来没有在那儿瞧过？”

他手里拿着一只已经发了黑的木轮子，周围绕着一根破碎了的烟火导线：这也许是七月十四日放的太阳或月亮烟火。

他说：“有两支烟火没有放出去，我们现在还可以点。”他说这话时很平静，他的样子似乎希望下面能有场好戏可看。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我看到他像农民一样头发剃得平平的。他给我看两支烟火，上面还带着一截纸做的引火线；它是被火烧断后发黑，并被扔掉的。他把木轮的轮毂埋在沙子里，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这一点我十分吃惊，因为我们这儿是绝对禁止的—小心翼翼地蹲下去，把导火线点着，然后拽着我的手，使劲把我往后拉。

一会儿以后，房门开处，莫纳的妈妈跟着我的妈妈，两人一齐走了出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寄宿的费用；随着“嗤”的一声，只看见两束红白相间的火星，从风雨操场凌空而起；妈妈在一刹那间，看见我在奇光异彩中踮着脚，拉着新来孩子的手，一动也不动……

这次，她还是没说什么。

晚上，吃晚饭时，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个闷声不响的伙伴。他光是低着脑袋吃饭，也不管我们三双眼睛正一齐盯着他。

法国小学为六年制：两年预备班，两年初级班，两年中级班。高级班实际上是初中，十九世纪时某些小学附设高级班，可以培养小学师资。

讲道开始前赶到教堂做弥撒，不算迟到。讲道一开始，很少有人再进教堂，而宁可做下一场弥撒。

孩子在接受洗礼前还不是教徒，不能进教堂，所以仪式要在教堂外的门厅里举行。洗礼仪式后要发糖，所以孩子们等着。

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