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面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浴所活着的。王琛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1974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了。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军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驭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她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她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她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她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肘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趁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样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我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问：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样咀嚼“爱你”。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暧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按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按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早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他完全能这样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迸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两个年轻女人一块儿，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仨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俸。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按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赔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至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了。

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总编、杂志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一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自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自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中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拌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麦当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负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的。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也许。

你可以这样推测。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于你们所称的“恋父情结”。

对舒茨？不恨。记得我讲过，我不恨绝大多数人。谁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挟，撕毁推荐信，半强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爱。真的不恨。噜噜苏苏要我吃多种维生素，在日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这个老舒茨。他对我背地里奔忙，欲离开他统治的亚洲语言系只是哀伤地一笑。我感谢他的诚实和勇敢，把和他已形成血肉联系的妻子一点点摘除。他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觉得我刚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觉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种顶替。因为我从未那样主动过。从不那样，狠狠的。我冒出几个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爱你”之类。可能还从我大睁的眼睛里，他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见。他怀疑到他从头到尾在顶替，感谢他什么也不问。婚姻本来是对爱情的顶替啊。

我又多占你的时间了吧？

谢谢。它是舒茨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是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从旧货店买的。逛旧货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里藏的故事！不过我主要为省钱。

他们不一样。他们太年轻、太新，想旧些，反主流些。

谢谢。晚安。请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个方便，把就诊改到明天？

没什么，我就想去湖边走走。

公用电话。一个人。

没关系，就是冲雨来的。

担心我往湖里跳？绝对不会。从我看了《读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两个人和一帮警察怎样把那个爬到高速公路桥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劝下来之后，我觉得自杀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没读吗？那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为生日没接到任何“生日快乐”的电话而做出自杀决定的，他悬在半空，悲痛地哭着说：连我的祖母都没有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很悬，自杀到一半被人劝住了。所以你别担心，因为我开始想自杀究竟有多少庄严的成分，多少作态，多少出丑。

你也听得见雨声？是雨点砸在电话亭上的声音。

我需要想一些问题。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还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骚扰开始的。告他对我不利，对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实。他手里现在还握着一个讲师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给我。把这个被几十个人紧盯的空缺给我，他必将失人心，必将承受更大的声誉和人格的损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牺牲应有价值，应有实在的等值的回报。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雨天里。

像任何地方一样，系里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游艇上。

报上的统计数字：一个年薪三万的职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竞争。另一个统计：平均十个女学生中，有三个或更多以隐瞒性骚扰而获得高分数。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问到时出来个意外回答。学校在女学生和女教师中做性骚扰的统计。是替一家杂志做的。

我不知我到时脱口会讲出什么。

那，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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