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这些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们，上了船。我们准备立刻就开船，但直到晚上都没有起锚。次日大早，那五个人中间的两个游到船边，以最为可怜的腔调抱怨那另外三个人欺负他们，乞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他们上船，否则他们会被那三个家伙杀了的。他们恳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哪怕马上把他们吊死也心甘情愿。

看到这，船长假装没有我的允许他无权决定。后来，经过种种为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后，才把他们收到船上。然后，给他们每人一通鞭打，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口。此后，他们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了。

此后，趁着涨潮，我吩咐用小艇把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送到岸边。经过我的说情，船长派人把他们几个的箱子和衣服拿给了他们，他们收了，十分感激。我又鼓励他们说，倘若将来我有船可派来接他们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

我离开小岛时，把我做的大羊皮帽、伞和一只鹦鹉带上了船，作为纪念。我还没有忘记拿走我前面提到过的钱。这些钱一直堆在那儿，根本用不上，早已锈迹斑斑，银光黯淡，若非拿在手里摩挲擦拭一番，丝毫看不出原来是银元。我从西班牙破船上拿来的钱也是如此。

就这样，根据我在船上找到的日历，我于1686年12月19日离开了这座小岛。在这座小岛上，我一共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第二次得救的日子，跟我第一次得救的日子相同。第一次得救，是指我乘着长艇从萨累的摩尔人那里逃了出来。这次，乘着这只大船，在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于1687年6月11日抵达了英国。中间三十五年过去了。

到了英国，我才发现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管家还活着，但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很惨，她改嫁后又变成了寡妇，境况凄凉。我要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安慰她说我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照顾和忠心，我尽我微薄之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那时我财力有限，只能给她一点点的帮助，但我安慰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从前对我的好。将来只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她，我也决不会忘记她。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及全家人也都没了。我只找到两个妹妹，和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于我长年在外，大家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没有给我留一点遗产。总之，我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或帮助，我带的那么点钱无法让我在世上安身立命。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时却有人找我报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我欣然伸手，救出了船长，并让船只和货物逃过一劫，船长在回国后，便向各位船东详细地汇报了我是如何救出人和船的，他们听后，便邀请我跟他们以及一些相关的商人见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报答。

但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作了几番思考后，我感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成家立业，便决定去里斯本，看看能否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一点情况，以及我那位合伙人怎么样了。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想法，我搭上了去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了那里。在我这样奔波的时候，我的仆人星期五一直忠诚地跟着我，他证明了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最可靠的忠仆。

我到里斯本后，经过一番探询，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把我从非洲海面救起来的船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船长现在老了，不再出海了，让他的儿子接手船上的事，而他的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仍旧在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家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想起了他的模样。当我告诉他我是谁时，他很快就记起我来了。

老朋友重逢，免不了有一番热切的交谈。接着你们也知道，我问到了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未到巴西了，但他可以保证，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那两位代理人都已经死了。尽管如此，他相信，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份种植园发展的详尽报告。因为，在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了之后，我的几位代理人就将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到的收入，报告给了财政检察官。财政检察官怕我永远也不会来认领这笔财产了，就作了如下的分配：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以及让印第安人皈信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回来了，或者有人声称继承我的遗产，那么这笔钱就当归还。只是划拨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归还的。但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收官以及修道院的管家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伙人，要他把每年的收入都列一个真实可信的账目，并上交我应得的那部分。

我问他，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的发展已达到何等规模，他是否认为还值得经营。倘若我去巴西索回我应得的那部分，是不是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告诉我，他不清楚种植园发展到了何等规模，但他知道，我的合伙人单靠他那一半股份所获的利益，就已经成为当地土豪了。他跟我说，他现在想起来了，他曾听说，上交国王的那三分之一，好像是拨给了某个别的修道院或宗教机构了，每年超过二百莫艾多。我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我的名字在巴西也登记在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继承人都是十分公正诚实，也十分富有的人，他相信我不仅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拿到我的财产，还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一笔可观的属于我的现款，那是从他们父亲受我委托照管我的种植园开始，到他们放弃权利、收入缴公为止，大约十二年之内我的种植园的收入。

