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场上办了一所学校，然后轮流从罗马天主教会、英国教会和苏格兰教会请来土著教师为孩子们上课。肯尼亚土著的教育严格地控制在宗教范围内。当时，除了《圣经》和一些圣歌集之外，还没有别的书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在非洲的时候，我一直计划着把《伊索寓言》翻译过来，供当地的土著居民阅读，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实施这项计划。这所学校是我在农场上最喜欢的地方，是农场上人们精神世界的中心。学校就在一座由波纹铁皮搭建的仓库里，整个仓库是长形的，也有些岁月了。在这儿，我度过了无数美好的夜晚。

卡曼特会跟我一起到学校上课，但从来不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板凳上，而是站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好像是故意要让耳朵听不到老师讲课的声音，故意无视其他被允许进来听课的孩子们的狂喜似的。后来，我看到过他躲在我的厨房里，努力回忆着从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一笔一画地、慢慢地抄写和临摹，往往字母和数字都是倒着的。我觉得，即使很想去学校上学，他也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去。在童年时，他的内心已经扭曲或封闭起来了。长大后，对于他而言，不正常的事儿才算正常。真正的侏儒在灵魂深处是傲慢自大的，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其他人都是扭曲的。卡曼特就是以这样的心理来面对被孤立这件事情的。

卡曼特在金钱方面极其精明。他平日的花销很少，而且很成功地和一些基库尤人做了几次山羊买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在基库尤族里，结婚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曾经像哲学家似的告诉我，金钱这个东西真是一文不值。这话听起来既透彻又富有原创性。他基本上和生活保持着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他是它的主人，但却从不赞美它。

他天生就不会赞美别人，即使对于动物的智慧，他也只是认可和“觉得还好”。我和他认识那么长时间，只听他赞美过一位索马里女士。没过几年，这位女士就来到我的农场上生活了。只要听到别人说出什么自信的话或豪言壮语，卡曼特就会发出一种低低的、带有嘲弄的笑声，而且完全不分场合。所有土著人的内心都带着一股强烈的恶意，看到谁做错事情，就会发出尖锐刻薄的笑声。听到这种笑声，欧洲人会觉得很受伤，心里会很反感。卡曼特更是把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把它演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自我讽刺。利用这种方式，不论是在面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失望和灾难时，他都能够从中寻找到乐趣。

我在许多土著老妇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心理，比如被火烧了好多次的老妇，再比如血液里已经流淌着宿命感的老妪。不管在哪里见到她们，只要她们嘲讽我，我都能听出来。但我心里很同情她们，只当是某个亲姐妹在嘲讽自己了。我常常让仆人们在周末早晨给老妇们发鼻烟，那时我一般还没起床。土著人把鼻烟叫作“汤博科”。于是，每到周日的早晨，就有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围在我的房子周围，院子也变成了一个凌乱不堪、破旧的养鸡场，里面挤满了瘦骨嶙峋的秃毛老母鸡，“咯咯咯”地叫个不停。因为土著人不太习惯大声说话，所以她们的声音都很小。尽管如此，声音还是会穿过卧室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在某个周日的早晨，基库尤老妇的这股温和、活泼的小溪起了涟漪，突然变成了一条欢笑的瀑布。一定是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发生了。我把法拉叫进来问他怎么回事。他不怎么情愿地告诉我，他忘记买鼻烟了。老妇们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之后却什么也没拿到，她们说自己真是“布里”。这件事后来成了这群基库尤老妇的笑料。如果在玉米地的小路上碰到她们中的某个人，她就会停下来，定定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弯曲的、瘦巴巴的手指头指着我，那张又黑又老、布满皱纹的脸上就绽开了笑容，脸上的皱纹也折叠在了一起，像被一根看不到的绳子牵着一样。看到她们这样，我就会想起那个周日的早晨，她和姐妹们走啊走啊，从山下走到我的农场，却发现我忘记买鼻烟了，她们最后连一粒都没拿到！哈哈哈，姆萨布！

白人们总说基库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特绝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对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他都会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在我们认识后的很多年里，他主动帮我做过很多事情，而我并没有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如果不是我，自己可能早就没命了。他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感激。比如，他对我特别友善和热心。更准确地说，是特别耐心。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宗教的缘故。但实际上，我觉得在他的心里，我应该是属于傻瓜世界最傻的那群人。从他来到农场为我工作，和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之后，我就总能感觉到他投射在我身上的犀利眼神，好像他正在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公正而明确的批判。我甚至觉得，打一开始，他就把我不怕麻烦地为他治疗这件事当成了一种怪癖，而且这是不可救药的。饶是如此，他一直没有对我失去耐心，一直非常可怜我，试图通过各种详细的解释，指导我摆脱无知。有时，在面对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思考上很长时间，就是为了好好地准备这个问题的解释，好让我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卡曼特刚到农场时，他只是帮我喂养家犬，后来成了我的医务助理。从那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双手非常灵巧，但单从这双手看，你不会这么觉得。我让他到厨房做个小学徒，给老厨师埃萨帮工。后来，埃萨被人杀害，他就接替了他的工作，并一直在农场做这份工作。

