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么做了，也幸亏这么做了。因为这群饿狼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其凶狠程度即使在当地也是少见的。它们咆哮着向我们扑上来，窜上了我们用来作胸墙的那根长木头，仿佛它们只是直扑其猎物而来。从它们那怒嚎的样子来看，它们的猎物主要是我们身后的马群。我命令我们的人像上次那样分两批人轮流开枪。他们都射得很准，第一排枪就杀了好几只狼。但有必要持续开枪，因为它们像魔鬼一样不断地后浪推前浪地扑上来。

我们放完第二排长枪后，以为它们会歇一会儿，我希望它们走掉，但过不了一会儿，别的狼就又扑上来了，所以我们又放了两排手枪。我相信在开了四次枪后，我们一共杀死了十七八只狼，打瘸的至少是两倍，但它们还是又涌了上来。

我不愿把子弹匆匆地射完，因此就把我的听差叫来—我说的不是星期五，星期五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在战斗时，他以极快的速度给我和他自己的长枪重新装好了子弹—我把那个水手听差叫来，给了他一角火药，叫他沿着长木头撒下火药，撒成一条又宽又长的火药线。他照办了。他刚转过身，群狼就扑了过来，有几只还冲上了长木头。这时我抓起一支没有放过的手枪，贴近火药线开了一枪，把火药点燃了。冲上木头的几只狼被灼伤了，六七只倒了下来，或不如说，由于火光的力量和惊恐，而跳到了我们中间。我们马上就把它们解决了。其余的狼被火光吓坏了，由于天已黑下来，夜色使得火光对它们来说更为可怕，这样它们退后了一点。

看到这，我就命令大家用手枪放出最后一排枪，然后齐声呐喊，在这种情况下，这群狼就掉转尾巴逃走了。我们马上向那些正在地上垂死挣扎的将近二十只瘸狼冲去，用剑一通猛砍，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因为它们临死前发出的嗥叫和呜咽，它们的同类更能理解，把它们吓得落荒而逃，离开了我们。

从头到尾，我们打死了共约六十只狼，如果换了白天，我们会杀得更多。打扫完战场，我们就继续前行，因为我们还有将近一里格的路要走。一路上，我们有几次听到猛兽在林子里嗥叫呜咽，有时似乎影影绰绰地看到了几只，但雪光耀眼，不敢确定。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借宿的小镇，在那里，我们发现人们处于惊恐之中，人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原来昨天晚上，有不少狼和几头熊闯进了村庄，把他们吓坏了，不得不昼夜巡守，尤其是在晚上，以保护他们的牲畜，尤其是人命。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向导病得很重，他的两处伤口发脓，四肢肿胀，再不能走动了，所以，我们只得在当地找了个新向导，去往图卢兹，发现那里天气温和，土地富饶怡人，既没有雪，也没有狼，也没有任何这一类东西。当我们在图卢兹跟当地人说起我们的故事时，他们告诉我们，这在山脚的大森林里实乃寻常之事，尤其是在大雪覆盖之时。他们很好奇我们找到的是何等向导，竟敢在严寒时节带我们走那条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都被猛兽吃掉，真是令他们吃惊。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列出阵势，把马围在中间时，他们重重地责怪我们，说我们没被吃掉完全是九死一生的侥幸，因为狼要吃马，见了马群便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在别的时候它们也真的怕枪，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见到了马，它们就会忘记危险，迫不及待地扑上前去。倘若我们不是连续开枪，最后还燃起火线，吓住它们，我们早就被它们撕成碎片吃掉了。其实，如果我们只是骑在马上，像骑手那样向狼群开火，它们见到马上有人，也就不会把马视作嘴边肉了。最后他们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紧挨着站在一起，放开马群，狼就会只顾着去吃马，而可能放过我们了，尤其我们有枪在手，人数还不少。

就我来说，这次遇险是我生平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当时，看着三百多个魔鬼嚎叫着冲来，张着大嘴要吃我们，而且我们没有地方可作掩护或退路，我以为一定要完蛋了。说实话，此生我再也不想翻那些山过那些岭了，与之相比，我宁可走一千里格的海路，哪怕一星期遇上一次风暴也可以接受。

在法国的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值得记下来。即使有，也是别的旅行者曾经记下过的，他们也记得比我好。我从图卢兹到了巴黎，一路马不停蹄地到了加来，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严冬的旅行后，于1月14日在多佛尔平安着陆。

现在我来到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我新获得的财产就安全地转到了我手上，我随身携带的汇票都兑换成了现钞。

我的主要导师兼私人顾问，也就是那位善良的老寡妇，对我汇给她的钱十分感激，不假思索、不辞劳苦地就接受了我的委托。我对她也百分之百地放心，轻轻松松地就把所有的财产都托她保管。说真的，对这个毫无瑕疵、廉洁高尚的善女子，我自始至终都非常满意。

就在我想着把财产委托这个女人保管，自己启程去里斯本，再去巴西的时候，我又产生了另一个顾虑，那就是宗教问题。当我在海外，特别是在岛上孤居期间，我就对罗马天主教产生了怀疑。我知道，除非我毫无保留地拥抱罗马天主教信仰，我还是不要去巴西的好，遑论在那里定居了，否则，我就要下定决心成为自己原则的牺牲品，成为宗教殉道士，死在宗教裁判所里。这么一想，我决定还是待在自己家乡，并看看能否找到办法，把我的种植园处理掉。