听了他的话，我显得有些焦虑不安。我问老船长，他既然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而且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作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他怎么会让代理人来处置我的财产呢？

他跟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并没有关于我死亡的证据。如果没有我业已死亡的确切证据，他是没法成为我的遗嘱执行人的。此外，他也不愿意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插上一手。他确实登记过我的遗嘱，签上了他的声明。如果他能提交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会依据财产委托权，接过我的糖厂（他们叫糖屋），并命令如今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了。

“但是，”老人家说，“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不像别的事那么容易接受。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全世界都以为你死了，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以你的名义，把你最初六至八年的收入给了我，我也收了。当时种植园正要大发展，需要扩充设备，建造糖厂，购买奴隶，不像后来那么赚钱。不过，我一定会把我的收入及花销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你。”

我和这位年迈的朋友又连续谈了好几天，他给了我一份账单，是我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记录，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的签名。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如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甘蔗酒、糖蜜等，都是糖厂的副产品。从这个账单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但是如他所说，由于开销大，起初实际收入是很少的。然而，老人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个莫艾多，外加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回里斯本的海上失事，全部没有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的事。

这位老好人跟我说起他的倒霉事，他迫不得已，只好动用我的钱来弥补他的损失，入股买了一条新船。“但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是缺钱的话，钱不会少你的。我儿子一回来，就可以把钱全部还给你。”

说完这话，他就打开一个老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莫艾多。那条新船，他和他儿子各占四分之一的股份，现在由他儿子开到巴西去了。他把他和他儿子的股份开了一张出让证明给我，用作对我的其余欠款的担保。

我被这位可怜老人的诚实和善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都有些不忍了。想起他过去对我的好，想到他怎么把我从海上救起，他怎么一直慷慨仁慈地待我，尤其是现在仍旧对我赤诚以待，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我忍不住地恸哭。因此，我先问他，以他目前的境况，能否拿出这么多的钱，会不会弄得手头太紧？他告诉我，他不好说手头不紧，但是这都是我的钱，我可能比他更需要。

这个好人说的每一件事都充满感情，他说话时，我禁不住落泪。简而言之，我拿了一百莫艾多，并让他拿了笔和墨，给他写了一张收据。我把剩余的钱给了他，跟他说，如果我能拿回种植园，我会把其余的钱也退回给他的（后来我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让证明，我是断断不能收的。我说，如果我需要用，他一定会给我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如果我不需要，我是绝不会向他多要一分钱的。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在巴西的产业。

说完这些，老人家问我，是否要他帮忙想一点办法，来收回我的种植园。我对他说，我想自己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去一趟；如果不愿意，也有很多办法保证我的权利，立刻把收入拨给我用。里斯本河恰好有船准备去巴西。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登记自己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证明当初在巴西拿地建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他的担保书照常规做了公证，又附了一份委托书。他指导我将这两份文件加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个熟悉的商人。接下来就叫我跟他待在一起静等回信。

没有什么是比这次委托手续办得更光彩的了。因为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是那两位代理人的继承人寄来的。正是由于这两位代理人我才出海遇险的。包裹里有下面这些东西，尤其是书信和文献：

第一，是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开始于他们的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那一年，共有六年，应该给我1，174莫艾多。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的账目，也就是他们把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为“民法死亡”）期间代管的账目，共有四年。由于种植园的价值递增，结存合计38，892克鲁扎多，等于3，241莫艾多。

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很诚实地说，除了医院的开支外，他还有872莫艾多原封未动，他现在承认是我的了。至于上交国王的部分，则不能偿还了。

还有我合伙人的一封信。他热烈地祝贺我还活着，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提高的情况，每年的生产情况，并具体谈到我们的种植园现在有多少英亩或平方米，是怎么种植的，里面有多少奴隶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告诉我说，他说了无数遍“万福马利亚”，以感谢万福马利亚保佑我活着。他热情地邀请我过去收回我自己的产业。同时，他还说，如果我不能亲自去，我可以给他命令，他应该将我的财产交给谁。在信的结尾处，为了表达他和他家人对我的深情厚谊，又送了一份礼。那是七张精美的豹子皮，这些豹子皮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看来那艘船的航行要比我幸运多了。他还给我送了五箱优质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后者的样子比莫艾多略小。