土著人一般对动物没有什么感觉，但卡曼特不是这样，作为专门养狗的仆人，他是专业和权威的，甚至把自己都当成了狗群中的一员。他常常会跑过来跟我交流，告诉我它们想要什么，在思念什么，以及它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在他的照料下，狗的身上没有长过跳蚤这种非洲害虫。有很多次，我和他在半夜被狗的嚎叫惊醒，然后一起在防风灯的灯光下，一个个地捉狗群身上的大蚂蚁。这种凶残的蚂蚁在斯瓦希里语里叫“赛富”。它们总是排成一队，碰到什么吃什么。

在教会住院期间，他一定也睁大双眼留心观察过，因为他可是一位细心体贴、很有创新性的医务助理，虽然对那儿的医疗技术，他没有什么敬畏或偏爱之心，表现得像平常一样。在离开这个职位后，他有时也会从厨房里走出来，参与某个病人的治疗，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作为厨师，他又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模样，你完全无法把他与其他厨师相提并论。在他身上，大自然完全无视“能力”与“才华”出现的先后顺序，直接大步迈向“才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变得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这样的事情通常只有在天才身上才会发生。在农场厨房这个小烹饪世界里，卡曼特显示出了作为天才厨师的卓越才华。甚至“江郎才尽”这种天才的无力感在他身上也是看不到的。如果卡曼特出生在欧洲，经过聪慧老师的调教，那他很有可能会名声大噪，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幽默大师。不过，他在非洲已是相当有名，对待厨艺的态度简直就是一位大师级人物。

我很喜欢烹饪。从非洲第一次回欧洲后，我拜了一位名叫佩罗什特的法国厨师为师，他在一家非常著名的饭店工作。那时，我觉得如果能在非洲把这些美食做出来，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看我如此痴迷于烹饪，佩罗什特先生还曾邀请我和他一起经营他的饭店。现在，我只要看到卡曼特，就感受到了这种熟悉的痴迷感，而正是这种痴迷彻底地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看来，和他一起工作的前程简直是不可估量。这个“野蛮人”身上竟然具备烹饪西方食物的天赋，这是我见过的最神秘的事。这不得不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因为它很可能是天赐的，是命中注定的。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本来不信上帝存在的人，在一位颅相学者给我指出“神学雄辩术”在大脑中的位置后，就又重新开始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神学雄辩术”是确定存在的，那么神学也就存在。如此一来，上帝就一定是存在的。

只要与烹饪有关的领域，卡曼特都展示出了娴熟的能力，非常令人震惊。在他那双黑瘦弯曲的手里，厨房里的各种花样食物和精品菜式都是不足为奇的小把戏。这双手深谙有关鸡蛋饼、肉馅大酥饼、调味酱和蛋黄酱的一切。他有一种能够把事情化繁为简的特殊才能，就像传说中的幼年基督一样，用泥巴捏了几个小鸟，就能让它们飞走。他鄙视所有复杂的工具，就好像无法忍受它们独立地完成工作似的。我给他买了一个打蛋机，他硬是把它扔到一边，任它生锈，然后一直用那把我用来清除草场上杂草的刀去搅蛋清。他搅出来的蛋清层层叠叠的，像是轻盈的云朵。他的双眼极富洞察力，似乎受到过神灵的启示，能在整个养鸡场里挑出最肥的那只；他认真地用手掂掂鸡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下的；他会制定计划，帮助我改善伙食；他不知道通过什么交流方式，从一位朋友手里拿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莴苣品种的种子，这个朋友住在离农场很远的小村里，也是一位医生的助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种子，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过。

他能熟记各种菜谱。他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英语，烹饪书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我不清楚的系统分类法，然后把学到的所有烹饪知识存储在了那颗不太漂亮的头颅里。他用当天看到的突发事件来为菜品命名。比如，他有时把酱汁叫作“闪电劈树”，有时又叫作“灰马死掉”，而且从来都不会混淆。但无论我怎么努力，他总是记不住上菜的顺序，这是唯一一件我无法让他做到的事情。因此，每当有客人来，我就必须为我的厨师画好上菜的顺序，就好像要提供一份图画式菜单一样：首先是个汤盘，然后是一条鱼，然后是一只鹧鸪或一个洋蓟。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是因为他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觉得万事万物都有个度，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和这个小魔鬼一起工作的场景非常令人感动。这个厨房名义上是属于我的，但在准备饭菜的过程中，它以及我们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掌控在他的手中。在这里，他完全能够理解我的意愿，甚至有时我还没有说出口，他就已经做了出来。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于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对于连他自己都鄙视的事情，他竟然都能够成功地完成。我很奇怪竟然有这样的人。

卡曼特对欧洲人的菜肴的味道毫无感觉，他虽然已经有所转变，和西方文明有了接触，但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库尤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部落里，扎在对族人的信任里，就好像只有这样，他才活得像个人。有时，他也会品尝一下自己烹饪的食物，但下一秒脸上立刻就出现了一种不信任，那神情像极了一个巫婆在品尝自己做的肥皂汤之后的表情。