为此，我给里斯本的老朋友写信，他在回信里说，他可以很容易地帮我把种植园卖掉。如果我觉得合适，可以委托他以我的名义通知那两位商人—我当初两位代理人的继承人—他们住在巴西，很清楚那个种植园的价值，他们就住在那儿，我也知道他们很富有。他相信他们会乐于买下。他不怀疑，我至少可以多卖四五千比索。

于是我同意了，授权他把种植园卖给他们，他照做了。八个多月后，船回来了，他送给我一份报告，说他们接受了我要的价格，给他们在里斯本的一个代理汇了33，000比索，让他给我。

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来的买卖契约上签了字，寄给我的老船长，然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张32，800比索的汇票，就是我卖掉种植园的所得。我恪守了先前的承诺，每年给老船长一百莫艾多，终其一生，在他死后，再每年给他儿子五十莫艾多，终其一生。这笔钱我原来是打算从种植园每年的收益中支付的。

至此，我就讲完了我充满幸运和冒险一生的前半部分。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上帝手中的一枚棋子，历经了人世间少有的沧桑。以愚蠢始，以欢喜终，超出了我当初的期盼。

任谁都会以为，在这好运交集的状态里，我是不会再出去冒险的了—如果没有别的情况发生的话，我也确实会在家养老赋闲的—但我是一个习惯了漂泊生涯的人，一没有家庭，二没有几个亲朋，尽管富有，却没有交上多少密友。因此，尽管我已卖掉了巴西的种植园，却时不时会想起那地方，很有心去故地重游，尤其是抵挡不住想要去我的小岛看一看的强烈愿望，想知道那些可怜的西班牙人是否已经住到了那儿，我留在那里的几个恶棍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我真诚的朋友，就是那个老寡妇，恳切地劝我打消这个念头，她说服了我，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让我远游。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养了我的两个侄儿，就是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予以照管。大侄儿本来有点遗产，我把他培养成了一名绅士，又拨给他一点产业，将在我死后并到他的财产中。另一个侄儿我托付给了一个船长。五年后，我发现他成了一个通情达理、有胆有识、胸怀远大的青年，就给他买了一条好船，让他航海去了。后来，这个年轻人把我这个老头子拖进了另一场冒险。

与此同时，我让自己部分地安顿了下来。首先，我结了婚，这桩婚事可算门当户对，差强人意，生了三个孩子，包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我妻子不久就死了。这时，我侄儿正好从西班牙航海回家，获利不菲，我出海的念头又蠢蠢欲动，加上他的一再强求，于是我就以一个私人贸易商的身份，搭他的船到东印度群岛去。这是在1694年。

在这次航行中，我探访了我在岛上的新殖民地，看到了我的继承人—那群西班牙人，了解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我留在岛上的那几个恶棍的情况。他们起初是如何侮辱可怜的西班牙人的，后来又是怎么跟他们好好歹歹、分分合合的，最后西班牙人又是如何被迫对他们施以武力，他们是如何屈从于西班牙人，以及西班牙人是如何真诚地对待他们的—这是一部历史，如果可以记载下来的话，会跟我的故事一样，充满丰富多彩、精彩奇异的事情—尤其是，他们是如何跟几次登陆的加勒比人打仗的，如何为了岛上的发展，而派了五个人攻打大陆，带回十一个男俘和五个女俘的，正因如此，我到岛上时，发现那里有大约二十来个小孩。

我在岛上停留了大约二十天，给他们留了一切必要的东西，特别是武器、火药、子弹、衣服、工具，还留下了我从英国带去的两个工匠，其中一个是木匠，一个是铁匠。

此外，我把岛上的土地加以划分后分配给了他们，我自己保留了整个岛屿的主权，他们都各按协议获得了土地。在替他们安排了所有的事，并叮嘱他们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自己就从那里走了。

从那里我到了巴西。在巴西，我买了一条三桅帆船，我把这艘帆船送到了岛上，又送了一些人过去。在那条船上，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我还送了七个妇女，都是我挑的，有的适合当用人，有的适合当妻子，就看他们怎么处理了。至于那几个英国人，我答应，只要他们愿意勤劳地种庄稼，我就从英国送几个妇女给他们，以及一船生活必用品—这些我后来都说到做到了。这几个家伙被制伏后都成了勤奋诚实的人，都分到了土地。我还从巴西给他们送去了五头母牛，其中三头已怀上了小牛，还送了一些羊和猪，后来我再去时，其数量已显著地增加了。

这些事情之外，岛上还发生了许多惊险的故事，比如三百加勒比人是如何来到岛上侵犯他们，并毁坏他们的种植园的，他们又是如何跟这些野人打了两次仗的，第一次被野人打败，一个人还被杀了，但是最终，一场风暴毁灭了他们敌人的独木舟，其余的野人不是被饿死了就是被杀死了。然后他们又重建了他们的种植园，仍旧住在岛上。

所有这些事情，加上我自己十年后的新冒险中令人惊奇的事件，我将在我故事的第二部分予以更详细的叙述。

图卢兹，法国南部大城市，原为朗格多克省的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