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还让这同一支船队给我载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捆烟叶，还把我账上结余的财产折算成黄金，一起给我运了过来。

现在可以说，实际上也的确是，约伯的末端要比开端好得多。当我知道我的财富都送到我跟前时，我内心的狂跳真的是难以言喻。因为巴西的船只都成群结队，那带了信来的同一批船也必定带了我的货物来，因此在书信传到我手里之前，我的财产已平安到达里斯本河了。总之，我面色苍白，宛如病人。要不是老人家跑去给我拿了一瓶提神烈酒，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违逆了本性，定会让我当场死掉。

即使是喝了酒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几个小时也没有好转，最后请来了一个医生。他问明了我的病因后，就让我放血。放血后，我才缓解了很多，最终痊愈。我忠实地相信，我那种精神状态，若不是用这种猛泻的办法去减轻的话，我早就没命了。

突然之间，我就成了五千英镑现金的主人，并且在巴西还有不动产（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每年有超过一千镑的收入，就像在英国拥有土地不动产一样。总而言之，我现在的处境，就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更不知道怎么静下心来享受它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原初的恩人，我善良的老船长。他在我受难之时仁慈待我，自始至终都以善意和忠诚待我。我把收到的每样东西都给他看，告诉他，除了掌管万事的上帝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得的。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要百倍地回报。因此，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莫艾多还给了他，然后请来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一份字据，将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一笔勾销。然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每年利润的接收者，并指示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常年往返的船队带给他代为接收。委托书最后一款写明，在其有生之年，老船长每年都从我的收入中得到一百莫艾多，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将每年获得五十莫艾多，终生如此。这样，我总算是报答了老人家了。

现在，我接下来得考虑该走哪条路，拿上帝放到我手里的不动产怎么办。实际上，跟荒岛上的生活状态相比，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更多。在荒岛上时，我除了所拥有的，别无他求，除了我需要的，别无所求。而现在，我却有了一大堆要紧的东西，我的事就是怎么保证它们的安全。我现在可没有洞穴来藏钱财，也没有地方无需上锁便可放金银币，直到它们生锈发霉也没有人动用。相反，现在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或该托给谁来保管。只有我的监护人老船长是诚实可靠的，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在召唤我去那里一趟，但在我办妥这些事，把钱财托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怎么能贸然前往呢。起先，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那个寡妇，我知道她诚实，也会公正待我，但现在她一把年纪了，人也穷，据我所知，可能还欠着债。总之，我还是得自己携着财产先回英国，舍此别无他法。

等我下定决心办妥这件事，又过了几个月了。我既然已充分地报答了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令他心满意足，我就开始想着这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曾是我的第一个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的导师和忠实的管家。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客户，除了请他兑现我的汇票外，还请他把她找出来，把我汇过去的一百镑现款送给她，跟她谈一谈，安慰她，告诉她，虽然她手头窘迫，但只要有我在，她就会不断地得到接济。同时我又给我住在乡下的两个妹妹各寄了一百镑，尽管她们并不急需钱用，但两人的光景都不太好，一个结了婚但成了寡妇，一个虽然有丈夫但待她不好。

但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都找不出一个人，让我敢把财产托付给他，免除我的后顾之忧，以便我远赴巴西的。这真是让我伤脑筋。

我一度起心去巴西定居，因为我以前也入过巴西籍。但我在宗教上总是有一点顾忌，让我打退堂鼓。不过当前阻止我去那儿的并非宗教问题。我以前在巴西人中间的时候，已经公开地、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顾忌了。只是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最近又想得比以往多，我一想到要在他们当中生和死，就开始后悔当初自己皈依了天主教，我认为以这样的宗教身份死去可能并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