有时，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失去了作用，会给我拿来一些基库尤人的美食，有时是一个香甜的烤红薯，有时是一块肥羊肉。就像一个与主人生活了很久的小狗，虽然也算是受了文明世界的熏染，但依然会把一根骨头当作礼物，放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我总感觉，在卡曼特心里，我们肯定是精神失常了，才会把美食弄出这么多复杂的工序。

在很多事情上，卡曼特会很坦诚地告诉我自己的想法，但每当我尝试询问他对自己所做食物的看法时，他却总是守口如瓶，一字不提。于是，我们就在厨房里肩并肩工作，不再理会对方对烹饪重要性的看法。

内罗毕有家穆海咖俱乐部，那儿的很多厨师都是我的好朋友。每当他们有新的菜式出来，我就把卡曼特送过去，跟着他们学习。卡曼特还是学徒时，我家就因美味佳肴而在殖民地出名。这真是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渴望自己的艺术品能够有人欣赏。因此，每当朋友们来和我一起吃饭时，我都很高兴。卡曼特对别人的赞赏毫不在意，但能记住常来农场就餐的客人们的口味。“我要为伯克利·科尔先生做一道白葡萄酒鱼。他自己带了白葡萄酒，让我做鱼的时候放进去。”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沉重，好像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为了得到美食专家的意见，我邀请居住在内罗毕的老朋友查尔斯·布尔佩特先生来和我们共餐。布尔佩特先生是老一代的旅行家，斐利亚·福格sup/sup都比他晚出生好多年。他周游世界，尝遍各地美食，是那种只管享受当下，不管未来会如何的人。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关于运动和登山的书籍记录了他的事迹，包括他在做运动员时的探险活动，以及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的登山壮举。有一本名字叫《来得容易去得快》（lightcomelightgo）的书，专门记录了世界上著名的打赌活动。书里记载，老先生有一次跟别人打赌说，他可以身着晚礼服，头戴高礼帽游过泰晤士河，结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后来竟然效仿利安得sup/sup和拜伦勋爵sup/sup，横游了达达尼尔海峡。能和这样的人面对面用餐，我就感到很幸福了，现在居然可以用自己做的美食招待这个自己喜欢的人，这份幸福感就又多了一层。作为回报，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关于食物的看法，还聊起了他对世界上很多事物的想法。最后，他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他品尝到的最美味的佳肴。

更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威尔士亲王sup/sup也曾驾临农庄用餐。他对我们的坎伯兰调味酱赞不绝口。土著人非常敬重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因此，当我给卡曼特转述威尔士亲王对调味酱的赞美之词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别人的赞美表示了兴趣。甚至好几个月过去之后，他竟然还想再听听亲王的赞美。他像一本法语课本一样问了我一个问题sup/sup：“那位苏丹王的儿子真的喜欢那种猪吃的调味酱？他是不是全部吃了？”

出了厨房，卡曼特依旧对我很关心。他常常想帮助我，当然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比如什么事情对我有利，什么东西很危险。

有天晚上，已经过了午夜，他突然提着防风灯无声无息地走进了我的卧室，好像在值夜班似的。那应该是他刚来农场不久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还很小。他手里提着灯，站在我的床边，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迷路的蝙蝠，两只大大的耳朵向外铺开，又像是一小团非洲鬼火。他非常严肃地说：“姆萨布，你最好赶紧起床。”我坐起来，头晕乎乎的，心里想着，即使是再严重的事情发生，也该由法拉来叫我起床。我让他离开，但说了两遍，他还是站在那儿没有动。“姆萨布，”他又说，“你最好赶紧起床，我想上帝来了。”我起身下床，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郑重其事地把我带到餐厅，从这儿我们能看到西边的山峦。此时，透过餐厅的玻璃门，我看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是山火。熊熊的火焰在山上燃烧，火舌舔着草地，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平地。从我住的房子这儿望过去，简直就是一条垂直的火线，看起来确实像是某个巨人在移动，在向我们走来。我静静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凝视着外面的山火。卡曼特就站在我的旁边，也在注视着这股山火。我怕他被吓住，就安慰他，跟他解释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我怎么解释，对他好像都不起什么作用。很明显，他把叫醒我看成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他说：“是呀，或许是这样吧。但我想还是要叫醒你，如果真的是上帝来了呢。”

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

希腊神话中爱上女祭司海若的小伙子。他每天晚上游过达达尼尔海峡与海若相会。最终，他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溺水而亡，悲痛的海若也跳海自杀身亡。

lordbyron，即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他在1809年离开英国前往土耳其，1810年抵达达达尼尔海峡西岸。为了追忆希腊神话中的利安得和海若，他跳进海中游到对岸。之后，他在自己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描述了此事。

1301年英格兰吞并威尔士后英王赐予长子的头衔，并一直沿用至今。等同于英国王储。

语言课本中常常会为读者在课后设置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